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性论视域下的先秦儒家性命关系辨析

在性命关系上,孔子摒弃西周天命下贯人性的传统,以个体的诚敬而开显仁德在天道与人性的贯通,孟子则在性命对举中把天德下贯为人心所固有的德性.而荀子汲取告子生之谓性的传统,以天人相分为其德性论的逻辑起点而赋予人有义、能辨、能群的知性特征,义是德性教化修养的根据,辨是德性生成的智识保障,群是德性践履的人伦情境,因此义、辨、群三者构成了德性养成的道德生态,既是知性,又是德性,在三者的动态的发展中实现性可教化及其知性与德性的统一.从先秦儒家的性命关系辨析可以窥探孔孟荀之间的学术渊源和理论特色.     

先秦儒道个人主义精神——以西方个人主义核心价值为参照

西方个人主义以关切个人的价值和权益为理论宗旨,其核心价值要素包括人的尊严、自主、隐私、自我发展等。在关切个人的生命价值与政治理想诉求上,先秦儒道两家都具有独特的个人主义精神。无论是儒家的德性尊严论、道德自主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内圣外王理想,还是道家的得道尊严论、修道自主论、无为不争论、全生适性论等,都对个人的价值安顿做出了理论思考。中西个人主义精神体现出致思路数和个人主体定位的不同。     

“德性公民”的可能及其限度

正在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公民概念,起初以德性为重心。公民的德性被看成是共同体得以存续的重要前提。近代以后,个人权利的发现引发了公民观念的重要转折。以权利为核心的公民概念,为公民概念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强大且影响深远的理论框架,当人的尊严、公民的自愿成为政治与伦理生活的理由,对公民权利的关注与维护,从此成为现代国家议事日程的中心。"权利公民",因其与现代西方社会发展的同构     

亚里士多德与儒家的中道观比较

亚里士多德的中道观和儒家的中庸之道虽都以德性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但因二对德性的理解不同，即亚氏之德性是一种理性，而儒家之德性是一种仁性，故前之中道观重在对外在的客观中道的理性把握上，而后之中道论则重在对内在的主观之“中”（即“未发之中”）的觉解上；前之“相对中道”论意在为主体提供一种可操作的伦理实践标准，而后之“时中”论则意在主体之道德自由的挺立。     

关于儒家的死亡德性论——“大哉死乎”与“顺命”

死亡德性是生活德性在死亡情景中的表现,儒家死亡德性论的内容可以其对“大哉死乎”的论证来概括,而其养成方式则是“顺命”,儒家死亡德性论是目的论的,其目标是追求死亡伟大性。     

儒家心性工夫论之建立——曾子与子思的工夫论

曾子作为孔门后劲,通过三省的工夫将儒家心性工夫论予以了基本确立,而"慎独""诚意"等工夫论都可溯源于他。子思则通过"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模式为儒家心性工夫论确立了基础,因而儒家的心性工夫就在于如何"率性"。为此,子思特别重视"诚"的观念,天道是诚的,因而人道也应当是诚的。人道之诚,就是通过"慎独""诚意""节欲"等工夫使自己"喜怒哀乐之未发"的中之心"发而皆中节"达到和。     

儒家的德性言语观

儒家言语观是一种德性言语观。突出表现为强调用道德标准来规范言语,重视言语的纯洁性。儒家建构了规范言语的德性原则、礼仪原则和方法论原则,并把这些原则规范都统一在道德基础上,赋予言语以崇高的道德性,防止言语的功利性,抑制言语的不道德性,把用道德标准规范言语看作是培养君子人格的重要手段。儒家德性言语现丰富了语言的社会性内容,对现代公关语言和言语交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儒家理想及其当代处境之探讨

传统书院约有四大功能：论“道”，讲学，习礼，刊印书籍。儒家一贯重视的为己之学，修身为本的工夫，既是最贴近自己的学问，即离不开反求诸己的实践化审思，又足以将人带向广阔无垠的天地与宇宙合为一体。人不仅是社会的消费者，更是社会的建构者，前者意味着必须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后者则表明需要为社会赋予生命精神。儒家所承认的革命，必须有形上天道来源的正当性，力求在公正的体制内以非暴力的方式来化解冲突，减少暴力因素可能导致的损失．将革命纳入“正道”的秩序化轨辙．在形式与内容两方面都真正作到“顺乎天而应乎人”。     

论《乐记》本体论与宇宙论同构的礼乐意义阐释

《乐记》从本体论的角度将人的情理诠释为礼乐的本源意义。《乐记》礼乐意义论的诠释逻辑是在以宇宙论赋予礼乐神圣意义的同时又把天道还原为人的情理。这种本体论与宇宙论的互文结构的阐释逻辑具有双重原因,即儒家"述而不作"的阐释学传统与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礼乐意义的情理内涵反映了礼乐本身的实践精神和超越精神。     

《乐记》“乐通伦理”释义

《乐记》关于“乐通伦理”的论述，是通过赋予乐以人伦的品格，而且将自然人格化，使乐具有了形而上的终极依据与仁学基础。乐上通天道，下通人伦，内通人情，外通政治，会通统一于仁。通过乐教，人的审美志趣与向善情操得以培育，人伦与天道同构。《乐记》亦藉此诠释了儒家乐教在涵养个体德性、和洽人际关系、融通天人之际等方面的独特意义。     

张载知论及其贡献

知论是张载心性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张载的知论包括见闻之知、德性所知、诚明所知三层结构,都属心之功用。德性所知对见闻之知具有优先性,见闻之知对德性所知具有启发性;德性所知是道德层面之知,对应贤人境界,诚明所知是超道德层面之知,对应圣人境界。张载将认识论与工夫论紧密结合,对儒家知论进行系统建构,从“知礼成性”的角度为儒者“学以成圣”提供了工夫路径。张载批评了佛教摒弃见闻之知,在指出佛教是“诚而恶明”“得天遗人”的同时,提出儒者是“诚明两进”“天人合一”。张载从知论的角度为儒家抗衡佛教提供了支持。     

德性就是适中——亚里士多德中道观的人性论特征

亚里士多德的中道论作为一种道德实践哲学有其德性论的根据。亚氏的德性论是一种“学习”的德性论,它更强调德性与中道的统一性。与之相比,儒家中庸之道的德性论——“觉习”在强调中道与德性为基础的同时,又注意到了中道与德性的距离     

王安石政治哲学发微

王安石融合儒道,将道家的理论思维引入儒家的政治实践,建构起天道性命与礼乐刑政相贯通的政治哲学,为儒家政治宪纲作出理论论证。王安石肯定杨朱"为己"的合理性,表现出对个体物质利益、生命权利的关注。同时又区分了"生"与"性",力求做到"为己"与"为人"的统一。如果说程朱还只是中世纪的思想家的话,那么,王安石的一只脚已经迈向了近代。王安石的政治哲学也存在内在的矛盾,其天道本体带有浓厚的道家色彩,主要是为儒家的礼乐刑政提供了形上依据,而没有或无法为儒家的仁学奠定理论根基。他虽然重视个人的感性生命和物质利益,但认为一般的百姓只知"生",不知"性",没有赋予个体应有的自由和权利,王安石的另一只脚还停留在古代。     

儒家心灵哲学中的道德哲学情怀

基于对《大学》与《中庸》的忠实理解,准确领会儒家心灵哲学中的道德哲学情怀,对于创造性地实现传统伦理的现代转换具有基础性作用。首要的问题是,儒家思想中是否具有心灵哲学的基本要素?而儒家又是如何运用这些要素展开其思想逻辑的?如若把儒家的基于心灵哲学之上的道德哲学情怀视为人们实际拥有的德性、现实地践行的规范体系,那么就会在应然与实然之间建构起内在的逻辑关系,人们就会依据主体德性的致思范式和行动模式处理各种实践关系。可事实并非如此,中国人的德性结构乃是境遇伦理或德性伦理。从类型学视角看,儒家的心灵哲学也属德性论,但它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和康德的德性论似有极大差别,必须从环境或场域寻找这种差别的根源。儒家心灵哲学中的道德情怀究竟有多少要素可以为今天的人们所拥有?如何拥有?在实现传统伦理的现代性转换中,全面拒绝和全盘接受都是不可取的态度和方式。"过度"与"不足"是我们必须摒弃的态度,"适度"才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原则。     

从敦店楚简看原始儒家德性论

从孔子到孟子的德性理论的发展，其间经历了何种变化，一直是困扰着学界的一个重要问题。随着郭店楚简的出土，这一状况得到了改观。郭店楚简中儒家类献展示了原始儒家德性理论发展的重要一环，孔子的心性理论得到了深化，孟子的身心一体论也有了理论前提，儒家的德性修养论初步得以系统化，德治主义的理想初现理论的光芒，为孟子深入阐发儒家德性理论准备了基础。     

刘基的儒学心性思想

刘基阐述的心性论,是基于程朱理学心性论而建立的。刘基在阐述其心性论时,论述了心与性、情的关系,由此还涉及理、气的概念,这是从天道衍生万物的角度来阐述心性论。与之相应,儒家主张天道与人道是合二为一的,因此刘基阐述的心性论还专门涉及人道的内容,这就是刘基主张的通过心性修养,提升个人精神、道德境界,以成就圣人之道,实现内圣外王的儒家理想。刘基阐述的心性论,承袭了程朱理学的传统,并有所发挥,这也奠定了刘基心性论在明初思想史上的地位。     

现代主义美学的跨文化期待——论迪金森对席孟儒家文明论的继承和超越

本文从跨文化视角研究席孟和G.L.迪金森的儒家文明论及儒家思想与迪金森的现代主义人本美学之间的全球跨文化知识迁徙,主要分析席孟的儒家文明论以及迪金森对席孟儒家文明论的继承和超越。从儒家文明模式、席孟的儒家文明论再到迪金森扬儒抑西的现代主义人本美学,这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围绕儒家“仁”和西方现代人本思潮中的“人”的全球跨文化知识迁徙过程。从儒家以农和民为本的“仁”,再到以人为本的“仁”,最后到以人的德性为尊和灵性为魂的狄金森式唯美思想,儒学西化与西学儒化同步发生,儒学成功地实现了跨文化的现代转化。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思想比较探析

《伦理学大辞典》认为德性"即道德品质。"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和中国传统儒家学派关于道德德性这一问题有着内容近似的阐述。本文论述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提出的道德德性观点,结合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关于道德伦理的观点,对道德德性作为"适度的品质"与儒家的"中庸之道"为主线展开比较研究。以比较研究的视角,探讨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德性论与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互通,在学说思想上形成互补,对道德与道德德性问题作出补充性解读。     

董仲舒对黄老道家学说的吸收

董仲舒吸取黄老“道论”、“精气”精华,充实儒家天道理论体系;采纳黄老“无为”精要,弥补儒家“治术”不足;提炼黄老养生之道,充实儒家修身之术;融会黄老阴阳尊卑学说,论证儒家伦理三纲,成功实现了对先秦儒学的革新与转化,使儒学由先秦学术的一支成为封建社会定于一尊的官学,进而成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帛书《要》与传世文献观念之比较—以五行、德义为中心

帛书《要》的五行与德义观念与传世文献相同或相似。从对五行的论述看,《要》与《尚书·洪范》、《左传》文公七年、《国语·郑语》、《墨子·经说》中的五行内容相同,排列顺序不同,五行内部都不存在相生相克关系,说明《要》之五行可能是早期的形态。从德义的角度看,《要》与通行本《易传》中的《大象传》相似的思想倾向是以德论《易》,在肯定人的德性的同时,并未忽视天道的作用,天道与人事相互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