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与《多余的话》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被国民党杀害于福建长汀。据在场目睹者描述：瞿秋白从容镇定地走出长汀中山公园,边走边与同行者谈话。＂信步至亭前,见小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酌自饮,谈笑自若……”“高唱国际歌,酒毕徐步刑场。”他指着一处草坪,微笑着说：“此地很好!”遂盘膝而坐……     

瞿秋白《多余的话》中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观

瞿秋白狱中所书《多余的话》能够反映出其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所作出的个人兴趣、乃至生命的无畏牺牲。更进一步,对于荣誉的第三重牺牲,是瞿秋白革命精神的独特部分。一切为人民的初衷,革命与责任高于生命以及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革命态度的无产阶级英雄观。深刻体现了瞿秋白一心为革命志业争取主动、争取进步、争取胜利,为人民幸福奋斗终生的革命精神。     

从“多余的人”到《多余的话》——略论瞿秋白的“两头真”

瞿秋白是＂两头真＂的杰出代表,极富个性和价值,集中表现在自我定位、心灵解剖和身份认同上。早年赴俄时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和晚年被俘后所写的《多余的话》,就是他献身革命历程一头一尾的真实的内心记录,不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散文珍品,而且为研究现代中国的社会、思想、政治、革命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更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抉择和人格修养提供了极其宝贵的道德资源。在中国现代文学史、革命政治史、思想文化史上,他都是一个＂多余的人＂——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过渡时代英雄——的光辉典型。     

《多余的话》的魅力和价值新说

《多余的话》是瞿秋白的狱中遗作。其魅力缘自作者不同凡响的一生经历,在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早期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有着强烈暗示力的话语、话语塑形的风格,以及它向世人所展示的瞿秋白的信念、情怀和人格形象。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思考了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怎样才能把党建成一个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革命应该采取怎样的斗争策略等问题,并已触及了对革命队伍中人的价值、尊严问题的思考。《多余的话》是对历史的见证和交代,也是留给后人和未来的。《多余的话》的这些内在价值进一步彰显了其魅力。     

政治语境下的知识分子身份认同——从《多余的话》看瞿秋白的身份意识

文人和政治家这两种身份认同的激烈交锋贯穿了瞿秋白短暂的一生。从《多余的话》中可以看出,瞿秋白明显趋向于文人身份,而对政治家身份持拒斥的态度。这与他对革命的理想化认识及其绅士意识有关。瞿秋白的悲剧与其说是他个人的性格所导致的文人从政的悲剧,毋宁说是诞生在一个革命语境当中的知识分子的由于时代而造成的悲剧,甚至可以被看作是在我国现代社会急剧转型过程中知识分子命运的典型。     

沉郁悲愤——也谈瞿秋白《多余的话》的"作意"

瞿秋白就义前狱中所作<多余的话>的创作动机历来众说纷纭,文章认为在众多因素中,作者的情感因素不容忽视,不妨将之归纳为"悲愤说":他的气质性格、他在党内长期受到王明路线残酷迫害的事实以及私人情感等多方面的因素,使他在临死前需要把这种长期郁结于胸的悲愤宣泄出来.     

瞿秋白和多余人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和名的革命烈士。他在生命最后时刻留下的颇多争议的《多余的话》,显示了他的多余人气质。在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及其一些杂记随感中,他作为抒情主人公,和多余人形象一样,蕴含着丰富的人性魅力,从而获得社会史思想史以外的学史价值。     

忏悔的"贵族""贵族"的忏悔--再论瞿秋白《多余的话》

瞿秋白同志是20世纪献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贵族革命家。他以毕生的革命实践演示了贵族革命的艰巨性,他在就义前写下的《多余的话》,充分表现了其作为贵族革命家的精神特征。求真的革命认同和历史批判意识是其"误会"与"多余"两大情结的精神基质,它雄辩地证明了秋白革命的纯洁性、深刻性和彻底性。     

《多余的话》之再解读

《多余的话》自问世以来，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它进行了多种不同的解读。瞿秋白同志之所以心忧，是因为他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仍关注着党的安危和整个中国革命的前途。他为苏区被毁、革命受挫而心忧，为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而心忧。瞿秋白无办法解决王明路线问题，就只能采用一种委婉的方法，严厉斥责以及深刻检讨自己的方法，来曲折地流露出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感。     

同质异构写“本味”——读《多余的话》和《随想录》

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和巴金的《随想录》产出时间相距约半个世纪,无论写作背景、作者经历、气质、身份,还是对它们的接受,都有明显的区别。但是,抉心自食,严格地解剖自我,对历史高度负责,表现出作者的磊落情怀,却是两个文本共同的特点。     

The Time Value of Qu Qiubai’s Creative Thinking

Qu Qiubai is a Marxist,proletarian revolutionist,great thinker and theorist who was never afraid of conducting creative thinking.It is creative thinking that have helped Qu Qiubai to accurately feel the pulse of the times,to timely respond to the requirement of the times and to scientifically answer the realist question raised by times in carrying out the China’s revolutionary theory into practice.In a word,creative thinking gave full demonstration to Qu Qiu bai’s time value by following the general trend and requirements of history and keeping up with the times.     

瞿秋白文艺大众化的“三化”原则

我国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文艺界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形成了几种观点,其中瞿秋白的文艺大众化的"三化"原则,即题材的斗争化、体裁的朴素化、作者的工农化,就是其成果之一,并成为他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略论瞿秋白的文学批评理论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以及文艺大众化问题,是瞿秋白文学批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认为瞿秋自在这两个问题上的观点,具有明显的“工具论”色彩,而贯穿其中的政治血脉则是“阶级斗争”,它反映了当时革命文艺队伍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立场和态度。瞿秋白也以此建立起一套具有典范意义的文学批评模式。     

浅议瞿秋白的文艺大众化思想

文艺大众化思想是瞿秋白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瞿秋白文艺大众化思想在＂向群众去学习＂的前提下,主要表现为文艺形式的大众化、文艺作品内容的大众化和大众化文艺的创作方法等方面。瞿秋白对大众文艺的倡导对改变当今大众文艺的＂低俗化＂倾向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作用。     

鲁迅与瞿秋白的翻译思想对比研究

20世纪是中国译学蓬勃发展的时期,因为这个时期的关于翻译的争论异常激烈:有长达八年之久的鲁迅与梁实秋的论战,也有鲁迅与瞿秋白的书信争论等等.这些论战中,首当其冲的是鲁迅和梁实秋之间展开的长达八年之久的关于文学与翻译的激烈论战,震撼了当时的文学界.这场争论涉及到了诸多方面的问题,如文学的阶级性、文学批评的态度、翻译的标准等等.另外这场论战的复杂性还表现在它一开始就掺进了敏感的政治因素,使得双方的态度变得严厉甚至敌对起来.可见,这次八年争论已不是单纯的翻译讨论了,而是带有浓烈的政治思想斗争色彩.与之相比,鲁迅与瞿秋白的翻译争论可以说是只涉及了纯学术问题.     

瞿秋白笔下人物形象的审美解读

瞿秋白的文学描写艺术集中体现在他笔下人物形象上。作者娴熟运用各种人物描写方法和艺术技巧,主要刻画了革命者、独裁者、普通民众及作者自我等四类人物形象,其中＂以形显神法＂＂效应烘托法＂＂特征勾勒法＂和＂内视角法＂等描写技法运用得极为成功,取得了较高的艺术审美效果。这些描写技法充分展示了鲜明的艺术特色：在人物形象身上折射出时代特征和社会背景;从独特的文化视角展现人物群像;审美描写与审美情感、审美判断有机地融合在一起;长于简笔,善用讽刺。     

五四时期瞿秋白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认知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五四时期思想界的一个重要关注点。1923年前瞿秋白在这一对范畴关系的认识上,既受到了此前思想界观点的影响,也有自己的看法。但同时也在关注着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也开始谈到了个性发展当融入社会发展之中,以及个性与阶级的关系。1923年后,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读和运用,使他对这一对范畴的认识在延续之前观点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变化。此时他并没有放弃对个性发展的追求,仍认同个人的历史价值,只是更着眼于在理论上论述社会对个人的塑造与决定性,个人人生观的阶级属性,意在说明个性发展的追求必须与社会发展、阶级发展的要求融合在一起,才能真正地实现,而脱离现实与集体的个性追求最终将归于破灭。     

20世纪以来的瞿秋白文艺思想研究述要

20世纪以来的瞿秋白文艺思想研究,是伴随着瞿秋白就义后的相关纪念活动展开的。综合国内外的研究情况,基本上呈现出从政治评价到政治纪念性评价再到文艺思想史观照的转变路径,而且整体系统的瞿秋白文艺思想研究仍有待开掘和建构。     

空间旅行与文艺思想转折——瞿秋白的苏俄经验意义及疏证

1920年,瞿秋白将十月革命后的“新俄国”当成自己精神“饿乡”的寓言之国,不顾一切地前往实地考察。这一壮举,既是出于他本人的现实生计考虑,也是他寻求异质资源的一次思想取经行动。它不仅给瞿秋白带来深刻丰富的异域文学经验,使其文艺思想增添了不少现代新质,更使他由此介入了中国现代文艺思想的左翼转折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