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肉长城第一人——抗日战争时期的黄显声将军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黄显声率领的沈阳公安武装队伍是“当时沈阳唯一未执行‘不抵抗’命令的武装队伍”,对日军的入侵进行了英勇的抵抗。随后,黄显声在锦州致力于组织抗日武装力量的工作,他所领导的义勇军被视为“日军之劲敌”。东北军撤至关内,黄显声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接受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对寻求抗日救国的张学良将军的思想转变起到促进作用。西安事变后,黄显声为营救张学良奔走呼号,积极投入到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中去,最终被国民党当局幽禁。     

刘澜波对组建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历史性贡献

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党员刘澜波投身东北军中,以黄显声秘书身份帮助黄显声组建东北抗日义勇军。他帮助黄显声镇压汉奸队伍,组建东北抗日义勇军,制定义勇军的编委方案,收编与改组各地义勇军,同时还支持黄显声坚守锦州。他始终伴随黄显声左右,为其出谋划策,是他的亲信与幕僚,被誉为＂血肉长城幕后第一人＂。     

对日本军队侵略东北——蒋介石致电张学良:“不予抵抗”

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铣”(16日)电,下令不抵抗命令。张学良即将“铣”电转知东北各军政长官一体遵守。“铣”电如下: “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     

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与不抵抗政策

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曾长期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对内对外方针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不抵抗政策。“攘外必先安内”与不抵抗政策有何关联？有的同志认为，“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兴起，迫使国民党政府改变其不抵抗政策。1931年11月30日，蒋介石在顾维钧任外长宣誓会上演讲，首次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考’……”[1]笔者认为“攘外必先安内”并非是南京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的改变，两者一脉相承，其实质是完全一致的。一、周年代蒋介石提出的“摇外必先安内”有其特定的政治内…     

论"80后"写作的亚文化意义

本文所界定的“80后”写作侧重于“80后”与主流文学的差异性。其中忧伤、冷漠的写作姿态是“有意为之”的符号系统,其亚文化意义在于抵抗。抵抗社会、家庭、学校将焦虑的多次转嫁;抵抗应试教育体制对青少年主体性的忽视;抵抗成人独霸的关于青少年的话语权;抵抗束缚他们自由与自由表达的一切。然而,这种抵抗由于与妥协性相混杂,即使是象征的、非现实的抵抗,其力量也是十分微弱的。     

《终结者2018》——机器相生 无穷匮焉

2013年,“审判日”到来！超级军事计算机“天网”反叛,操纵着核弹炸毁人类主要城市,又驱使各种杀人机器向残余的人类进攻,人类则在“救世主”约翰·康纳的号召下艰难地抵抗。2018年,本该20年前就死去的死囚马库斯苏醒,骤然面对完全陌生的人类世界。“Who am I？”他带着疑问卷入了人类与机器的对抗中,前往人类抵抗基地……同时,约翰·康纳在寻找自己的生父卡尔·雷斯,     

“他者”的倒置与文化抵抗——《权力与荣耀》中的后殖民主义话语特征

根据后殖民主义理论中的“他者”概念与赛义德的文化抵抗理论,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说《权力与荣耀》对后殖民的叙述主要体现为“他者”身份的倒置和反教背景下意识形态抵抗的隐喻。小说颠覆了传统的“他者”形象,同时真实展现了第三世界国家在后殖民时代面临的现实和作为“非殖民化运动”重要部分的文化抵抗。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九一八事变60周年之际试评张学良将军当年对日寇“不抵抗的抵抗”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热河失守,张学良代蒋受过,被讥为“不抵抗将军”,这是一桩历史的冤案。“不抵抗政策”的制定者是蒋介石,张学良只不过基本上执行了这一政策。相比之下,前者是主动的,是历史的罪过,后者是被动的,是历史的过失。尽管张学良受到了“不抵抗政策”的掣肘,但仍率东北军展开了不抵抗的抵抗,演出了江桥抗战、双城阻击战、哈尔滨保卫战、榆关抗战、热河抗战、长城抗战等一幕幕抗日战争的历史壮剧。对张学良领导东北军和东北人民局部抗击日冠的英勇斗争应予公正的历史评价。     

“显山露水”还是“不动声色”——论韦努蒂“抵抗式翻译理论”和“译者的隐身”之间的关系

在简要阐述美国翻译理论家Lawrence Venuti所提出的“译者的隐身”及其主张的“抵抗式”翻译策略的基础上,从三个方面提出了质疑：首先,“抵抗式”翻译能否改变译者隐身的事实;其次,译者在翻译中的角色和任务是什么;最后,“抵抗式”翻译能否作为反抗文化霸权主义的有力武器。最后得出结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可以不动声色地留下操控的痕迹而无需刻意凸显。     

从“九·一八”到“八·一三”蒋介石对日政策的变化

以蒋介石集团为核心的南京国民政府,是维护中国四大家族根本利益的政权。这个政府对日本的侵略政策,从“九·一八”到“八·一三”,发生了由不抵抗到被迫抗战的变化。本文把这个时期分为三个阶段,以便从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找出它的规律性。一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3年5月《塘沽协定》。这一阶段蒋介石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指导下,其对外政策是采取亲英美、反苏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对内是集中军事主力“围剿”中国工农红军,镇压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日本帝国主义在田中内阁时期,早于1927年6月下旬及8月13日,先后召开两次     

试析张学良执行不抵抗政策的原因

目前,史学界对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作了充分的探讨,但对“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执行不抵抗政策的原因,尚未深入考察,本文试图对此加以探讨。 (一) 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令人遗憾的是,当时主持东北,领兵几十万,对日又有家仇国恨的张学良,却执行了不抵抗政策。笔者认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张学良长期以来形成的“统一才能御侮”的思想,是他执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根本原因之     

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瞬间沦陷的原因初探——兼谈九一八事变的历史教训

从历史事实看，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的瞬间沦陷，不应归咎于张学良，而应追究到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的妥协政策。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主要根源于他的民族失败主义、“依靠公理”论、“以夷制夷”论、“牺牲东北”论以及“攘外必先安内”说。九一八事变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我们永远不能忘却。     

关于“九·一八”事变后党对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领导问题的辩正

1931年爆发的“九·一”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为适应其垄断资产阶级急剧向外扩张这一经济、政治的需要、发动侵华战争的历史开端，同时，也是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和进行武装抗日的开始。而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至1937年“七·七”事变六年之间，全国各族各界人民是以抗日救亡运动为主要形式进行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这个气势磅四、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是在当时国民党政府“总裁”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政策一再阻挠下进行的。那么，这个运动是由谁在不断号召、组织和领导的呢？历史的结论给以肯定的回答：是中国共产党。…     

浅析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日本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的困扰，趁中国内战之机，于1931年制造了“九一八”事变。面对日本的侵略，蒋介石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不到半年，东北三省沦亡。“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又提出“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这一政策为什么提出?其实质、影响和结局又是怎样的呢?     

彭玉麟的后期爱国主义思想

彭玉麟的后期爱国主义思想,主要表现为“师其所长,去我所短”的自强思想,“江海相表里”的防务思想,“可战不可和”的抵抗思想。他的后期爱国主义思想,弘扬了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的优秀传统,客观上起到了御侮自强,维护国家和民族主权的积极作用。     

“莫可以”当释“莫可与”

《赤壁之战》中“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一句,有人解释为:“除了刘豫州没有谁是可以抵抗曹操的。”这样解释是不妥当的。联系上下文看,抵抗曹军南下的力量有孙权,刘备、刘琦,并非刘备一人。孙权说上面这句话前,已先说了决心抵抗曹操的话——“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怎么会又说出把自己排除出抗曹力量的话来呢?其实,这句话中的“莫可以”应该解释成“莫可与”,“与”后面省略了宾语“之”。“以”可以训“与”,清代王引之的《经传释词》引了二十三条古书中的材料加以证明。摘引两条如下:     

更能打败美帝国主义

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已经二十年了。记得在“九一八”时候,我还在小学读书。那时候听老师讲了日寇侵占我国东北和国民党不抵抗的消息以后,大家都很气愤,恨透了日本鬼子,也很透了国民党反动派。“七七”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演变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由最初“不抵抗、不交涉”逐渐演变为“抵抗”与“交涉”并行,以谋求解决中日间矛盾、挽救民族危亡之道。这些政策前后经过了三个阶段的调整,其变化是一系列主客观原因导致的。政策确定后对南京国民政府处理中日矛盾的态度和方式影响极大。     

评“中共破坏淞沪抗日”论

1933年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的《十九路军抗B应战史》中，内希圣说：“另有一个事实，牵制政府军队伍不能抽调应援，这就是所谓红军。”①1981年9月中国台北出版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给编二）》中，主编秦孝仪又说“中共破坏淞沪抗日，”②指责“中共之乘危作乱。”③本文拟对这一观点进行评析．一、淞沪抗日时的中国共产党1932年—月28日，四军陆战队向闸北天通庵路中国驻军发动突然袭击，原定撤防的第十九四军爱因官兵本着“不抵抗无以为人，不抵抗无以救国”的信念，抱着“宁为玉碎而来死，不为瓦全而偷生”的决心…     

蒋介石对日本侵华的态度

根据杨天石先生对蒋介石日记的研究,早在北伐战争时期,蒋就有“三日亡国”论,他认为中日力量悬殊,一旦开战,沿海地区就会陷入日军之手。因此北伐军要刻意避开日军。日军在1928年制造“济南惨案”,蒋对此提出“不抵抗主义”。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情绪变得十分强烈,特别是“七七事变”后,他的对日主张发生了重大变化,“中日必有一战”成为其主要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