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式治理视域下宣传标语的传播特征与治理效能——以抗疫“硬核”宣传标语为例

将传播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新时代推动传播实践发展的重要命题。疫情防控中“硬核”宣传标语作为抗疫的重要工具,内含鲜明的运动式治理特色。通过搭建运动式治理的“主体—工具—过程—逻辑”四维分析框架,本文分析了疫情中“硬核”宣传标语“理念—方式—效能—规则”四大传播特征,进而论证了其在提升治理动员力、治理精准化、治理集约度和治理和谐性等四个方面的治理效能,以期为传播和治理的融合发展提供借鉴。     

作为宣传工具和基层治理资源：对防疫标语的话语分析

新冠疫情防控期间,标语在城乡基层疫情防控宣传、治理中被广泛使用。防疫标语与网络流行语深度融合,实现主流话语的社会化表达,通过网络群体传播获得超越时空限制的影响力。防疫标语以情感共振构建社会认同,这种话语模式通过对个体情感、行为的具体化演绎和对伦理关系的故事化表演,表征出疫情防控措施倡导的新社会规范,避免了因行政命令的生硬给民众带来接受压力,也通过情绪情感体验驱动了人们的行动力。“硬核”防疫标语对劝诫警示的粗犷化展现,是乡村政权等基层治理主体的权力话语生产,其强指令性色彩体现治理主体履行防疫责任的坚决态度和决绝做法。标语在疫情防控期间的基层治理中发挥了较平时更为重要的作用。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如何更新基层社会动员方式,化解官方话语困境,应探索完善标语在社会治理中的话语生产和传播途径,以实现官民话语融合和“两个舆论场”良性互动,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突发公共事件中的政务传播效果探究——以北京市疫情防控阻击战政务传播为例

政务传播在现代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愈发明显,特别是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日益成为重要因素。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政务传播在战疫中得到广泛运用,北京市委市政府作为传播者,新闻媒体、政府网站、市民热线多渠道延伸传播、增强互动,取得稳定社会预期、引导公众协同的良好效果。同时也应看到,政务传播体系建设还需进一步提升,以强化其促进政策落地、引导社会舆论、扩大公众参与等功能,更好助力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     

新形势下传统风险传播模式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及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利益关系人”对切身利益受损更为敏感,“内卷”环境更易产生“愤怒因素”并导致“风险社会放大”,传播迟缓和不当容易激化矛盾形成更大的社会风险。这种情况下,传统的风险传播模式面临重大挑战,一方面,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使政府相关部门在风险治理过程中的“控制”与“引导”能力受到了较大的限制;另一方面,这种传播模式不仅容易导致传播失效,还会激起民间舆论反弹,降低大众对政府的信任。为了应对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可能面临的各类社会风险,相关政府部门应尊重“利益关系人”的主体地位,第一时间公开发布风险信息,通过与“利益关系人”开展对话达成共识,从而更好地化解风险。     

新传播生态下社会舆情特点与治理策略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跃发展、自媒体的迅速崛起带来全新的传播生态,塑造和改变着传统的社会舆情生态,给国家和政府的舆情治理带来严峻挑战.本文通过分析新传播生态下社会舆情的特点,在此基础上从机制、法制、技术三个层面对如何开展新传播生态下的舆情治理策略提出建议.     

主流媒体引领共建新型公共卫生知识传播体系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主流媒体有效融通多种平台,整合社会优势资源,有力引导了主流舆论。但在疫情发生初期,部分主流媒体与政府、科研机构等沟通不畅,与社会互动不足,而一些国际媒体全球意识淡薄、各自为政。由此,公共卫生知识传播体系亟待升级,主流媒体应疏通与社会多主体间的互动渠道,强化人们的共同利益思维,与国内外公众展开实时的、循环式的沟通,协调社会各方共建新型公共卫生知识传播体系。     

社区传播与社会治理北大核心

社区作为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神经末梢。社区是新闻资源集中的地方,是鲜活素材的源泉。社区传播不仅满足了社区发展过程中社区居民激增的信息需求,开辟了新闻报道的蓝海;而且肩负起社区建设和提升社区居民归属感的使命,成为探索社区建设和社会治理的重要突破口。在我国当下的社会现实环境中,社区传播的实践应当深入开掘信息传播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关系,从顶层设计、联动机制、社区媒介建设等多方面构建居民日常生活的"传播基础设施"。     

公共传播与社会治理互动机制构建：学理逻辑及实践路径

现代社会治理的逻辑是承认人之多元主体性,通过协商对话凝聚社会共识、维护公共秩序、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传播是社会主体间互动交往的纽带,也是凝聚共识、整合社会的有效途径,公共传播在凝聚共识、整合社会、促进社会治理等方面更具潜能。社会治理与公共传播不仅在社会共识达成、公共利益维护等宏观层面存在关联,也在社会治理与传播主体、客体、本体、渠道、方式及目标等要素之间具有融通之处。构建公共传播与社会治理互动机制,有利于激活社会多元主体能动性、整合各方力量、推动社会革新进步。     

标语的传播功能

前两年媒体报道了云南、湖南、河北等地政府出面大规模清理“不良标语”的行动。所谓“不良标语”，就是蛮横、粗鄙、“违反民本思想”的标语，其中典型的有“一人超生，全村结扎”、“宁可添座坟，也不添一人”、“养女不读书，不如养头猪”、“毁树一行，先死他娘”、“敢与政府对着干，当时就叫谁难看”等等。野蛮标语当然不是某几个省份的特产，可以说，“标语污染”已经是一个长期、普遍的现象。一些学者开始分析标语的功过，探讨“标语文化”的内涵。本文拟从标语的传播功能这一视角谈一点浅见，以就教于方家。     

社会转型期公益传播困境与对策——新媒体语境中公益传播调查报告

利用问卷星在线调查平台,从"公益传播及参与、对公益机构的认知与评价、对公益传播中媒体的使用与评价、对公益传播的整体认知与评价"等四个方面,对中国社会转型期公益传播进行了调查。调查分析发现:新媒体语境中的公益传播,既涉及款物的捐助,也包括公益信息、公益话语的传播与表达。新媒体拓宽了公益传播的渠道,丰富了公益传播的内容,也存在管理制度不健全、公信力衰减、公益精神淡薄等问题。建立政府、非政府组织协作人人参与的模式,有利于公益传播可持续发展。     

信息传播方式创新驱动社会发展

本文借中国接入互联网服务20周年之机，总结了互联网技术创新给信息传播业、传媒业、政府治理和民间社会等领域带来的深刻变化，提出信息传播方式的创新是驱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互联网技术创新改变了信息流动的方式，重塑了信息传播的格局。开放式的信息流动促进了传播领域的更新换代，破除了传统传媒业对信息的控制和垄断。传播业的开放倒逼了政府治理的公开透明，信息化建设提高了政府施政的效率。互联网的网状结构培育了强大的自组织能力，释放了民间社会的活力。呼吁进一步破除制度壁垒，促使创新驱动社会发展的正向循环。     

“危中求变”：组织传播新样态

从大危机中寻找大机遇,是一个创新型国家应该牢固树立的发展理念。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各类组织机构主体的在线教学、在线办公等应用行为增加,改变了组织传播的样态,开辟了社会组织传播的新渠道。组织传播新样态呈现了技术功能主导、超场景传播、集体创新、全感在场、全民在线参与、场景暖软等特征。研究组织传播新样态的目的,在于把握新的驱动要素,适应产业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组织结构性转变,推动社会组织机构把握传播方式变革的机遇。     

当代传播·社会舆情·信息交流（四篇）

主持人语：传媒新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传播形式的日益丰富,由此不断催生出与受众沟通、互动的新渠道。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而构建的现代化传播平台,极大地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模式和交流方式,同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也愈加明显,尤其是微博、微信等新应用平台的广泛普及,人们可以利用互联网手段充分表达自己对某件事情的认知、态度和情感。在受众意见表达开放化的背景下,传统意义上的“意见领袖”机制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们在信息传播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主导着舆论发展的方向。融合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的信息传播特点,组织在进行信息传播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舆论引导偏差的不良现象。研究新传播环境下网络舆论的形成及舆情治理,有效引导网络舆情,健全网络舆情预警机制,对营造健康的网络传播环境、增强网络公信力意义重大。本期“组织传播”栏目立足“微时代”,深刻剖析微博意见领袖在公共事件中的社会影响,阐述了全媒体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网络舆情治理和高校舆情危机的应对机制,同时对现代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媒介形象展开探讨,力争对组织信息提供健康的传播环境。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微博、微信的广泛应用、网络言论的自由表达,给组织传播学的发展指出了新的研究方向,也让受众对传播学以及网络舆情、舆情研判等有进一步的认识。     

新传播范式与数字化社会的“再组织”——兼论未来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

在技术和资本双重因素的驱动下,技术变革、网络化传播为数字化社会带来新的增量之时,也日益促使社会不同层面去组织化。如何增强数字化社会的可控性,使其“再组织化”,已成为未来社会治理面临的重大议题。本文从历史维度着眼梳理并总结了从传统媒体到数字化社会的治理模式演进逻辑与转型范式,即传统媒体背景下的“一元”控制范式、社会转型期的“二元”规制范式、5G数字化社会的自组织范式与多元共治。在深刻认识5G时代传播模式变迁的基础上,通过对去组织化风险的研究,对自组织模型的建立,探讨再组织化治理的可能,并努力建立可应用、可预判的数字化社会治理模型与评估体系。     

参与社会治理:社区传播的新功能北大核心

传播与社区建构关系密切,在传播学诞生前便受到学界关注。当前,社区化转型已成为我国媒体发展的一个新方向,社区传播承载着社会治理的新功能。本文从社区与社区建设、传播之于社区共同体建构、社区传播如何参与社会治理三个层面出发,对社区传播参与社会治理进行了理论探讨和阐释。     

发挥桥梁作用 凝聚社会力量

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之一,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创新社会治理,必须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作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我国非常重视网络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建设,颁布了《关于加强网信领域社会组织建设的通知》《网络社会组织“同心圆”工程实施方案》等重要文件,广大网络社会组织积极协助党和政府在互联网企业党建、网上正能量传播、互联网行业自律、网络生态综合治理和网络公益扶贫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在国家网络综合治理体系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     

网络意识形态的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研究

网络社会意识形态治理的有效性与所采取的治理模式紧密相关。面对网络意识形态利益诉求趋复杂、文化交流趋活跃、阶层分化趋常态等新特征,传统社会治理中科层制的由上而下的单向度管理模式难以应对,创新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模式势在必行。网络意识形态创新社会治理模式具有一定的可行性,网络社会意识形态治理需要政党组织、政府组织、各类社会组织和基层组织相互配合,多方面、全方位整合治理主体体系。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要以政府为主导,构建政府与网民双向互动的治理模式;坚持单向管理与双向互动协同原则;注重政府监管与注重社会协同治理。     

传播结构与社会话语生产

传播结构是社会结构的主要构成因素,以大众传播为核心,与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共同构成了社会传播结构的不同层次.从其本质看,传播结构是以社会意义构建为核心的话语生产系统.传播结构对社会整合、社会价值的重构,对"公共领域"的形成和发育,都有直接的影响.本文通过考察传播结构的基本内涵,从传播结构的社会话语生产特征出发,围绕媒介框架、结构二重性及新闻场域等理论,探讨了传播结构的意义生产模式,分析了传播结构与社会话语生产之间的深层关系.     

智能媒体嵌入数字政府传播系统的风险样态与治理策略——基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智能媒体对以数字政府传播系统为代表的政治生活系统的深度嵌入,影响传统政治传播生态的解构或重构进程,并诱发信息传播失灵、过度依赖技术、权力越界、资本侵蚀和治理失范风险。文章以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为切入,发现数字政府传播范式的转型及其诱发的信息传播失灵风险、智能媒体技术权力的扩张、数字政府治理权力的迁移、智能媒体技术资本对数字政府传播系统的侵蚀等因素导致了上述负外部性的滋生。因此,需从整体性治理视角出发,优化数字政府传播模式的转型升级进程并提升数字政府传播系统的民意吸纳水平,提高整体性治理模式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有机衔接程度与网络风险综合治理效能,强化数字政府传播的整体性治理效果并优化数字政府资源的配置水平等,进而持续推动数字政府传播系统由风险变量转为事业增量。     

中央苏区红色标语的传播功效及宣传启示——基于传播学的视角

红色标语作为一种特殊传播介质,是早创时期的红军用于自我密集宣传的武器和思想鼓动的载体。中央苏区红色标语宣传,在当时历史环境下发挥了政治导向、动员激励、对敌统战、威慑斗争等功能,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瓦解敌人斗志、动员群众等方面留下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标语宣传的特性和本身功能赋予它在公共治理过程中的较大空间价值,启示我们在当今标语宣传中,要注重反映群众诉求、符合受众心理特点、雕琢大众语言口味和尊重客体民主话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