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庐山三谏蒋介石

1941年9月6日,《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在重庆病逝,年仅53岁。蒋介石在唁电中称:“季鸾先生,一代论宗,精诚爱国,忘劬积瘁,致耗其躯。”毛泽东、陈绍禹(王     

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公报(上)

《大公报》创刊于1902年，至今已有103年的历史，是中国新闻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和崇高声望的报纸。在她的103年的历史当中，抗日战争时期这一段，影响最大，声誉最隆，是《大公报》报史中的最光辉的一页。周恩来总理在1958年和《大公报》当时的领导人费彝民谈到《大公报》在抗日战争时的表现时，就曾经肯定地说：“她是爱国的”，“她是坚持抗日的”。毛泽东在1941年张季鸾逝世时发给《大公报》的唁电中，也肯定张在《大公报》的言论，“坚持团结抗日，功在国家”。这些都是对《大公报》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表现的最权威的肯定。     

向“报人模范“张季鸾学些什么

最近,在《百年五牛图》一书中,读到了一代报人张季鸾的事迹,受益匪浅.张季鸾,祖籍陕西榆林.1906年赴日留学5年,1911年学成归国,应于右任邀请,出任辛亥革命前后很有影响的上海《民立报》编辑,正式开始报人生涯.此后十余年,他辗转京沪办报,历任多家报社总编辑,文名天下皆知.1926年9月,他出任"新记"《大公报》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主持编辑、言论工作.     

文人的骨气

解放前的《大公报》是一家颇有影响的报纸，过去我们评价它是“小骂大帮忙”，如今有人提出新的观点，值得商讨。总编辑张季鸾是《大公报》三位创始人之一，他的办报指导思想，他的新闻编排业务和社评写作技巧，他大胆起用人才和培养人才的经验等等，都是新闻史上的一笔宝贵的财富。著名记者王芸生、徐铸成、萧乾、范长江等，几乎都与张季鸾的裁培和使用分不开。徐铸成晚年写过一本《报人张季鸾先生传》，从中可以看到一个文人的思想变化轨迹。     

试析张季鸾报刊思想的传统原动力归属

张季鸾的报刊活动主要集中于新记《大公报》时期,报刊思想主要包括"‘四不’方针"、"文人论政"和"报恩主义"三个部分。张季鸾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体系影响,养成了其特有的文人办报气质,成就了新记《大公报》的辉煌传奇。张季鸾主笔《大公报》言论的成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滋润和影响的结果,本质上是中国传统原动力驱使与策动的结果。     

新记《大公报》初创时期的社评探析

创刊百余年的《大公报》经历过众多历史阶段,曾分属不同报人或办报团体,1926年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接办的新记《大公报》将这张百年老报带向了辉煌。复刊初期的《大公报》以“敢言”著称,以张季鸾为核心人物,由胡政之、吴鼎昌组成社评团队,及至后来加入的王芸生、徐铸成、李纯青、曹谷冰等人,都是通过《大公报》社评来反映自身对时局的态度和表达他们所代表的丈人立场。本文拟从新记《大公报》在1926年9月至1928年9月期间的社评中,总结出该时期《大公报》的立论基础和写作特色,并折射出《大公报》一批丈人所坚持的“文人论政”思想。     

张季鸾的编辑思想与境界

张季鸾是我国著名的政论家,新闻界之巨匠,曾任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的总编辑,被周恩来誉为"文坛巨擘,报界宗师"。张季鸾与新闻事业30年结缘,辛亥革命后,他先后担任《民立报》分社总编辑、《大共和报》译员、《民信日报》总编辑、《新闻报》北京     

张季鸾与《大公报》

1926年9月,张季鸾与吴鼎昌、胡政之组成的“三驾马车”,以5万元资金为本钱,盘购了旧《大公报》馆,新记公司大公报就此续刊.以吴鼎昌的资金、胡政之的组织、张季鸾的文章组成的新记公司大公报里,张季鸾主持笔政,是《大公报》实际上的台柱子和挂帅人物.     

《大公报》的创办人英敛之

提起《大公报》,大家很自然就想到1926年9月1日以后它的社长吴鼎昌、经理胡政之、总编辑张季鸾。而对这张报纸的最早创办人英敛之,以及他为什么和怎样创办这张报纸等等,却多不为人所知或所知甚少。本文想着重在这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些情况。     

浅析抗战时期张季鸾办报思想

他的政论,论事析理,稳健明达,娓娓道来,入木三分。他就是民国时期最为著名的报人——张季鸾。研究张季鸾的办报思想,对于研究《大公报》,研究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思想与现今从事传媒工作都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     

浅析新记《大公报》的发展成功之道

翻开《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在其专门设立辞条的近代以来105位新闻界杰出人物中,有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杨刚、徐铸成、费彝民、范长江、萧乾、蒋荫恩、孟秋江、陆诒、彭子冈等12人,其事业的成就与一份报纸相关联,这便是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于1926年接盘续办、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产生过广泛影响的新记《大公报》(以下简称《大公报》)。     

王芸生与《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原《大公报》总编辑不仅是报坛名宿,而且是位研究有素的日本问题专家。他编著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七卷本),是一部研究近代史,特别是中日关系史很有价值的著作。该书不仅受到国内学者推崇,日本史学界对它也非常重视。这部书的缘起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三天,《大公报》领导人张季鸾和胡政之召开了从未举行过的编辑会议,讨论今后的编辑方针计划。张季鸾严肃地宣布:国家已面临紧要关头,我和胡(政之)、吴(鼎昌)两先生商定,报纸今后更应负起郑重责任。他宣布了两项决策,一为明耻,一为教战。所     

论张季鸾的办报思想——“文人论政”

张季鸾先生逝世50周年了。今天,我们纪念和研究他,不仅具有学术上的意义,而且具有新闻实践上的意义。1958年,毛泽东就曾对当时的《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说过,张季鸾这些人办报很有一些办法。我们报纸有自己的传统,要保持和发扬优良传统,但别人的报纸,如解放前的《大公报》,也有他们的好经验,我们一定要把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学过来。     

王芸生的新闻思想

1929年受张季鸾之邀进入《大公报》后,王芸生的命运便与《大公报》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了。王芸生从28岁到65岁在《大公报》连续工作37年之久,奉献了他全部的心血与智慧,他被毛泽东     

快捷、朴实、犀利、透辟──简论张季鸾撰写的《大公报》社论特色

张季鸾一生中曾参与编辑、创办过多种报刊,而其最辉煌时期当属1926年至1941年逝世前主持《大公报》这一阶段。他曾任《大公报》总编辑、总主笔,在这一时期,他撰写的《大公报》社评（即社论）曾经在当时社会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他对中国现代报刊评论写作形式和论述内容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大公报》的老报人曹谷冰曾概括张季鸾的政论“如昌黎,如新会,无僻典,无奥义,以理胜,以诚胜,故感人深而影响远。”①这里的“昌黎”即唐代韩愈,“新会”即为梁启超。韩愈和梁启超为文之道皆倡导“惟陈言之务去”的主张,他们主张文以立言,而语言…     

报人张季鸾对新记《大公报》影响探究

现代学界对新记《大公报》的成功主要归结为三点:吴鼎昌的钱、胡政之的管理、张季鸾的笔。本文意在通过研究新记《大公报》时期张季鸾其人、其办报思想以及张季鸾所取得的成就,揭示主笔张季鸾在此过程中对报纸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     

王芸生的幸遇——大公报杂忆之二

王芸生曾错误地指责中共,但仍不见容于国民党 1945年日本投降后,毛泽东主席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43天中,曾几次约见王芸生等大公报人,对大公报的状况做了了解,同时,他们也从毛泽东那里听到一些延安情况。在毛泽东快要离开重庆的时候,大公报曾在李子坝报社内设宴招待毛泽东一行。1945年9月20日晚7时许,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董必武应邀赴宴。宴会由王芸生主持,席间,王芸生提到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等话。毛泽东当即指出:“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的炉灶里不许我们造饭”,给以驳斥。毛泽东由重庆返回延安后,蒋介石并未遵照《国共两党会谈纪录》     

张季鸾的风范

张季鸾是中国新闻评论史上划时代的人物,新闻生涯丰富多彩,先后或参与或创办或主持过《夏声》杂志、上海《民立报》、北京《民立报》、《大共和日报》、《中华新报》、《新闻报》、《大公报》的编辑工作。尤其是在1926年和吴鼎昌、胡政之接办《大公报》后,主持《大公报》言论达15年之久。1941年《大公报》获得殊荣,被授予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最佳外国报纸奖,这是对张季鸾先生最好的肯定。1941年9月他去世时,周恩来、邓颖超曾送挽联一副,上联是:“忠于所事,不屈不挠,三十年笔墨生涯,树立起报人模范。”对张季鸾先生赠予了“模范”的高度评…     

抗战时期《大公报》(桂林版)彭子冈的“重庆航讯”特色

抗战时期《大公报》(桂林版)的长篇通讯,题材十分广泛,不仅颇具时效性,而且写得生活鲜活,深受读者的欢迎。早在桂版创刊之初,《大公报》的总编辑张季鸾就用老兵的笔名发表《重庆通信》。总经理胡政之参加国民政府的访英团归国后,曾于1944年4月19日起连     

毛泽东评论大公报和张季鸾

毛主席说,办报要听到各方面的议论,写评论才能有所谓而发。这方面要学张季鸾。 毛主席说,《大公报》从天津起家时是由三人“合作社”从别人手里接办的。这三人“合作社”是吴鼎昌出钱,胡政之经理,张季鸾主笔。吴、胡、张三人合办《大公报》时相约不做官,但后来吴、胡都做了官了,只有张季鸾没有官职,他却是蒋介石的“国士”。张本人年轻时在日本留学,虽然许多留学生都参加党派,但他始终超党派自居。此后,特别是在国共合作时期,他更是以第三者标榜。他在重庆经常来往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他同陈布雷交往甚深,同时也常到曾家岩走走,到处打听消息,然后从中做他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