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妆浓抹总相宜－－浅谈苏轼诗的艺术功能

本从“苏轼诗”中反映民生疾苦的诗、针贬时弊的政治讽判诗、抒发个人情怀的诗、清新亮丽的咏物诗这四个方面论述了苏轼诗“诗言志”、寓物托讽、驰骋想象、蕴含深邃等诸多艺术功能。     

苏轼“乌台诗案”述评

据《宋史·苏轼传》记载: (苏轼)徙知湖州,上表以谢;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诗托讽,庶有补于国.御史李定、舒、何正言(臣),摭其表语,并谋蘖所为诗,以为讪谤,逮赴台狱,欲置之死.锻炼久之不决.神宗独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 这段不足八十字的正史,记叙的是距今九百多年前的北宋神宗朝,杰出的文学家苏轼“坐作诗讪谤罪”,被御史台关进监狱,酿成我国历史上闻名千古的文字狱“乌台诗案”[1],只是,记叙太简单了.乌台诗案的档案材料,南宋蜀人朋九万手录付刻,成《东坡乌台诗案》,其他还有周紫芝的《诗谳》,清人张秋水编纂的《眉山诗案广证》,今人陶道恕著的《乌台诗案新勘》等书,才使乌台诗案的真象,得以大白于天下,流传至今. 起因:新旧党争,种下祸根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他是一位文学天才,同时也是一位关心人民疾苦,较稳健的政治革新家.正因为如此,他的政敌才从他的文字入手,有意陷害他.乌台诗案的起因是较复杂的.宋神宗赵顼,是一位希望自己有所作为的国君.熙宁二年(1069年)他任命王安石为相,实行变法.苏轼早在宋仁宗时,就曾上书言事,提出改革吏治的主张,但他与王安石的新法主张有所不同.苏轼于熙宁四年(1071年)上书神宗针对新法,提出不同政见,王安石非常不满,支派御史谢景温“论奏其过”,从此,苏轼与变法派结下不解之怨,受到变法派的排斥.由于在朝中十分孤立,苏轼请求外放,先后出知杭州、密州和徐州.在这段时期,他长期亲民,深知民间疾苦,在执行新法时,“每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少安”,政绩斐然.同时,他对于新法的弊端,又寄物托讽于诗文,“庶几流传上达,感悟圣意”.王安石变法失败后,于熙宁七年(1074年)罢相,宋神宗由变法转为改制.但是,混入新党的一批奸佞小人,仍然窃据要津,他们把变法改制蜕变成专门打击陷害异己的政治角逐,对政绩昭著的苏轼,唯恐其还朝受重用;对苏轼嘲讽新政的诗文,更是恨之入骨,因此,这批奸佞小人,常思伺机报复,置苏轼于死地.应该说,政治上苏轼为政敌所不容,文字上又授人以把柄,这便是乌台诗案产生的原因.     

"以诗为词"之我见

苏轼提出“以诗为词”的创作主张，这一主张有些违背作词的基本原则。从苏轼的作品看，其创作实践并未坚守其理论，有些地方甚至违背了“以诗为词”的主张。从苏轼的主张看，他主张词、诗共源，词只不过是“长短句诗”而巳。这将会使诗词出现合流的现象。苏轼“以诗为词”，不仅以诗的题材内容入词，还以诗的创作形式、创作方地广泛入词，这样就使苏轼许多词作常与其诗混淆难分。苏轼把“诗序”入词，结果使他的原有词牌往往被人遗志，反而经常取其词序和中词句当作新词牌名，这并非对词体的革新。     

从诗序看苏轼对“以文为诗”的发展

苏轼的诗歌中有一百二十多首有序言,其诗序的实质就是直接以“文”的形式作为“诗”的一部分,就是“以文为诗”。苏轼的诗序内容丰富、具有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同时,诗序与诗歌正文在内容、用韵、意蕴、风格方面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只有在诗歌整体中,超越诗序与诗歌正文的内容意义与审美风格才会呈现出来,诗序只有在诗歌整体中才能实现其价值与功用的最大化。“文”成为“诗”中不可分割的有机体,苏轼就这样以诗序的形式对“以文为诗”作出了发展。而苏轼笔下的诗序之所以有如此风貌,既根源于宋代的文化思潮,也是苏轼精神主体之彰显、内在素质自然流露的结果。     

论苏轼理趣诗的情与理

文章欲从苏轼理趣诗与魏晋玄言诗的关系以及苏轼理趣诗的“理”与宋理学的区别进行探讨,来对苏轼理趣诗进行界定。对苏轼具体的理趣诗作分析,知晓苏轼理趣诗是情、景、理三者的有机融合体。苏轼理趣诗的情与理的创作方式成为宋诗理趣诗的典范,也是理趣诗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词之“本色”与苏轼的“以诗为词”

本文以苏轼“以诗为词”为中心,阐明词并没有特殊不变的“本色”,因而北宋以来的本色论者反对苏轼“以诗为词”,谓苏词“非本色”的论调是错误的。本色论者没有看到苏轼“以诗为词”的原因与实质,从而不能对苏轼“以诗为词”在词史上的意义与功绩作出恰当的评价。     

论苏轼理趣诗的情与理

文章欲从苏轼理趣诗与魏晋玄言诗的关系以及苏轼理趣诗的“理”与宋理学的区别进行探讨,来对苏轼理趣诗进行界定。对苏轼具体的理趣诗作分析,知晓苏轼理趣诗是情、景、理三者的有机融合体。苏轼理趣诗的情与理的创作方式成为宋诗理趣诗的典范,也是理趣诗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词之"本色"与苏轼的"以诗为词"

本文以苏轼“以诗为词”为中心，阐明词并没有特殊不变的“本色”，因而北宋以来的本色论者反对苏轼“以诗为词”，谓苏词“非本色”的论调是错误的。本色论者没有看到苏轼“以诗为词”的原因与实质，从而不能对苏轼“以诗为词”在词史上的意义与功绩作出恰当的评价。     

白居易讽谕诗价值新探

讽谕诗是白居易诗歌创作的重要部分。本文试图从认识价值、功利价值和语言成就三个方面,对讽谕诗的成绩与不足进行探讨。 1 白居易讽谕诗的主要成就,在于它真实地反映了中唐时代的社会现实,深刻地揭示了多方面的重大社会矛盾,具有多方面的认识价值。讽谕诗都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的闻见之间的“足悲之事”。笔锋所及,上至国家大事,下及风俗人情,或反映民生疾苦,或抨击横征暴敛,或揭露权贵的荒淫,或谴责不义的战争,从众多的方面为我们描绘了中唐时期广阔的社会画面。     

白居易讽谕诗的人道理想

一陈寅恪先生在其(《元白诗笺证稿》中指出:“元白集中俱有新乐府之作,而乐天所作,尤胜于元。淘唐代诗中之钜制,吾国文学史上之盛业也。”如果说,元、白所倡导的新乐府运动是中晚唐诗坛现实主义的高峰,那末,以《秦中吟》、《新乐府》为代表的讽谕诗,则是白居易诗歌创作的高潮。尽管这些为“时”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的讽谕诗,历来被不少诗论家讥为“浅俗”而遭到“艺术性不强”的非难,但如果我们试从白集中抽出这些跃动着时代的脉膊、现实性极强的讽谕诗,白居易的作品恐怕将因此而显得苍白无力,很难同他得到的“伟大现实主义诗人”的称号名实相副了。     

征鸿初起 势新蝉第一声——苏轼“南行诗”述评

对苏轼作品的研究,人们关注的往往是其成名及以后的作品,然而,苏轼的灵感火花并非是偶然间点燃的,其许多名作的奠基内含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本文试图从苏轼的“南行诗”入手,着重分析“南行诗”的思想艺术特点及其对后来诗歌创作的影响,探究“南行诗”作为苏诗创作发蒙的地位与作用,探讨“南行诗”创作经验为苏诗发展提供的必然性价值因素     

试论“乌台诗案”对苏轼思想及创作的影响

苏轼一生深受儒释道思想的影响,思想比较复杂、这几乎是所有论家的一致意见。当然儒释道三家对苏轼的影响并非均衡发生,而是随着他人生际遇的不同各有轻重,这几乎也是所有论家的一致意见。在苏轼思想嬗变的过程中,“乌台诗案”所发生的影响尤为人们所关注。很多的论者将“乌案”视作苏轼思想及创作的一个转折点。笔者以为:“乌台诗案”是苏轼政治上不成熟的产物。唯此,乃造成他一生的第一次跌荡,从而造成他思想及创作的质的飞跃。笔者拟从“乌台诗案”前后苏轼思想的变化来探讨“乌案”     

文同诗文中的"苏子平秘丞"不是苏轼

库万晓、木斋二位先生在《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6期刊登的《论文同诗中之“子平”为苏轼》一文中认为文同诗文中的子平当为苏轼,而孔凡礼先生却提出了异议,他提出文同诗中的“苏子平秘丞”不是苏轼的文献依据,文章并论及了苏轼未作舒州团练副使等问题。     

论“乌台诗案”后苏轼词旷达背后的心理实际

“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点,它对于苏轼词风格的转变起到了突出的作用,经历这一劫难后,苏轼前期绝对的乐观与旷达已经沾染上了更复杂、更深重的情感意蕴.不懈追求儒家理想却不可得的痛苦、思念亲朋却不得厮守的孤寂、时光宝贵却匆匆易逝的凄凉,在苏轼“乌台诗案”后的词作中相互交织,不容忽视.     

对陶渊明的推崇与苏轼词的士大夫精神

苏轼“以诗为词”完成了词体由“伶工之词”到“士大夫之词”的彻底转变,使词真正成为陶冶士大夫情怀,显示士大夫精神的一种文学载体.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极端推崇陶渊明的第一人,理解苏轼的尊陶思想有利于我们去窥视苏轼词中的“士大夫精神”,加深对苏轼在词史上地位的认识.苏轼对陶渊明的推崇集中体现在他给弟弟苏辙的信——《与子由书》中.在这封信里他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不仅如此,苏轼还对陶渊明诗——追和,得诗一百二十四首.在词体创作中也有隐括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哨遍》(为米折腰),表现出了对陶渊明如痴如狂的热情.     

苏轼词论浅析

苏轼以其跌宕的生活经历,崇高的性格气质,聪颖的才学,创作出“自是一家”之词,倡导“以诗为词”,这样的豪放之词偶尔不协音律,在北宋词坛上独树一帜。从苏轼崇高的人生观入手,探讨苏轼写词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进而分析苏词“自是一家”“以诗为词”的创作主张,指出苏轼词自是“曲子缚不住者”,引出后人对苏词的评论及苏词对后人的影响。     

论北宋初中期“以诗为词”创作倾向的发展轨迹

“以诗为词”可以说是因苏轼词的风格和作法而得名的，但它并非始于苏轼。从北宋初到苏轼，“以诗为词”创作倾向经历了它的酝酿期、成长期和成熟期。在这个发展轨迹当中，有潘阆、范仲淹、张先、晏殊、欧阳修、王安石、晏几道等一批各具特点的词人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或创作理论，从题材、语言、风格、手法等方面逐步发展了“以诗为词”的创作倾向，为苏轼对其的成熟作了先期准备。     

蜀道莽苍 国步艰难——析李白《蜀道难》寓意

关于李白《蜀道难》的政治寓意,众说纷纭。我谈谈自己的看法,敬请专家指正。 一 我们先研究一下《蜀道难》中的一节诗,这节诗是: “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撇开这节诗的其他方面不讲,仅就字面上看,那末这节诗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朝廷任用非人就要造成军阀拥兵自重、恃险割据,甚至倾复社稷的问题。这点前人已有说明,有人就明确指出李白的《蜀道难》是“讽章仇兼琼”。既然这样,那末当时的朝廷存在不存在任用非人的问题?《蜀道难》是不是在“讽章仇兼琼”?如果不是,又是“讽”什么人?     

苏轼《初到黄州》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这是宋代大诗人苏轼作的一首诗，叫做《初到黄州》。一讲到苏轼，三个名词会同时进入脑际：首先是“苏堤”，苏轼为官抗水造福百姓的水利工程，至今还是杭州城里的一大景观。其次是“东坡”，苏轼的别号，因其在诗、书、词、画上的非凡造诣和潇洒自如的文人气度而一再为人们所引为广告之语，比如“东坡肉”、“东坡酒家”、“东坡酒”等。第三个名词是“乌台诗案”，这里面还有个小故事。苏轼曾用诗句来…     

诗的画中态--试以李白、苏轼的诗作比较

该文以李白的诗与苏轼的诗作比较，分析他们的诗的画中态。(1)诗人所处的年代；(2)诗人的性格特征；(3)诗人的“取景”视点；(4)诗中“点景”之物的区别；(5)诗中的用“色”。李白的诗像一幅幅泼墨大写意的山水画卷；苏轼的诗像一幅幅半工意的水墨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