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与抗战文学（笔谈）——孙犁与抗战文学

为纪念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本刊与天津市孙犁研究会联合组织了这次笔谈，邀请本市四位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者，对革命前辈、文学大师孙犁的抗战题材小说进行再解读，旨在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进一步繁荣文学艺术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诗意缘何生成--论孙犁抗战小说的艺术范式

对孙犁抗战小说的总体认知,人们往往自觉把握出其中的“抒情”与“诗意”品格。这是显在不争的事实。这种品格使孙犁的抗战叙事凸显于那一时代相对来说比较粗砺、干枯的文学创作背景上。然而,对孙犁抗战小说的“诗意”与“抒情”品格,许多研究者只是作为一种既定事实来接受。论者把孙犁的抗战小说作为一种艺术范式来看待,着意从叙述对象的确立、叙事场景的偏好、叙述视角的选取等方面,力图探讨这一艺术范式何以生成。     

孙犁"白洋淀系列"小说的审美模式

著名作家孙犁是以"白洋淀系列"小说步入文坛并为广大读者所熟知和喜爱的."白洋淀系列"小说最突出的特征应该是"美".然而,作家是如何通过形象(尤其是女子形象)来传递这种"美"的信号的,即作家运用了一种什么样的审美模式?而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模式?通过反复阅读文本,发现孙犁"白洋淀系列"小说隐含了一个独特的审美模式结构,即"对立的和谐和统一"模式,借此模式创造"美的极致".     

孙犁抗战小说中的“拟家”结构

孙犁抗战小说的叙述者,多居住在房东家里,和房东形成一种拟家结构,并以此为叙事模型,讲述他与房东家的各种关系。拟家结构为孙犁抗战小说的叙事奠定了温情脉脉的基调。拟家结构与五四新文学以来的拆家叙事一脉相承,它们都紧紧凝聚在中国家族文化这条根脉上,显示出家这一文化内核的重要意义。以拆家为宗旨的五四新文学强调破旧,拟家结构强调立新。拟家与拆家相接续,完成了破旧立新的文化改造工程。因而孙犁的抗战小说,是革命根据地文学的一面旗帜,是五四新文学和革命文学相接续的卯榫。     

孙犁小说创作的审美取向

孙犁的短篇小说 ,无论是在内容上 ,还是表现形式上 ,都显示了其特有的美学理想和创作追求 ,他总是选取“最熟悉”、“最喜爱”的生活中“鲜亮的环节” ,淋漓尽致地表达自我真实的感情以及善良和美好的“极致” ,以诗化的语言、抒情的笔调 ,在优美深远的意境中 ,谱写出一曲曲抗日根据地广大劳动人民的人性美和人情美的赞歌 ,高度集中地表现了时代的精神 ,达到了真善美的统一。     

孙犁及“白洋淀派”

孙犁(1913—2002),河北人,抗战期间长期在晋察冀根据地从事抗战文化宣传工作,他以抗日战争时期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冀中平原和冀西山区农村为背景,创作了一大批小说和散文,生动地再现了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战斗情景。     

孙犁小说的现实主义之辨

孙犁特有的道德关怀、弃恶扬善的审美偏嗜,使他的小说在对现实生活进行描绘的时候表现出更多的浪漫与温情,减弱了其小说批判现实的力度,影响其现实主义风格的鲜明。但是,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真诚看取生活的“为人生”的作家,他从道德角度对人性的观照,使他能够不断地向生活的深层开掘,超越自我,将对生活的现实主义表现引向深入。从写“人性善”到写“人性恶”,对复杂人性的揭示,对人生存的道德困境的揭示,使得其小说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渐趋深化的现实主义风格特征。     

孙犁创作精神论--对建国前孙犁小说和工农兵文学关系的考察

孙犁具有和其他工农兵文学作家不同的创作精神。他建国前的小说,在构思与选材方面,以独特的视角对接“为工农兵”的大方向;在思想与情感方面,以对真善美的发现和欣赏的心态,赞颂工农兵的斗争生活;在情趣与风格方面,以独特的艺术情趣和艺术理想,体现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总起来说,就是“遵循大方向,坚持独特”。这种创作精神决定了他的作品具有和其他工农兵文学不同的面貌,而这些作品,却又从另一侧面代表了上一世纪工农兵文学的文学成就。它和其他规范性的工农兵文学作品一起,共同表现出工农兵文学的多样性。当今,发扬孙犁的这种创作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白洋淀”与文学之缘

白洋淀在河北,古时候叫"燕赵之地".自古就有"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说法,但以孙犁、刘绍棠为代表的"荷花淀派"却写出了那片土地的柔情."文革"中,一批知识青年下放白洋淀,在那里他们写出了叛逆社会热爱自然的现代诗,形成白洋淀文学的另一个传统.本文试图通过"荷花淀派"和"白洋淀诗群"说明地域与文学结缘的复杂性.     

孙犁小说的独创性——论孙犁小说独有的诗意

孙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成为了一个独特的存在,因为他小说浓郁的诗情画意,更因为他在解放区的新天地里创造出了与相似风格作家不同的诗意--现实生活的诗、欢快的诗.本文对孙犁小说独有的诗意进行了剖析.     

俯身于大地的叙述——评李祝尧的小说创作

李祝尧的小说从创作题材、叙述风格到语言特色都带有浓郁的地方色彩,这使他的小说不乏生活气息,并使读者从中感受到他与大地的亲密关系,但由于作家笔力限制,他的小说同时受制于这种俯身大地的叙述姿态,使他的小说失去了对历史的深沉关照,对人物命运的形而上的思考,对现实的深度的反思的可能。     

抗战时期艾芜在桂林的小说创作

抗战时期艾芜在桂林创作了数量众多的小说,既有短篇,也有中篇,还尝试了长篇的创作。在内容上更关注当前的社会矛盾,在艺术风格上更注重现实主义．这在艾芜的文学创作中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中国文学史上对孙犁评价的变迁——与赵树理比较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几部文学史著作中，赵树理独自一人获得了很高评价。而与之相对，孙犁只不过被作为其他解放区出身的作家之一稍稍言及。这种评价与当时的文艺路线、思潮有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孙犁创作的发展以及对其研究的进展有所涉及，记述也稍稍详细，但与赵树理相比，最初的姿态还没有改变。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史著作中对孙犁和赵树理的评价发生了明显变化，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大多数当代文学史中赵树理和孙犁的比重已经出现了逆转。这种逆转不仅在文学史记载的量的方面，也涉及到质的方面。     

从艺术创造看道家思想对李白诗歌的影响

从社会环境、家世渊源、文化信仰及人生经历来考察李白思想形成的社会文化原因,我们就会发现李白与道家有密切的联系,道家思想影响着李白的人生与创作。归向自然、崇拜山水、追求自由、超越尘世、轻视王侯、笑傲权贵的思想主题和纵横恣肆、清新自然、雄浑豪放的艺术风格使李白的诗歌创作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抗战时期贵州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和贡献

抗战时期,大量高校、科研机构及文化人士内迁贵州.在这一过程中,贵州文化与中华主流文化得到直接接触、交流、融合的机会,对贵州文化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中华主流文化也受到极大震动和激荡,贵州文化对内迁高校、文化学者、现代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文化,同时也显示了贵州文化的独特魅力,是贵州对中华文化发展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李劼人历史小说与巴蜀文化新说

李劼人的历史小说既是继承巴蜀文化传统的结果，同时又是对现代巴蜀文化的重要贡献；无论是其历史内容的极大真实，还是准确展示西蜀古都的地域特色、极富表现力地运用四川方言，以及“摆龙门阵”叙事方式所取得的艺术成就，都是这种贡献的具体证明。     

论20世纪30-40年代乡土抗战小说的双重主题叙事

20世纪的乡土抗战小说在关照农民民族解放意识觉醒的同时,也认识到了战争也是开掘个人意识觉醒的促进剂。农民在经历了抗战启蒙阶段、独立个体性觉醒阶段后,最终在民族解放中获得了新生。在获得国家政治独立的同时,农民也在抗战的烽火中涅般木,获得了精神独立。这种双重叙事主题体现了对农民与战争的关系的深刻理解。     

“侉子”性格与“辣女”形象——地域文化视角下李准小说人物形象的独特景观

由地域文化视角来看,李准小说人物形象最具典型的是具有群体特征的"侉子"性格与充满个性的"辣女"形象。这丰满的人物形象彰显着中原地域文化,又因中原地域文化的典型性而折射出中华民族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它们成为李准小说中最具深层意蕴的独特景观。     

论李涵秋社会言情小说对近代狭邪小说的突破与超越

李涵秋的小说客观的反映出了各阶级、各阶层在那个时代的心灵史和社会的历史变迁,将言情与社会结合起来,以社会为经,言情为纬,全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历史面目,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而近代狭邪小说也有自我的独特价值,它将小说的表现对象由繁琐的家庭故事改为特殊的社会故事,将展现感情为主的清代人情小说转变为展现士人生活为主,确定了自身的历史地位。但由于表达"情"与"社会"范围的限制,狭邪小说对比于社会言情小说有着巨大的缺点,从而导致了它无可挽回的走向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