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诉举报人滥用行政诉权之规制路径探究

我国行政诉讼中原告资格认定标准模糊、立法上程序失范、配套制度不完善等原因造成投诉举报人滥用诉权现象普遍存在,其主要表现在为解决民事纠纷纠缠诉讼,针对同类投诉举报事项的相同处理结果反复诉讼。为了避免投诉举报制度偏离其应有的功能轨道,我们应当从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对投诉举报人的滥诉行为进行规制,合理配置有限的公共资源。     

论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认定标准的路径

关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认定标准,理论界与实务界都没有达成共识。尤其是对于我国现行行政诉讼中原告资格认定的法律标准的解读依旧存在分歧。而原告资格作为起诉人能否进入诉讼而设置的一道“门槛”,具有重要的地位。与此同时,国外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范围都呈扩大趋势,这一趋势也给我国认定标准的确定带来新的启迪。应针对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设定标准的缺陷并结合国外经验探索出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认定标准的路径。     

司法实践中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分析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对行政诉讼而言意义深远、价值重大,域外相关立法倾向于放宽原告资格标准的范围,往往设定一些原则性的标准,在司法实践中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并对之进行解释运用。通说认为我国原告资格标准有3个构成要件:合法权益的存在;有明确、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两者之间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各级法院一般据此指导司法实践。     

司法实践中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分析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对行政诉讼而言意义深远、价值重大,域外相关立法倾向于放宽原告资格标准的范围,往往设定一些原则性的标准,在司法实践中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并对之进行解释运用.通说认为我国原告资格标准有3个构成要件:合法权益的存在;有明确、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两者之间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各级法院一般据此指导司法实践.     

论我国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

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问题是关系到能否启动行政诉讼的首要问题,所以正确界定和掌握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认定标准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对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认定标准正逐步向宽松方向发展,本文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涵义入手,通过对《行政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原告资格的规定进行分析,得出了目前我国认定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几点标准,并进行了相应分析。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问题研究——以主观公权利、法律上利益与反射利益作为视角的考察

行政诉讼中原告资格的认定标准及发展走势与主观公权利、法律上利益和反射利益理论密切相关,司法实践中也以是否为主观公权利、反射利益作为认定原告资格的标尺。通过比较主观公权利、法律上利益与反射利益的区别,探求行政法保障公民权利及公民寻求权利救济之法理,可为我国当代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认定、发展脉络及立法的建构提供比较性检视。     

当事人概念评析——以诉讼逻辑为分析系统

学界对诉讼当事人概念有两种理解：实体当事人和程序当事人。造成当事人概念理解上的二元分野原因,是他们的诉讼理念差别及法律所确立的诉讼逻辑起点不同。我国学界普遍将“直接利害关系”理解为完全实体法上的关系,从而否认实体当事人在理论上与实务上的意义,实际上是割裂了诉讼当事人概念的实体性因素与程序性因素的联系,容易导致对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不尊重及普遍的诉讼实务现状的忽视。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法律分析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具有充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程序设计上,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申请应该由控辩双方提起,证明的事项应该包括实体性和程序性事实,对于拒不出庭作证的侦查人员还要实行一定的惩戒措施,其权利义务应该进一步明晰.     

论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发展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内涵涉及属人因素和属事因素两个方面。在当代,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发展非常迅速,其趋势是逐步放宽和统一原告资格,其依据是一国的政治、经济、法治状况等基本国情。为使中国融入国际行政诉讼法制现代化的潮流,必须发展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在属人因素上,要重新理解行政相对人的内涵;在属事因素上,要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在发展途径上,要立足于本国国情循序渐进。     

论行政诉讼原告资格

准确界定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是关系到国家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这一特定制度发展的水平,同时也是民主政治发展的体现.本文从行政诉讼实践中所实行的"相对人原告资格论"到"法律上利害关系人资格论"的转变,阐明了在理论上对原告资格认识的不断深入.     

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扩张

近年来,随着经济和科技的迅速发展,环境问题已越来越突出,譬如时下被热议的"城市雾霾"问题。而随着2012年民诉法修正案中关于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规定,环境公益诉讼已引起广泛的关注,但是民诉法中关于原告资格的问题规定的比较模糊,而原告的起诉又是司法启动的重要前提条件,因此,探讨原告资格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试对公益诉讼的原告进行理论上的阐述并与国外公益诉讼相比较,使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更好地运用于实践。     

浅论经济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

关于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研究是近年来法学理论界探讨的一大热点,而经济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问题一直是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传统诉讼法＂直接利害关系人＂理论阻碍并限制了经济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的确定。在司法实践中,扩大原告主体资格的范围,赋予检察院、社会团体、受害者及其家属原告资格,才能扩大经济公益诉讼的适用范围,更有力地保障公共利益。国外主要国家对于经济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界定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对我国经济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构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新司法解释中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历史局限性

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社会发生重大变迁而行政诉讼法未能及时修正的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探索性地颁行了新司法解释，对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进行重新界定，但其历史局限性也是明显的。新司法解释的属人因素及属事因素上都对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作出了限制性规定，有些规定甚至是对行政诉讼法的倒退。为使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继续向逐步放宽的世界性趋势发展，最高人民法院及其司法解释仍任重道远。     

撤销学位授权点的法治化路径探析

为提升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我国在立法上建构了申请撤销和强制撤销两种不同的学位点撤销机制。但申请撤销存在省级学位委员会权力来源不明的困境,强制撤销亦面临实体性标准模糊和程序性规范缺失的难题。为此,应当认定省级学位委员会在撤销学位点中的权力源于“行政委托”而非“行政授权”,并且应从细化评估标准、优化评估主体结构、从轻处理新设学位点等实体维度和确立事中申辩权、保障事后救济权、创新撤销学位点的信息公开制度等程序维度着手,达至撤销学位点的规范化,推动高等教育法治化进程。     

消费公益诉讼之原告资格多元化

消费公益诉讼作为一种新型的以维护不特定多数消费者权益为核心的诉讼模式,具有独特意义,消费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作为起步条件又影响了消费公益诉讼可以发挥的价值的大小。但我国目前法律规定的原告资格范围过窄,法律条文过于简单,仍存在一定的法律空白。为了从源头上保证消费公益诉讼发挥实质效果,消费公益诉讼原告应向多元化发展。总体来说,首先应扩大原告资格的范围,应使公民个人、市级消协和以保护消费者权益为宗旨的社会组织获得原告资格,但注意不宜将行政机关纳入原告范围,同时应完善检察机关的公益诉权;其次在原告资格扩张的基础上制定相关的配套措施来平衡激励起诉和制约滥诉的关系,并完善多元原告之间的协作机制。     

农村集体成员派生诉讼的理论探索

农村集体成员派生诉讼对于农民集体财产权益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集体成员提起派生诉讼,以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的负责人怠于行使其对集体财产的忠实义务和善管义务为条件。派生诉讼的原告须具有本集体成员资格,并与诉请事项具有利害关系。派生诉讼中的被告为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的负责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负责人也可列入被告范围。原告胜诉的,可要求集体对其支付的必要费用予以补偿;原告败诉的,应对被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但以原告恶意诉讼为限。     

论刑事证人的权利

证人证言在刑事诉讼中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证据。证人在刑事诉讼中享有程序性权利和实体性权利。但是在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人权利中,大多只为程序性权利,实体性权利规定很少,而实体性权利更关乎证人的切身利益。因此,有必要明确规定证人拒绝作证特权、证人经济补偿权和安全保护权,以更好地发挥证人的作用。     

试论在现代国际法中作为主体的国家与个人的关系

国家是传统国际法上的主要主体,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向前发展,个人作为一个在国际法上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实体,其主体法律地位必将得到广泛的认可。那么,如何解决在作为现代国际法的主体的国家与个人的矛盾,协调二者的关系,如何更好的保护个人权利的实现,同时又不损害国家权威呢?当前,在现代国际法中,不但提供了实体性的法律,甚至提供了程序性的法律使其得以实现。     

数据挖掘在食品药品监管中的应用

食品药品监管中存在着海量信息。关联规则挖掘技术是分析信息系统数据关联性的有力工具,将关联规则挖掘技术应用到食品药品的投诉举报系统中,可以充分挖掘出与投诉举报相关的关联信息,并得到其中有用的关联规则。以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药品监管系统为例,通过提取投诉举报相关的数据信息,组成食品药品投诉举报信息数据库,为食品药品监管提供决策支持,提高食品药品监管效率。     

开放教育课程管理机制研究述评

开放教育课程管理机制分为课程准入机制和课程清理机制两部分。课程准入机制包括课程来源和课程准入方式两方面,课程准入方式又分为课程的“实体性”准入标准和“程序性”准入标准;课程清理机制包括课程的“实体性”评价和“程序性”清理机制。目前,我国开放教育课程管理机制的框架已经形成,但某些管理的细节研究有待深入,如课程来源渠道需要拓宽,课程准入把关不严,课程退出机制还远未形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