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企业低碳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重污染企业的经验证据

环境规制可以通过激励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实现低碳转型。本文基于2010—2019年重污染企业面板数据,探究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企业低碳创新效果的影响,以及创新投入在影响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企业是否存在绿色文化对环境规制激励效果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三种环境规制工具(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对企业低碳创新都存在激励作用,且创新投入在环境规制与企业低碳创新效果之间承担部分中介作用。对于存在绿色文化的重污染企业,三种环境规制对企业低碳创新效果更好。因此,建议通过设计更为科学的环境规制政策加强企业创新投入,培养企业绿色文化,提升重污染企业低碳创新效果。     

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与区域经济增长

区域环境规制通过不同路径影响地区经济增长。文章从产业结构升级的角度,综合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及交叉效应模型,选取2004—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环境规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起直接作用但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起到抑制作用;环境规制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来影响经济增长,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显著水平相同;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交叉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是正向的,不存在区域性差异,但是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交叉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地区经济发展禀赋而存在差异。因此,环境规制实施强度应在结合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推动第三产业发展,以加快第二产业效率提升。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意愿与绿色技术创新行为

基于手工收集整理的2011—2017年我国各省的节能减排目标数据和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绿色专利申请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政府环境目标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发现：政府环境目标会抑制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且这种抑制作用存在滞后性。机制分析表明,政府环境目标会通过企业利润减少与固定资产投资增加这两种方式抑制绿色技术创新。在东部地区、清洁行业,政府环境目标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和污染密集行业则不显著。相对于国有企业,政府环境目标对非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更大。政府环境目标主要抑制企业实质性绿色技术创新行为,而非策略性绿色技术创新行为。     

环境规制的就业效应研究

基于我国1998-201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就环境规制对就业的规模效应与要素替代效应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环境规制与就业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U型曲线关系。在实施环境规制的初期,企业倾向于减少劳动力需求,此时,环境规制与就业的关系处在U型曲线的拐点左侧;而当环境规制实施强度提高到一定程度时,由于环保科技的创新会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进而催生大量的劳动力需求,此时,环境规制与就业的关系处在U型曲线的拐点右侧。因此,为了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建议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优化产业结构,降低环境规制强度;而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则建议加强环境规制,鼓励科技创新。     

环境规制、绿色金融发展与工业企业创新——基于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实证研究

本文针对环境规制、绿色金融发展与工业企业创新关系的实证研究问题,将三者纳入统一分析框架,采用2010—2019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面板数据,以动态演化博弈分析为理论支撑,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角度实证研究环境规制、绿色金融发展与工业企业创新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绿色金融发展与工业企业创新投入显著正相关,与创新产出显著负相关。（2）环境规制在绿色金融发展与工业企业创新的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3）环境规制与工业企业创新产出存在“倒U”关系和非线性调节效应。（4）工业资本集中度与工业企业创新显著正相关;外商投资规模和企业利润水平与工业企业创新显著负相关;工业企业销售产值比重对工业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不显著,但与企业创新产出显著正相关。     

教育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促进经济增长了吗——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门槛效应分析

产业结构升级背景下,深入挖掘教育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经济效益尤为重要.基于2005-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以产业结构升级为门槛变量的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教育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教育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其作用大小又受到产业结构升级的约束;时间异质性表明,2013年后,第三产业成为第一大产业,教育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存在的产业结构升级的加速门槛效应得以激活;区域异质性表明,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使教育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强,东部地区较弱,且东部地区在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门槛约束下,教育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经济效益呈现出先增后减的"倒U型"非线性特征.据此提出各地区因地制宜稳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建议,以最大程度发挥教育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经济效益.     

环境规制、研发投入与绿色技术进步——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理论层面对环境规制、研发投入与绿色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并以2005-2018年30个省份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采用EBM—GML方法测算绿色技术进步,在此基础上考察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对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进步的作用呈现"U"型关系,但东、中、西部地区分样本检验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进步的作用存在差异.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进步呈现促进作用,而且研发投入在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进步的作用机制中存在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即环境规制通过影响研发投入作用于绿色技术进步,当研发投入跨越门槛值时,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愈加显著.因此,政府应摒弃环境治理和绿色技术进步是零和博弈的思维,兼顾环境规制的成本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适当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并扩大研发投入规模,以实现绿色技术进步.     

FDI对福建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区域吸收能力的视角

在理论回顾的基础上提出相关假设,将区域吸收能力与FDI的交互项引入回归模型,选取1985-2011年26年的数据,通过平稳性、协整等相关检验发现,FDI对福建产业结构升级具有较弱的促进作用;吸收能力整体上对福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不显著;人力资本、对外开放程度对FDI促进福建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技术创新能力对FDI促进福建产业结构升级的调节作用不显著.针对检验实证提出继续扩大FDI的规模并提升其质量、优化FDI在三大产业或各行业的分布、加快提升福建区域吸收能力等政策建议.     

服务业集聚、市场潜能与行业收入差距——基于空间回归模型的分析

利用统计年鉴数据,计算了97个行业的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分析了行业收入差距的演化特征和机制.空间回归模型表明服务业集聚、市场潜能、FDI和人力资本都通过本地区及邻近地区直接和间接影响本地区的行业收入差距.服务业集聚没有产生扩散效应,与劳动力市场粘性有关.邻近地区市场潜能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将降低本地区行业收入差距,其它变量相反.行业垄断抑制了服务集聚,间接降低了行业收入差距;外资促进了服务业集聚,提高了市场潜能,间接扩大了行业收入差距.GDP经济增长率对行业差距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人力资本和市场开放程度与行业收入差距正相关.行业收入差距与人均GDP存在着类似“库兹涅兹曲线”的倒U形关系.     

环境规制、绿色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运用PVAR模型并采用长江经济带2003-2020年11省市的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绿色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强度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且效果显著;（2）绿色科技创新的发展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且效果显著;（3）环境规制与绿色科技创新彼此存在正向的冲击作用,从贡献度的角度来看,绿色科技创新的作用要大于环境规制。因此,应合理确定环境规制水平,逐步提高企业环境保护意识;加大企业科研投入,不断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协调环境规制与绿色科技创新的关系,共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不同环境规制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1995-2013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污染治理投资额和排污费征收额分别衡量命令控制型和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强度,用产值结构和劳动力结构综合衡量产业结构,以我国1995-2013年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升级为研究对象,用向量自回归模型、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分析两种环境规制手段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两种环境规制手段和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均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且为正向均衡关系,经济激励型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更显著。排污费征收额是产业结构升级的格兰杰原因,污染治理投资额和产业结构升级互为格兰杰原因。提出了继续积极推进实施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合理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的建议。     

管理者数字素养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将个体数字素养嵌入企业管理实践,探讨管理者数字素养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管理者数字素养有助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高管团队的数字素养程度越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表现越好;即使管理者不具备核心数字技术的教育背景,但其在计算机、信息技术等核心数字技术领域的工作经历都有助于后期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管理者数字素养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异质性,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低地区、媒体关注度高以及非重污染企业的样本中这一作用更为显著;企业数字化转型在管理者数字素养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管理者数字素养提高有助于未来企业价值提升。上述研究及结论丰富了高层梯队理论的研究视域,探究了新时代数字化人力资本的价值与差异化影响,为数字技术推动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     

研究生教育规模推动科技创新的门槛效应研究 ——基于1999—2019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

为检验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对科技创新的影响,选取了1999—2019年全国31个省份（不含我国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门槛回归的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对科技创新的影响并非简单的正向或负向的线性关系,而是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科技研发投入强度及产业结构的影响后表现为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曲线,且存在经济双门槛效应、研发投入单门槛效应及产业结构单门槛效应。为充分发挥研究生教育规模对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提出研究生扩招政策的实施应当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研发投入水平和产业结构相协调;应充分利用门槛效应促进中低区制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研发投入水平的提升,以及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信息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中国260个地级市的门槛效应分析

信息基础设施连通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个主体,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地域障碍,降低了城乡经济要素间差异。以2005—2019年全国260个地级市及直辖市为样本,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模型等方法研究信息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信息基础设施规模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先拉大后缩小的“倒U型”非线性关系。当前,我国大多数城市已越过拐点,进入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阶段;信息基础设施存在单一门槛,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存在双重门槛,不同门槛值区间信息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果不同;信息基础设施对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作用不同,对城镇居民呈线性正相关,对农村居民呈“正U型”非线性关系。研究的结果基本稳健,根据结论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中国服务企业是否从服务业FDI中获取创新?——来自第二次经济普查和专利微观数据的经验证据

创新是促进企业长期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当前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背景下,探究服务业FDI是否影响服务企业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匹配中国2008年第二次经济普查数据库中二位行业代码为51-97的服务企业数据和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微观数据,得到64,436家服务企业研究样本。以企业专利数作为企业创新的代理指标,以企业所在地离海岸线距离作为FDI的工具变量,实证剖析了服务业FDI对服务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渠道。研究结果表明:服务业FDI通过企业学习效应和行业竞争效应显著促进了东道国服务企业创新。进一步按外资来源细分发现:非技术优势型港澳台外资通过学习效应和竞争效应促进东道国服务企业创新,而技术优势型西方外资却通过竞争效应抑制了东道国服务企业创新。从区域制度异质性的效果看,在市场化程度较高和知识产权制度执行较好的地区,服务业FDI的企业创新溢出效应更为显著。因此,在加大引进服务业FDI的过程中,需要注重加强服务企业自身的竞争力和吸收能力,以应对来自FDI的竞争压力,增强对FDI的学习效果,更大地发挥服务业FDI对服务企业创新的作用。同时,加快地区市场开放、加强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执行有利于增大服务业FDI的企业创新溢出效应。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设立促进了企业环保投资吗?

推进绿色金融发展是培育经济新动能、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的重要举措。本文以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分批设立作为准自然实验,建立渐进倍差模型,基于2014至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设立对企业环保投资规模和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设立显著提高了企业环保投资规模,对环保投资效率的提升主要体现在环保投资不足型企业上。机制检验表明,绿色金融创新试验区设立对企业环保投资规模和效率的影响,主要通过要素市场发育程度、环境规制和董事长环保背景进行传导。异质性分析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设立对企业投资规模和效率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地区这种效应更为显著。     

中国区域绿色创新的同群效应及形成机制研究

区域如何绿色创新并协同推进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问题。借鉴同群理论解释区际绿色创新的追赶行为,选取2004—2019年中国31个省级区域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从社会互动视角检验地方政府执行环境政策的动机和激励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存在显著的区域绿色创新同群效应,且具“地理相邻”强效应、“经济相邻”弱效应特征,在进行内生性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表明目前地方政府执行环境规制决策时,更多是“择邻”模仿而不是“择优”模仿;“竞争性模仿”(环境治理)与“学习性模仿”(人力资本)两种机制均强化了同群效应,但在“地理相邻”中更为显著,而在“经济相邻”中影响较弱,表明区域环境规制决策更多的是一种地理同群行为,而向优势地区学习的“领导者-追随者”同群机制尚未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构建区域协同发展及绿色创新考核体系,并形成区际绿色创新学习追赶机制是政策实施重点。     

高等教育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机制、路径与贡献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提升高等教育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和效率,既是教育领域落实二十大精神的重要任务,也是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应有之义。本文以2000—2019年中国31省份面板数据为依托,通过构建高等教育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互补效应模型,基于“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技术、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传导链条分析高等教育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贡献及其实现机制。研究表明,高等教育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贡献,且这种经济效应表现出显著的地区异质性。高等教育对经济质量贡献度从大到小依次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人力资本投入边际收益递减、产业转移以及教育政策支持等因素共同促使了高等教育在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较强的提质增效作用。进一步机制检验发现,高等教育能够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推动技术创新以及发挥与产业结构的互补效应等路径多维度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高等教育发展、技术创新水平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长江经济带的空间效应研究

本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区域,收集了2000—2016年的面板数据,构建了高等教育发展、技术创新水平与产业结构升级的指标体系;采用标准差椭圆模型分析了三指标的空间分布及动态迁移趋势;通过耦合度模型分析了高等教育、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在地域上的耦合关系;采用空间杜宾模型研究了高等教育与技术创新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三指标测度在空间上存在较强的方向性,区域差距较大且没有缩小的趋势;三指标耦合协调度逐年提升,但是整体水平不高;在区域内部,技术创新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呈正U型,高等教育与技术创新的耦合协调度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影响最显著;在区域间,一个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对周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显著促进作用。     

环境规制能否提升我国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要素配置视角

以2003—2017年我国四大区域为研究对象,考虑区域要素配置形态,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分析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要素配置驱动下整体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U”型影响。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均显著影响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各区域的具体表现形式有所差异。与发达区域相比,欠发达区域产出水平低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滞后。欠发达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需加快改善区域要素配置形态,着重运用命令控制型代替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加强市场参与型与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的协同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