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思想的演变及其在近代教育发展中的作用

纵观辛亥革命以前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始终左右其发展变化,深入研究探讨“中体西用”思想的演变过程及其在近代教育发展中的作用,对正确评价“中体西用”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论晚清西体中用观

“西体中用”是早期维新派提出的处理中西学关系的一个命题。它的基本内涵是,西学自有本末,即政治上的议院为本,经济上的以商为本,文化上的以学为本。中国必须引效其体而行之为用。早期维新派以此与洋务派分离。这又是他们与维新派的一个分水岭。“西体中用”是对“西学中源”的扬弃,扬弃中有继承,继承中有矛盾;它也是对“中体西用”的发展,发展中有突破,突破中有保留。三者都是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立论,西学中源侧重于学不学,中体西用侧重于怎样学,西体中用侧重于深入学等不同层次的西学东渐问题。它们互相联系,各有重点。     

论洋务运动时期“中体西用”文化语境的合理诉求

“中体西用”在洋务运动时期成为一种流行的文化语境,必有其合理的诉求。首先,“中体西用”观念的提出,是当时先进士人为引进外来先进文化唯一能够选择的模式。其次,“中体西用”论的提出在洋务运动期间具有进步的历史作用,表现在：它突破了传统的“华夷之辨”,实现了从“鄙夷”到“师夷”的转变;它突破了不识西学、轻视西学的观念,开始向引进西学、重视西学的观念转变;它作为洋务运动的思想路线为洋务运动扫除了思想障碍,为洋务运动开启现代工业化生产方式开辟了道路。但“中体西用”的宗旨毕竟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的“体”,所以从其语境生成之始它就内含消极与落后的一面。随着西学引进的深入,其合理诉求逐渐被消解,进步作用渐渐丧失,愈来愈成为历史前进的阻力和障碍。     

“中体西用”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历史演变

“中体西用”思想是洋务运动中兴起的一种旨在提倡西学独特的文化观念形态。这一文化模式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有所变化,大致经历了由“西艺”到“西政”到“西教”三个演变阶段。     

关于近代“新学”的文化模式

近代“新学”以其独特的体用结构，形成了一种既有别于传统旧学，也有别于西学的文化模式。近代新学特有的构成因素和体用结构，规定了它文化模式上的独特性。这是旧学和西学都不具备的特征。中西学术文化绾接于“中体西用”的命题之中，并从观念形态上完成了中学由旧学到新学的转变；戊戌变法之后，风行于世的“新学”漫及社会各个层面，成为新学制取代旧学制的理论依据和舆论工具，并在“中体西用”的模式中完成了新旧之间的学制转型。     

试析梁漱溟的“中体西用”文化观

梁漱溟是现代新儒家的创始人。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他的文化观独树一帜,在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上他既反对西方化又反对中西文化融合,而主张东方化,因此他被认为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他的文化主张中堙有提出“中体西用”论,甚至反对“中体西用”论,但是,他在方法论和具体的文化主张上却没有从根本上脱离“中体西用”文化模式,相反却使得“中体西用”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发展和继承。     

“中体西用”文化别论

“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产物，其产生顺应了历史潮流，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思想，反映了特定历史条件下如何处理中西化关系问题的认知水平。     

"马魂中体西用"论的文化意义

"马魂中体西用"论,是方克立教授在思考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特别是其中的"中学"、"西学"、"马学"关系的过程中提出来的一种主张。它是对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以体用模式讨论文化问题之有关主张的继承与变革,使得传统"体用"范式从过去的"体用"并举改变为"魂体用"并用。"马魂中体西用"论是对"综合创新"论的进一步深化,丰富和充实了"综合创新"论。     

维新派与洋务派“体用论”之比较

维新派与洋务派的思想分野不在于坚持还是反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是对中体西用的不同理解和运用。维新论者把西政引入中体，把西用引向开民智、兴民权、设议院的变法理论，使中体西用论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文化选择与社会跳跃

西方文化挟“坚船利炮”东渐而来，面对异己的西方文化，中日两国不同的文化选择导致其不同的社会转型。日本积极主动地“和魂洋才”，在全盘吸纳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再造前提下回归”传统，成为天皇制资本主义国家；中国以“中体西用”来对待西学，于被动挨打中走上中学不能为体之路，但在一战所引发的西学危机的反思中，为超越西方转向了“以俄为师”。1949年成立社会主义新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一跃为社会主义国家。中日两国同为外激型现代化国家，不同的社会转型选择正是各自文化的必然选择。     

论中体西用的文化学误区

作为洋务思潮重要内容的“中体西用”论，对近代乃至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中体西用论与“西学中源”说相辅相成，在文化学上的误区是显而易见的，构成了一种对后世危害很大的西学观，它规定了西学在中国文化结构中的低层次地位和作用，长久地束缚了国人的文化学视野。     

西学东渐与戊戌变法前晚清封建士大夫西学观的演变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西学东渐的进程，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因而，如何认识西方文化就成为封建士大夫们无法回避的问题。笔者认为，在戊戌变法以前，开明士大夫的西学观经历了“睁眼看世界”、“四不如夷”直至“中体西用”三个阶段。     

从李鸿章对西学的态度看"中体西用"的实践

随着鸦片战后"中体西用"论的流行,李鸿章虽是晚清统治阶级内部的一名重臣,但他却对西学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开始接受西学、学习西学和利用西学等。在这一时期"中体西用"思想比较流行,但真正把这一思想付诸实践的却是李鸿章等洋务派人士,他们本想借西学来维护封建统治,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加速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关于近代"新学"的文化模式

近代"新学"以其独特的体用结构,形成了一种既有别于传统旧学,也有别于西学的文化模式.近代新学特有的构成因素和体用结构,规定了它文化模式上的独特性.这是旧学和西学都不具备的特征.中西学术文化绾接于"中体西用"的命题之中,并从观念形态上完成了中学由旧学到新学的转变;戊戌变法之后,风行于世的"新学"浸及社会各个层面,成为新学制取代旧学制的理论依据和舆论工具,并在"中体西用"的模式中完成了新旧之间的学制转型.     

“中体西用”与张之洞的教育改革

一“中体西用”是西方近代文化传入中国后，中西文化结合的一种形式，是洋务派从事洋务活动的指导思想和文化政策，是近代中国社会和时代的产物。19世纪90年代末，洋务运动后期的代表，洋务教育的集大成者张之洞在一份奏折中提出“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同年，他在《劝学篇》中集中地、全面地阐述了“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的思想，形成了以新卫旧，以西维中的文化理论，这是张之们推行近代化运动，特别是教育近代化的纲领。张之洞“中体西用”的含义指的是教育首先要以中国的经史之学、孔孟之道、封建的典章…     

黄遵宪“西学墨源”论评析

"西学墨源"论是黄遵宪的一个重要思想,深刻地折射了以黄遵宪为代表的晚清士大夫阶层复杂矛盾的文化心态。该思想是在十九世纪末中西文化碰撞的过程中,融西贯中、以西学为真理的情形下提出的。它强烈维护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是一种民族的文化自觉心态。它的背后,凸显出民族文化的自尊与自信。只有客观分析,才能追寻"西学墨源"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意义。     

林纾文化立场的再认识

林纾并不认为西方文化完美无缺,悉皆可学.林纾的文化立场仍可以用"中体西用"这一术语来概括,但"体"的含义是强调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独有价值及其所代表的民族性必须坚守,"用"的含义是强调西方文化可以激活中华文化并使之实现现代转型.林纾也表现出一种试图儒化西学或者援西学以入儒的意图.     

“中体西用”与“体用不二”——近代两种中西文化结合模式之比较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曾存在两种差别甚巨的文化结合模式即中体西用与体用不二。“中体西用”是第一个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方法，但它不是贯穿中国近代史唯一处理中西文化关系之方法模式，也不能简单地称之为“符合中国国情的进步思想”；“体用不二”承继了“中体西用”的合理内容，它是适应变化了的社会历史而产生的优于“中体西用”的文化结合模式。     

“中体西用”思想三大跨越式演进

"中体西用"是在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在中西方文化互动的碰撞下,也是在内忧外患的情势下采用的一种"自强之术"。它在中国早期的探索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对"中体西用"思想从产生到当今社会的演变进行阐述,并对其演进阶段的特征做了分析与总结,对社会主义体制国家的建设与发展提供积极有力的借鉴。     

论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关系中体用概念的演变

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冲突历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体、用概念被运用到文化冲突之中,中体西用命题提出阶段。这一阶段,体、用关系是散加的,体包括各种精神现象、伦常观念等,用则局限于船坚炮利。二是中体西用观念被突破,全盘西化论形成阶段。这一阶段,西方文化开始获得与中国文化平等并逐渐取得高于后者的地位,中国最终出现了全盘西化的观念。三是中体西用概念在精神实质上的复归阶段。在这一阶段内,体的外延被无限缩小,仅仅成为一种“态度”或精神作用,即“良知”,用的外延得到无限的扩大,成为囊括文化的一切现象的概念。体、用关系也由过去的散加转化为生成,即从体中生长出用来。体用概念的外延及其关系的变化,表明了中国人对文化认识的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