北魏对西域的经营及其特点

北魏对西域的经营过程就是和柔然的斗争史,并且没有在西域取得优势地位,且在后期基本退出西域,但是北魏却和西域保持了非常密切的贡使往来。     

边疆理论研究的共性与个性问题探讨

大约20年之前即有学者呼吁构筑或建构中国边疆学以及学科体系,随着中国大陆学界对边疆研究的推进和积累,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撰文对如何构筑"中国边疆学"提出见解。在多年的研究与实践中所涉及到的边疆研究中的共性和个性问题,反映出了人们对事物认识的两个方面。其中,边疆的共性决定学人认识的基本性质,而学人间对边疆个性认识的差异,导致业内出现了如何界定边疆学的出发点的命题。"传统边疆研究理论和旧的边疆观"即传统的边疆研究体系,与"新的边疆研究理论和新的边疆观"即新的边疆研究体系,其实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如何解释和更深地研究边疆、建构边疆学以及学科体系、实现边疆研究的个性与共性的通约与转化,已经成为一个很现实的命题,对于国家决策能否有边疆理论的支撑至关重要。     

北魏对河西的经营和开发

河西是北魏统一北方的最后一个地区,既所谓“新附”之区。对此,北魏采取有力措施,一方面用武力消除北凉残余势力,巩固统一;另一方面实行农牧并举的经营开发战略,使河西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为隋唐河西经济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皖北镇守使述论

皖北镇守使是民国时期(1913-1926)在安徽皖北地区设置的军事政治职位,统辖区域内的军民政务,绥靖地方、安定社会,是民国初年北京政府在地方上实行的一种特殊政治制度。皖北镇守使通过剿匪、平定民变兵变,维护社会治安,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保障了社会稳定。     

边疆党建与边疆治理现代化

边疆党建是边疆各级党组织通过贯彻实施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决策部署,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不断提高领导边疆治理的水平,进而促进边疆发展,确保边疆稳定安全的活动和过程。边疆党建对边疆治理现代化发挥着强大的引领和保障作用。充分开发边疆党建的治边功能,需着力解决以下边疆党建短板:准确定位边疆地方党委在边疆治理中的领导职责;重点提高边疆党的基层组织的覆盖率和组织力;把边疆各级党组织建设成为服务型、学习型、创新型党组织;培养适应边疆治理现代化需要的高素质干部;构建和完善边疆党建质量评价制度。     

崔浩与北魏经学

崔浩与北魏经学关系紧密,其经学思想在太武帝时一度成为官方统治思想。通过对崔浩的经学著作、经学倾向与特点、经学地位、经学影响四个方面的梳理,来明确崔浩在北魏经学史上的地位。     

论东汉国家边疆问题的决策体制——以北方边疆问题为中心

东汉国家进行决策的北方边疆问题,既有涉及到国家军事安全、边疆稳定的全局性问题,又有如何经营边疆等具体问题。这些问题主要由中央官员和边郡郡守、领护官员提出,通过廷议和四府(太尉、司徒、司空、大将军府)两种决策方式予以解决。绝大部分中央文武官员都能参加的广泛性,使东汉边疆问题的决策体制具有纠正决策失误的特点。正因如此,给对东汉北方边疆安全带来严重后果的消极御边和羁縻意见,才大多没有被采纳为国家决策。     

陶行知与近代边疆教育

1917年留学归国后,陶行知一直关注着边疆教育。促使他关注的原因主要是与其不满于中国教育的落后状况,担忧着日益严重的边疆危机,以及致力于发动全国各族民众参与抗战有关。二十多年间,陶行知参与了许多发展边疆教育的实践活动,并提出了一系列宝贵思想。通过这些活动和思想,陶行知推动了教育界人士投身边疆教育,增进了各族教育家的交流,培养出一批关心边疆教育的优秀人才,为近代边疆教育的发展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当代中国边疆与边疆治理研究综述

边疆治理离不开对民族国家构建的探讨,离不开民族问题(包括跨界民族)、宗教问题、国家认同、地缘政治、国际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文章通过研究已有成果,结合当前我国边疆形势,探讨今后中国边疆与边疆治理研究的朝向。     

关于北魏"赐宴"的问题

赐宴作为一种特殊性质的宴会,一直以来都被统治阶级利用作为一种恩赐的手段以维护其王朝的稳定和延续。北魏一朝的赐宴有国宴、喜庆宴、尊老宴、庆功宴等,宴会的举行、地点、参加人员等都与时政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是北魏汉化程度、政治安危的折射。     

北魏移民初论

民户大迁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要历史特征。然而史家多注意西北各少数民族内徙和“永嘉之乱”后北民南迁的情况,对北魏的移民活动留意甚少。本文在对北魏移民做概括性介绍的前提下,着重论述北魏政府对移民的处置措施。文章认为：北魏移民总数达５００万人,构成复杂,流向呈内聚性特点。北魏政府对移民的处置主要有四种情况：对自发移民纳入郡县体系;对京畿移民实行“计口授田”;对北镇移民实行双重管制;对移民上层中的汉族地主阶级予以区别对待     

清代官方史籍的修纂与边疆问题

清朝疆域辽阔,统治者在对边疆进行经营管理时,非常自觉地通过官方修史来表达自己的边疆观念。其表现主要有三种：一是通过官方修史把边疆的各种变化及时写进史书,以昭“天下一统”的疆域观念,不断强化人们的国家版图意识。二是着力记述边疆与内地的联系,维护祖国边疆统一。三是记载统治者对于边疆问题的忧患意识,及时总结安定边疆的经验,警醒人们注意防范边疆危机。把史书编纂与王朝疆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官方史籍的修纂,记载国家疆界,强化国家一统,借修史表达统治者的边疆意志和利益要求,是清代官方史学的重要现象。     

试论北魏的官营苑囿与国营牧场

鲜卑拓跋部原本是一支从事射猎——畜牧业的草原游牧民族.北魏王朝建立之后设立的一大批官营苑囿和国营牧场就是对其原有的射猎——畜牧业的继承和发展.官营苑囿主要用来满足皇室的各种需求,国营牧场则主要用于满足国家的军事需求以及对于畜产品的消费需求.随着北魏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拓跋族的封建化进程的日益加深,官营苑囿因其重要性降低而被大量罢除,国营牧场则因其地位的重要性而被保存下来.     

论我国边疆理论的言说困境与创制逻辑

在当前的国际边疆话语体系中,不管是领土、主权、边界等硬边疆概念,还是利益边疆、战略边疆、文化边疆等软边疆理论都是西方国家创制并占据国际边疆话语体系主导权的边疆理论。随着中国的崛起与国家利益的外溢,中国迫切需要用传统与新生的边疆理论来阐释中国的和平崛起,解读并维护国家利益。然而,具有浓厚帝国思维和霸权色彩的软边疆理论,却使中国的边疆话语言说陷入了一种两难的悖论：不承认西方边疆理论话语,则中国无法与国际主流边疆话语进行对接与勾连;承认西方两极对抗下产生的软边疆话语体系,又无法解读中国的包容和合与和平崛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边疆理论建构,需要我们对既有的西式边疆话语体系进行正本清源式的梳理与凤凰涅槃式的重铸。     

张彝与北魏社会变革

张彝是北魏名臣,作为北魏孝文帝改革的积极推动者,为迁都洛阳和推行汉化政策做出了一定贡献。其因经常出使巡检地方,办事雷厉风行,而声名远播。他在担任秦州刺史期间,为我国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萨珊波斯与北魏平城

公元5世纪的平城是丝绸之路东端的中心城市,平城尤与萨珊波斯具有紧密而直接的联系,平城出土的中亚与西亚金银器与玻璃器印证了这一史实,这些联系直接促进了北魏玻璃工艺的发展,并对隋唐文化的繁荣产生了广泛影响.     

北魏司徒职掌考略

北魏时期,司徒几乎为常设职位,北魏司徒职掌不仅涉及民事权力,还对军事、人事乃至营造事务都有干预,北魏司徒是握有一定实权的。     

北魏汉化与反汉化思想研究

汉化是北魏政权发展的主流,且往往伴随着专制皇权的发展而发展。北魏反对汉化的人主要是鲜卑贵族,他们的利益大都和旧式的游牧经济有关,因而反对汉化和专制皇权。孝文帝时期,北魏的汉化达到了一个顶峰。但孝文帝的汉化在选官上只重门阀不重才能,重文轻武,最终导致北镇下层士兵起义,政权被北镇豪强酋帅集团所推翻。     

北魏音乐历史考源初探

"一带一路"愿景下音乐文化的发展与创新,是当前国内、国际经济互通发展中,文化互通的必要产物。"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再次提出,除了经济的互通外,文化交流也是不可缺少的。关于北魏音乐形态的历史考源,是将古丝绸之路上传入北魏的音乐形态,以及鲜卑少数民族政权对汉音乐文化的吸收融合为对象,进行的探究,也是"一带一路"发展思潮下,对于北魏音乐与"丝绸之路"上音乐文化关系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