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案检索机制与统一裁判尺度问题研究

类案检索和案例指导两者表述虽略有不同,但就目的而言,没有本质区别。笔者认为类案检索机制的目的、作用大致有以下几种:减轻法官负担、提升法官素质;填补法律漏洞、规范司法裁量;统一裁判尺度、增强可预见性。网上公开的裁判文书质量参差不齐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大多数案例研发团队通过机械抓取数据,对案件的要点、要素进行比较,进而能够推送相似案件的判例供查阅者参考,案例的质量、关联度、可借鉴性等无法得到保障,例如出现相似案件不同判决时,查阅者将无所适从。典型性案例库的建立将有可能解决此问题。     

用原则断案时的论证义务——以“里格斯诉帕尔默案”为例

在某种意义上,法律原则是作为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间的调节器出现在司法裁判中的。用原则断案时,有着较为严格的论证要求,这是因为原则相对于规则的刚性,具有柔性的特征,在适用原则时会带有较多的价值判断和自由裁量：较之于“泸州遗赠案”,“里格斯诉帕尔默案”的成功之处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充分的论证。     

关于许霆案的法律思考

没有完美的法律,但可以有完美的司法。作为司法者当然应以践行法律为使命,以维护制度为宗旨。但法律并非“和尚头上的虱子”,面对复杂多变的案件事实,法律是什么,有时是一个难以判断的问题。在很多时候司法不仅是一个“用法”的过程,更是一个“寻法”的过程。因此在处理许霆案这种颇具争议的刑事案件时,应从刑法的基本原则和刑罚的目的出发,努力克服职业倾向性,权衡社会整体评价,对法律是什么作出一个适当之判断,防止机械适用法条。这样才能以司法灵活之优势,弥补立法滞后之不足,防止国家和公民因刑事司法而两受其害。     

浅析加强判断民商事案件涉外性

在我国司法学术界,对于判断一起民商事案件是否“涉外”,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根据法律关系主体是否涉外来判断的要件涉外因素说,另一种是根据案件是否同其他法律体系有关的联系说。本文就此问题进行了探讨。     

追寻法律的实质正义——以洞穴奇案为解读视角

法律争议案件按其所涉及的法律关系进行分类,可分为简单案件与复杂案件。洞穴奇案就是复杂案件的一个代表性案例,此案件的争议点在于几名行为人的杀人行为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这些争议的观点与论据都是在为实现此个案的正义所付出的努力,目的都是为了追求法律的实质正义。通过对洞穴奇案的解读,可知影响一个裁判的正当性包括许多因素,这些因素中有的是形式上的,有些则是实质上的。一个具有正当性依据的裁判,应当是权衡不同价值取向所最终形成的最具合理性的裁判。     

从案件事实之“是”到法律规范之“应当”——法官裁判的逻辑研究

自休谟命题提出以来,在法律领域,事实与价值两分的争论方兴未艾。同案同判是正义的最基本要求,但同案不同判却时有发生,洞悉其中缘由不难发现,事实与规范的逻辑混乱难辞其咎,与其相关的民意,更是阻断了法官进行法律推理的逻辑路径。裁判的应有之义是厘清推理过程的逻辑进路,遵循规则与逻辑的裁判才是司法的本质。     

新词典

宪法司法化:是指宪法可以像其他法律法规一样进入司法程序,直接作为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宪法司法化既是维护法制统一性的必要,又是司法机关审理案件的内在要求:在中国现行宪法中,规定公民权利的内容共有18项,而在具体法律中涉及到的只有9项,其余则没有相应的具体规定。因此,宪法司法化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以司法的方式裁判宪法争议,从而为某些社会冲突提供和平而理性的解决途径。作证豁免权:又称“拒绝作证权”,即在民事诉讼中,公民可以拒绝做出不利于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的证词,特定职业者也可以在民事诉讼中就自己职业所掌握的情况拒绝作证…     

看得见的正义——实现依法治国的必然选择

法律正义一般表现为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程序正义体现于法律程序的设计以及司法裁判的过程之中 ,具有明确、具体且可操作的道德标准 ,属于“看得见的正义”。程序正义对我国实现依法治国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浅谈量刑均衡问题

量刑不均衡问题是当前困扰司法实践的一大难题。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法院、不同法官之间,对同类案件在裁判中出现不同的结果,量刑偏差甚大,严重影响刑法的统一实施,不能体现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量刑失衡是多种复杂因素作用的结果,有认识、立法、司法及其他因素等共同造成的。解决量刑失衡问题,关键是要统一法官量刑的指导思想,制定科学的量刑具体标准和法律尺度,节制和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使相同的犯罪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法官裁判中都能得到公平的处罚,以体现个案公正和社会正义。     

网络环境下社会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冲突与协调——以李某某案为例

李某某案一出即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和媒体的跟踪报道,该案引发的社会影响非同一般。当案件审理落幕后,我们不得不对该案及其引发的舆论关注进行深入的理性反思,社会舆论对司法裁判的影响,如何构建和谐健康的社会舆论环境,以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就成了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文章主要回顾了李某某案的基本案情、该案引起的社会影响、对该案的理性反思,在此基础上阐述网络环境下社会舆论监督的新特点,及社会舆论对司法的公正的积极和消极影响。最后,落实到如何构建和谐健康的社会舆论环境以促进司法公正的问题上。现代法治社会,独立的司法审判和正义的舆论监督的良性互动是实现司法公正不可或缺的。     

夫妻财产争议与离婚案件拆分审判探析

长期以来,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时,习惯于一并解决离婚争议和财产分割及子女抚养问题。但是,近年来,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当事人仅起诉要求离婚的案件。对此,人民法院可否采取拆分审理模式,分案审理离婚争议和夫妻财产争议,在实践中有不同意见。将夫妻财产争议与离婚争议分案审理,在法律上并无不妥,在某些情形下更利于快捷、公平地解决当事人的争议,具有补充合并审理模式的功能和价值。故在立法上应明确人民法院对离婚案件中的财产争议可另案单独审理,并对分案审理模式的定位、标准、管辖、诉讼衔接等问题进行明确规范。     

关于许霆案的法律思考

没有完美的法律,但可以有完美的司法.作为司法者当然应以践行法律为使命,以维护制度为宗旨.但法律并非"和尚头上的虱子",面对复杂多变的案件事实,法律是什么,有时是一个难以判断的问题.在很多时候司法不仅是一个"用法"的过程,更是一个"寻法"的过程.因此在处理许霆案这种颇具争议的刑事案件时,应从刑法的基本原则和刑罚的目的出发,努力克服职业倾向性,权衡社会整体评价,对法律是什么作出一个适当之判断,防止机械适用法条.这样才能以司法灵活之优势,弥补立法滞后之不足,防止国家和公民因刑事司法而两受其害.     

刑事立案监督成案难的原因及对策探讨

刑事立案监督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能,也是检察机关侦查监督工作的重点,关系到能否在侦查监督工作中体现法律所倡导的公平与正义,关系到整个法律体系的统一.长期以来,立案监督成案难已成为制约检察机关立案监督工作成效的瓶颈性问题.论文拟对检察机关面临的司法实践中刑事立案监督成案难的原因及对策进行研究,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启示.     

从"东乡抗粮案"看"同光司法"

“同光之治”是清朝封建统治的尾声，“同光司法”的司法运作所凸现出的诸多弊病折射出封建司法的效力低下、审判不公，审判体系混乱恰恰是这些缺陷的重要体现。在审判“四川东乡抗粮案”过程中，“同光司法”所存在的以上诸多问题成了制约案件顺利进展的制约因素。由于该时期司法体系存在着自身难以解决的矛盾，因此，传统封建司法体制必然被更为先进的近现代司法体制所代替。     

知识产权司法审判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及其规制

知识产权案件中司法审判的机会主义行为是指法官为追求期望的司法结果而恣意裁判,导致法律适用上的不确定和忽略个案正义的行为,包括机械地遵循指导性案例、同一法官对同类案件可能不同判决以及裁判过程中的模板化。除知识产权存在无形性、法律状态和保护范围不确定性等独特性之外,交易专用性资产和理论解释的分歧也会推动机会主义司法行为的发生。机会主义司法纵容了机会主义诉讼,损害法律权威性,必须通过制度的完善加以抑制。可以通过采取建立同类案件判决评价机制、判决公开化、培养法官司法人格、确保司法独立等措施,规制机会主义知识产权司法行为,实现法律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完美融合。     

逻辑判断在司法三段论中的作用探讨

法律中的逻辑判断的表现形式就是法律推理。法律推理主要运用于司法领域,其逻辑模式是三段论法,大前提是法律规范,小前提是案件事实,结论是法律规范赋予案件事实的后果。逻辑判断在司法三段论中的意义是：体现现代法治理念;体现法律的科学性;提高司法效率。谨守逻辑形式并避免谬误可以说服别人,并给予司法判决正当性,维护法律的科学性和确定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的机制研究

在坚持法律至上基本准则的前提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法外因素融入司法裁判,对于弥补传统法条主义的不足,实现法律与社会、政治效果相统一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缺乏统一的指导理念与具体的裁判规范,当前我国法院在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面临着适用方式简单机械、“价值”适用差异化较大以及规则逃逸、法外裁判等困境。要解决这些问题,应当坚持后果主义裁判思维有限性适用,在此基础上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法律适用方法与规范性制约,具体包括：澄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以明确裁判适用的价值对象;区分其所扮演的“说理依据”与“裁判依据”两种不同角色;综合运用多种法律方法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论证;充分发挥指导性案例与一般“类案”的裁判经验导向作用;等等。     

不确定法律概念和判断余地——“陆煜章案”的分析

随着新近学说的发展,法解释知识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于是不确定法律概念也日益被重视。陆煜章案作为有损于"公共利益"的代表性案件,在判决作出十三年后的今天,被最高法院作为经典案例,其意义非同凡响。但是,本案判决书说理部分存在着瑕疵。法官在分析了企业名称有损于国家、社会公共利益之后,本可以运用不确定法律概念去支持判决论据,得出予以驳回的判断,然而由于缺少理论上的自觉,法官直接利用自由裁量权对工商局的驳回决定予以肯定,其间的不合理是毋庸置疑的。从不确定法律概念和判断余地理论的视角出发,通过具体分析案件,从而得出与判决书相同的判断。     

晚近名案中的刑法理论问题探究

近年来,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发生了很多广受社会各界关注的著名案件,比如邓玉娇案、梁丽＂金首饰＂案、孙伟铭醉驾案、习水官员嫖宿幼女案,等等。这些案件的处理,为日后法律职业人运用刚性法律应对纷繁复杂的具体事案提供了绝佳借鉴;同时,这些名案背后也深藏着许多艰深的刑法理论问题,有待刑法研习者加以深入研究。     

法官素质与司法公正

正义与邪恶、公正与偏私是几千年来人类法律实践中经久不衰的话题。司法是保障人民权利、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然而 ,枉法的裁判、不公的裁判不仅扭曲了是非 ,混淆了正义与邪恶 ,而且会造成民众对法律权威性的怀疑、不信任甚至蔑视。正如培根所指出的 :“一次不公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公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 ,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在我国 ,当前司法审判工作中最大的弊端是地方保护主义和裁判不公。尤其因司法腐败、徇私枉法、司法人员素养差等原因而造成的裁判不公在某些地方法院明显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