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术与严复翻译会通

严复承继清代学术讲究义理、考据、辞章的治学传统,在西学译介中提出了翻译的义理“反证”说、“敦崇朴学”说和“文章正轨”说.义理“反证”旨在会通中西思想,“敦崇朴学”注重通过考据会通中西义理,“文章正轨”成就了严复作为译界的文章高手.严复的翻译是会通中西的学术方式,对当前学术经典的输入和输出均有借鉴价值.     

基于叙事学理论下严译《社会通诠》中的翻译会通思想

会通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基础,也是翻译会通的学术基础。严复的翻译运用了这种思想,使其译著对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产生了巨大影响。文章结合近代中国的时代背景与民众诉求,阐释严复以达旨为主要翻译策略的翻译会通思想的学术适用性。同时运用蒙娜·贝克的叙事学理论,力求论证翻译会通思想在现代的学术适用性。     

训诂方法“随文谋义”说略

训诂方法中文训方法可以解释为“随文谋义”,也可以解释为互文见义、异文比较、文内自注等方法.文章对三种训诂方法加之详细考据和解释,并对文章自释功能、释词方式作出评价和概括,校定随文谋义的具体概念和知识结构,阐明其学术内涵和定义.     

“训诂”不等于“故训”

当今介绍训诂学的一些著作,在解释“训诂”这一名称的由来和意义时,往往把它和《毛诗故训传》书名中的“故训”二字完全等同起来,因为“故”与“诂”古字通用,汉人著述中“训诂”一语多作“训故”,而《毛诗故训传》书名的“故训传”三字又或作“诂训传”,于是便把“训诂”或“训故”看成是“故训”或“诂训”的同义倒文,认为二者是一回事;又因为《尔雅》篇名有《释诂》、《释训》,孔颖达曾解释说:“‘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然则‘诂训’者,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则‘解释’之义尽归于此。”于是又认为,“训”与“诂”(或     

严复对中西学的“格义”

严复对中西学的格义实质上是予中学以西学的诠释，用西学补中学之不足。这种采近代西学之“石”，攻经典精义之“玉”的理智心态，对传统文化机制进行创造性转换的努力，起到了破块启蒙作用。     

试论“声训”与“因声求义”的区别

＂声训＂与＂因声求义＂在训诂学著作中经常被看做两个等同的概念,在训诂实践中也往往没有区别地交替使用。其实＂声训＂和＂因声求义＂在＂训释词＂和＂训释目的＂上都有所不同,这些不同更反映出二者在其适用范围和求义层面上存在着的本质差异。     

“声训”质疑

近人黄侃述说:“只以其观念相同,可以相训,而非完全之训诂也。完全之训诂必义与声相应。而古书说解不能完全为声训者,或从其便,或不知得声之由来耳。若《说文》义训只居十分之一二,而声训则居十分之七八。……惟声训乃真正之训诂”。又说:“《说文》列字九干,以声训者十居七八,而义训不过二三,故文字之训诂必以声音为纲须,然则声训乃训诂之真源也。”(《文字声韵训诂笔记》) 笔者以为黄氏之说是有问题的,一是不审声训产生根源;二是,依据《说文》声训之多作为根据,不察《说文》声训的谬误;三是,本末到置,把声训和义训讲混了。为确正声调不妥,愿借此文,陈述鄙见,以求教同人。     

论声训的性质

“声训”相对于“形训”和“义训”而言。其主要原理是“声义同源”。它是中国古代训诂家对汉语声义同源规律的一种素朴的,直接的体认和解释。并非一切以音同、音近之字相释的训诂形式都是“声训”。因为取音同、音近之字相释只是“声训”的外在形式,在非“声训”的全部内容,更不是“声训”的本质属性。“声训”的性质、旨趣是以音同、音近之字来揭示语词在其命名之初的“所以然之意”,即命名立意之义。这一点,才是“声训”与“形训”、“义训”之不同的重要标准。     

《诗》“比兴”辨

“比兴”是我国古代诗学最基本的概念范畴之一,但对“比兴”的解释,历来缠夹不清,模糊影响,令人莫衷一是。最早以“比兴”论诗的是《毛诗诂训传》,但毛公传诗,独标兴体,对“比”竟只字不提。而且在他标明为兴体的一百一十六篇诗中,也未对“兴”之为义有任何界说。     

“败绩”，非“败＋绩”——一个过度训诂的案例

持“车覆”说立阐释性新义,立“败功”义作阐释明义,都不能一统“败绩”。导致过度训诂的根因是将“败绩”的词义作“败＋绩”。“败绩”与词素“绩”,古代已有确诂,可据此立二义：大败义,翻车义;词素“绩”为事（事情）义。     

训诂方式与训诂方法的区分——以“声训”和“因声求义”为例

长期以来,不少学者往往将训诂方法和训诂方式等同起来,或者混淆了二者之间的界限。有的学者将声训视为训诂方式,有的学者将声训视为训诂方法,也有的学者甚至把声训与因声求义等同起来。其实,训诂方法和训诂方式在训诂实践中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声训是训诂方式,因声求义则是训诂方法,不宜混淆二者之间的界限,亦不能将二者等同起来。     

《释名》训释条例略说—兼谈与“ 声训”有关的几个问题

本文先探讨“声训”的内涵及性质问题,然后将《释名》的训释条例归纳为六个方面.认为《释名》是一部以声训为主而兼用了义训、形训的语源学专著.本文还对“声训”和“因声求义”的关系进行了辨析,认为“声训”是一种训释条例,其表现形式多为判断式,而“因声求义”则是一种训诂理论和方法,其实质是“就古音以求古义”,其运用主要是破假借以求本字,探寻连绵字的流变,确认字词的同源、同族关系.     

“训诂”不等于“故训”

当今介绍训诂学的一些著作,在解释“训诂”这一名称的由来和意义时,往往把它和《毛诗故训传》书名中的“故训”二字完全等同起来.因为“故”与“诂”古字通用,汉人著述中“训诂”一语多作“训故”,而《毛诗故训传》书名的“故训传”三字又或作“诂训传”,于是便把“训诂”或“训故”看成是“故训”或“诂训”的同义倒文,认为二者是一回事;又因为《尔雅》篇名有《释诂》、《释训》,孔颖达曾解释说:“‘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然则‘诂训’者,通     

“反训”异议

自从东晋郭璞在《尔雅》注中讲了“以徂为存,犹以乱为治,以曩为向,以故为今,此皆训诂义有反复旁通,美恶不嫌同名”的话以后,有人根据郭说,创造了“反训”一名,提出了“反训”一说。很多人在郭例的基础上,广搜博求、综辑“反训”词例。但是,也有人不同意郭说,否定“反训”的存在。毫无疑问,这些不同观点的争论对探索“反训”产生的根源、科学地解释这一语言现象,揭示其本质,正确地运用训诂工具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这篇小文试以郭     

合作原则视角下的“信达雅”新解

严复的"信达雅"是翻译界广泛认可的翻译标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严复翻译标准的研究颇多却渐入瓶颈。该文试用语用学当中的合作原则,对严复的翻译评判标准进行深层次的阐释。通过将质、量准则和"信",方式准则与"达"以及量准则和"雅"进行比较和阐释,从语言学的多个层面阐述合作原则如何细化支撑"信达雅",为"信达雅"提供了可量化的评判标准,丰富了"信达雅"的内涵。     

严复的翻译实践原则——翻译辩证系统观和目的论角度的探讨

本文以翻译辩证系统观为指导,以目的论为基础,采用理论思辨、文献考察与实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严复的翻译实践原则予以较为系统的研究。研究表明:严复的西学翻译实践受其内外各种要素,特别是中国近代社会文化语境的制约,以目的性原则为最高原则,并在坚持目的性原则的前提下遵守连贯性原则和尽量遵守忠实性原则。严复的翻译实践原则体现在其对拟译文本的选择、雅洁风格的追求和"非正法"手段的运用等各个方面。     

中西会通视阈下严复的群学思想

严复早年中西学兼收并蓄的学术经历，以及对中国和西方社会的深刻思考，为后来他的中西会通及学理构建奠定了基础。在留学回国后，面对甲午战争失败后的中国，严复希望能通过翻译斯宾塞相关思想及其著作，找到挽救国家危亡的途径。严复利用自身西学的优势并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在斯宾塞社会学思想的影响下试图构建系统的群学思想，以在思想层面为救国图存作出自己的贡献。     

《毛诗正义》“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探析

《毛诗正义》是孔颖达奉唐太宗诏命编撰的《五经正义》之一,“因声求义”是一种利用语音和语义的关系,通过声音来探求词义的传统训诂方法.《毛诗正义》中孔颖达“因声求义”的训诂实践,实际是对东汉郑玄“因声求义”训诂原则的继承和发展,又为清人“因声求义”的提出奠定了基础.孔颖达“因声求义”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了传统训诂学关于音义关系的研究,促进了传统训诂学的发展.     

浅谈翻译中的“信”与“现实”

通过对比严复的翻译标准“信”以及“现实”这两对概念以及方位词、中国特色词汇以及莫言获奖作品的具体例子来说明严复理论的缺陷性,因此提出：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应该以“信”为基本原则,有时“信”必须为“现实”让路。     

“反训”脞论

关于反训,目前没有公认的定义。有的学者认为“反训就是用反义词解释词义”,有的认为“反训是用反义词相互训释的释词方式”,而有的则认为是“反训,即用反义词来作训释”。无论哪种解释,都包含了这样一个基本的内容:同一个词形包括了两个互相对立的词义。如《尚书·臬陶谟》:“乱而敬”,《史记·夏本纪》作“治而敬”,以治训乱,训诂学上就称反训,反训是训诂学史上产生得比较早也使用得比较多的一个训诂术语,这种现象在现代汉语中仍可寻觅其使用的踪迹。一千多年来,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引起了不少的纷争,至今仍在进行,因此很有必要对它进行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