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国故"价值重估——评胡适的"整理国故"之争

本文从"国故"的释名、学者对"整理国故"的不同态度和胡适整理国故的目的和方法及其实践效果等方面,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整理国故"之争的前因后果,指出胡适对中国古籍用科学方法作出的全面整理,目的在"化玄妙为平常",用以"打鬼".本文并指出整理国故的正、负面效应及其现实意义,澄清了这次争论的种种迷雾.     

浅谈清代宫廷音乐复古的现象与本质

在中国古代音乐历上"音乐复古现象"是一种在许多朝代都普遍出现过的音乐现象。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代出现了典型的音乐复古现象,特别是清代宫廷音乐。本文试从清代宫廷音乐复古现象的表现、产生的原因以及影响入手,具体分析了清代宫廷音乐的复古现象,提出了政治、经济两大原因,客观指出了其对后世音乐发展的影响。     

“整理国故”:“五四”激进文人的驳难与作为

"五四"激进文人发起的国故整理运动,引发了新旧学者整理国故的热潮,这股热潮引发了新旧学者激烈的论争。然而,取得国故整理成果的恰好又是那些对国故存有芥蒂和异议的"五四"激进文人。本文就上述现象的产生原因、论争内容和最终结果展开了深入探讨。认为:整理国故的学者的思想倾向鱼龙混杂,在新文化人那里,他们整理国故的主张也存在缺陷。总的来说,整理国故运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相辅相成的。在思想与学术、学术与文学、现代与传统等多元因素混杂交织的文化生态环境中进行的整理国故运动,其科学的研究精神和民间的价值趋向对于文学、历史、学术的现代转型乃至史学学科的建设、新文学秩序的建立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整理旧文学"与"整理国故"——论郑振铎治学思想的形成

作为一代历史记忆,"整理国故"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学术运动.延至文学领域,胡适以历史方法考证文学,开文学考据化的风气之先.在此背景之下,郑振铎提出"整理旧文学",其整理范围和方法与"整理国故"遥相呼应,并借助<小说月报>等文学传播媒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治学个性与研究范式.     

明代文学复古运动中衰深层原因探析

明代的文学复古运动,从活跃于弘治、正德年间的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文学复古流派开始,经过唐宋派的冲击后,其间出现了中衰,但终于又在嘉靖中期后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文学复古流派中继续进行下去。从其中衰的现象来看,包括"前七子"文学复古流派的消歇、唐宋派的冲击以及"后七子"文学复古流派的兴起这几个现象。要分析明代复古运动中衰的原因就不得不对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进行探析。在探析过程中也让我们看到了文学发展的复杂性与曲折性。     

建国以来关于"整理国故"问题的研究综述

受前几年国内学术界、思想界"国学热"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一度升温等现象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前后颇具影响力的以旧学整理为主要内容的"整理国故"运动,在2000年前后再度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特别是国内学界的重视,引起了众多学人的关注并参与研究,这与建国之初"整理国故"在国内学术研究中备受冷遇和批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此相关的一些新材料、新观点和新著述也纷纷问世.在新的研究视野里,整理国故不再是"狂舐千年枯骨",而是"以科学的精神与方法反对对主义的迷信,反对对思想的独断与专制,在学术上、政治上均有重大的意义".整理国故并非回到"晚清",而是发展了晚清以来存疑平等的学术精神,其主旨是"再造文明"--创造新文化.在反思顾颉刚发起的疑古辨伪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的某些全盘否定的偏激态度和治学观、阐述其学术思想和活动的历史局限性的同时,更指出疑古辨伪运动并非以破坏古史摧残民族自信为职志,而是要通过祛疑以坚信,去伪以存真,最终在伪古史系统的废墟上重建科学的真古史.这些都把"整理国故"的研究日趋推向客观与深入.     

论五四“新思潮”与整理国故的关系

五四"新思潮"的传播推动了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和深化,其所倡导的"科学的方法"和"评判的态度",对当时国学研究领域的许多学派学人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整理国故运动中,西方的一些学术思想、文化理念和治学方法得以在中国传播,并在学术实践中日益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在建设"合于世界发展潮流"的中华新文化、促进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转型等方面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复古编》简体字研究

汉字简化的历史悠久,张有<复古编>的简体字呈现出"弃字源俗"和"存简弃繁"两个现象.该书中被否定的简体字大多来源于前代的俗字.另外一种情况是字头本身就是现行简体字,后来出现过一段时间的繁体字体,张有在<复古编>中维护了简体字形,而对繁体字形持否定态度.     

"整理国故"与五四新文化

“整理国故”所蕴含的存疑与平等意识,明显地汲取了五四民主精神;“整理国故”所采用的实证主义方法,体现了五四的科学精神;“整理国故”与“文学革命”有机互动,深化了“文学革命”的内涵;“整理国故”的思想主旨是创造新文化;“整理国故”虽有偏差,但其本质与主流同五四新文化是一致的。     

复古与革新─—从复古运动看中国文学发展的背反律

中唐的古文运动，宋代的诗文本新运动、明代的前、后七子复古运动等等，它们大都打着复古之名而行革新之实，复古与革新这一矛盾是那样和谐地共存。本文对中国文学史发展中普遍存在的背反现象作了初步探讨。     

逆流而上,孤寂谢幕——论国粹派探索国学教育之路

辛亥革命以前,国粹派提出用国粹激动种姓的思想,举办国学讲习会,从国学中挖掘人物事迹、阐发民族大义、弘扬爱国精神,在配合革命宣传、抵制盲目西化等方面,发挥了较为积极的作用,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但由于国粹派内部政治、文化观不同,辛亥革命胜利后,国粹派分道扬镳。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粹派倡导复古存学的精英式教育,逐渐蜕化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一翼,对教育的发展起了阻碍作用;随着教育平民化、科学化运动的广泛开展,国粹派教育思想终于在30年代后期孤寂地落幕。     

唐人引《诗》之考察

唐人议论而好称引经典,<诗>是常用者之一.考察唐代士人的议论引<诗>情形,可以看到,随着经学的统一与复兴,他们继续着汉人所建立的言说传统,以<诗>为发言立论的政治依据.不同的是,唐代经学因为与科举考试结合而出现的经学教育平民化,既使儒家经学获得前所未有的普及性教育,而重经文、轻义理,读经者多、研经者少的经学状况同时又潜藏着经学衰落的危机与变革的契机.通观唐人议论引<诗>的情形,可以见出<诗>在唐代随同政治的盛衰而有起落,而这一起落反映的是儒家经学在唐代的盛衰转变.     

蒲松龄悍妒题材的文化解读

明末清初时女性的悍妒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引起了当时以拯救世道人心为己任的文人士子的关注,蒲松龄是众多文人中值得注意的一位。蒲松龄对悍妻妒妇的描写呈现出鲜明的特征,其中传递出复杂的社会文化心理因素。     

种群密度制约原理在生态恢复中应用的思考

种群密度制约是种群自我调节的重要机制，是生态学的重要原理之一，而且被列为恢复生态学的重要原理之一。现有资料表明：该原理在国内的研究多处于证明阶段，缺乏实际应用。本文分析了不同生态恢复途径下如何应用种群密度制约原理，认为：在人工重建生态系统时，应该注意种群的合理密度；在实施自然恢复的生态系统中，应该增加人类活动的积极干扰，控制植物种群的密度，使植被得以快速恢复。     

论屠隆“性情说”对复古派“情真说”的发展

复古派"末五子"之一的屠隆文学思想表现了由复古向性灵过渡的特征.屠隆的"性情说"提倡文学抒发个人性情,以"各极其致"取代格调作为评价文学的标准,从而超越了复古派的格调理论."性情说"是对复古派"情真说"的继承和发展.从屠隆"性情说"的内涵中可以看到,随着时代思潮的变迁以及文人思想的变化,复古理论中的某些理论内涵会发展成导致复古派消亡的内在因素.     

论中国古代的取士制度对士人人格精神的影响

先秦时期,客观上,诸侯纷争,天下离崩,出于需求,诸侯们迫切招挽士人;主观上,士人们掌控了文化的生产与销售,处于主动地位,因此他们的人格精神能够得到尽情彰显。两汉以降,天下一统,君主们相继推出三种取士制度（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控制了士人们的出仕之途,士人们逐渐处于被动地位,从而他们的人格精神也受到压抑,逐渐走向萎缩。     

忧患与超越--中国古代士人内心矛盾分析

中国古代士人,是精神文化的创造者、传播者、接受者.从古至今,士人对文化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从其心理看,不出两面,既有政治依附意识,又具有反叛性格,故统治阶级对士人采用两手进行控制,即拉拢与镇压,从而形成其矛盾心理.掘其根源,由道统意识、超越意识、忧患意识、功名意识所致.     

横看成岭侧成峰——对用典之争的梳理兼论用典原则

长期以来,人们对诗文中是否用典及用典优劣各执一词,见仁见智,这是因为论者皆从各自立场和目的出发,对其进行较为率性的评论所致。实际上绝不应该硬说其好坏,而只能说,典故用得恰当适宜,就能丰富诗文表现力,增添烟水迷离之致,用得过滥过僻,则易流为陈词套话或晦涩难明。     

元末明初江西十才子论考

西昌族群的核心,是"南唐故家"。出于对家族来源的永久追忆,南唐故家有外向的文化心理。尽管得天独厚的居息环境,使故家旧族成员无慕外累;但这种自足的生态,并不导致自我封闭。而西昌便利的水陆交通,也为居民出行提供条件。只要交通无阻,人事没有挂碍,西昌文士游历的身影,就会出现在大江南北。当元末江淮兵兴,南北交通被阻隔,西昌文士虽不能肆意远涉,却仍在省郡范围广泛交游。他们以西昌文苑为基地,近交吉安路的名士才彦;再沿着驿道,或顺着赣江,往北过临江路,通达省会南昌。就是在这条交通线上,他们与两地文士来往。而从反方向来看,西昌踞江西南部交通要道,是去往闽中岭南的中继站。从南昌临江方向来的文人,就有机会同当地文人交往。元末临江和南昌两地,汇聚了一批文雅之士。此两地人员频繁交往,所行文事又密切联动。他们或以德性学问相尚,或以书画诗歌文章交好,共同推动此方文学活动。当西昌文人一旦来仪,就会与他们发生交往。而西昌文人道艺双修、学道工诗的品质,也更能引起同类关注、激发尚友的热情。在这三方文学资源中,最强劲的是西昌文学。它以僻处一隅的次文学群落优势,竟占据这场三方联动的核心地位,从而主导元末江右文学的总态势。而在这个总的态势下,又形成多重文人圈属,有所谓十才子、七诗友等组织形式,呈现元代末世的江右文学繁荣景象。所谓江西十才子,应是个动态组合。以核心九成员为基数,从刘崧的交游圈计算,加郑大同即为十才子;从杨彭的交游圈计算,加刘永之即为十才子;从王佑的交游圈计算,加兄王沂即为十才子。而且,这种组合是出于某种默契,当时并没有谁来明确圈定。     

浅谈"防风神话"研究的若干问题——兼与樱井龙彦教授商榷

日本学者樱井龙彦对“防风神话”研究学者的方法进行了批判,认为他们违反中国传统文化,是采用“新方式”“重新创造防风旧传统”,“怀疑这是在某种意图下重新编制而成的故事”。但事实上,对于新发现的防风神话,神话学者们为辨真伪,都进行了深入了“田野调查”,且如实采录。这些神话,是“目前尚在群众口头流传的活态神话”,而绝不是新时期“重新编制而成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