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扶贫时代职业教育扶贫协同机制构建:必要性、挑战与路径选择

后扶贫时代给职业教育扶贫工作提出了多元化、融合化和可持续化的发展要求,但当前职业教育扶贫工作还存在扶贫主体间缺乏互动,扶贫供给与贫困群体需求错位;跨区域职业教育资源整合不足,扶贫资源利用率有待提升;职业教育扶贫与产业发展错位,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不强等问题.为适应后扶贫时代提出的新要求,有必要完善职业教育扶贫主体协同机制,增强扶贫供给能力;打造职业教育扶贫区域协同机制,冲破城乡隔离困顿;优化职业教育扶贫产教协同机制,助力区域产业升级.     

论职业教育扶贫与产业开发协同机制

职业教育与产业的协同是实现连片特困区根本性脱贫的关键机制。以职业教育扶贫与区域产业开发协同关系入手,通过武陵山片区两个典型案例的对比分析,研究武陵山片区职业教育扶贫与产业开发协同中面临的问题和困境,提出筑牢实施教育扶贫的产业基础,完善产教协同支持机制,激活贫困居民内生学习动力,优化贫困地区产教协同环境等措施。     

农村职业教育与乡村产业协同扶贫的内在逻辑、现实偏差及发展路径

文章基于“互动关系”和“协同论”分析了农村职业教育与乡村产业协同扶贫的内在逻辑,阐明了职业教育体系与产业发展对接机制脱离、职业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不匹配、职业教育实践与产业扶贫融合效能低下三方面的现实偏差,并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提出了政府主导加强协同机制构建、精准对接匹配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功能耦合提升产教融合指数三方面的发展路径。     

后扶贫时代教育扶贫长效机制探析

随着后扶贫时代的到来,我国扶贫开发事业将逐步实现常规化、制度化发展。因教育扶贫是拔除穷根、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所以探索教育扶贫长效机制成为后扶贫时代的必然选择。纵观教育扶贫政策体系的变迁,我国扶贫开发战略已取得了显著成效。但随着致贫原因和贫困对象的变化,需要进一步完善教育扶贫机制。从建立以城乡协调发展为目标的精准识别机制,以人的发展为终极价值的驱动机制,以统筹多元主体参与为促进的协同机制,以有效行政调控为杠杆的问责机制着手,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教育扶贫机制体系,以期实现教育扶贫机制的长效运行。     

后扶贫时代产业扶贫的多重制约与可持续治理

产业扶贫是实现精准脱贫的重要手段。与脱贫攻坚时期产业扶贫政策聚焦于精准扶贫不同,后扶贫时代关注相对贫困与多维贫困治理,强调贫困人口的多维发展和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产业扶贫面临新的发展形势。当前,我国产业扶贫面临产业链和价值链关键环节缺失、产业发展路径僵化、扶贫福利不足等多重制约。从可持续治理来看,产业扶贫的优化路径应从建立特色产业培育机制、构建扶智人才激励机制、完善扶贫利益共同体等方面探寻,以期在未来持续发挥扶贫产业的现实价值,形成区域经济增长和个体持续增收的良性循环。     

“后扶贫时代”教育扶贫的基本逻辑、现实困境与提升策略

伴随着我国全面脱贫任务的完美收官,扶贫工作已进入“重心转向解决相对贫困”的“后扶贫时代”。教育作为扶智扶志的根本之策,在“授以渔”“立以志”“均以富”等方面独特作用为其在“后扶贫时代”扶相对之贫提供了行动逻辑。实然层面,长期以来教育资源配置、教育内容设计、选拔考试机制以及包裹在教育外部的城乡二元结构性制度分割的“向城性”,使得乡村教育仍面临“优质困境”和“效用困境”,制约着教育扶贫作用的发挥。“后扶贫时代”推动教育扶贫,迫切需要为乡村提供一体化的优质且有用的教育,实现乡村教育由扶贫领域的“托底关照”转向依教育扶相对之贫的“优质均衡”。     

“后扶贫时代”教育扶贫政策的路径选择

2020年是我国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志之年。我国当前的教育扶贫政策表现出价值取向更加公平正义、覆盖领域愈加全面、扶持对象更为精准聚焦、体系构建不断立体延拓、工作机制融合多元主体等特点。针对"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多维贫困突出等问题,考虑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机衔接,我国应制定常规化、制度化的教育扶贫政策体系,实施综合性教育扶贫措施,建构教育扶贫共同体,开展教育扶贫政策评估,强化教育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的统筹衔接。     

后扶贫时代教育扶贫应处理好的几对关系

全面脱贫时间节点的到来为教育扶贫开启了新的思维起点,向教育扶贫提出了过程性挑战。基于后扶贫时代贫困现象的主要特征,教育扶贫质量的可持续提升有赖于处理好教育发展与教育扶贫、扶智与扶志、农村教育贫困与城市教育贫困、扶贫主体与贫困主体、教育扶贫的国际经验与本土实践等关系。后扶贫时代的教育扶贫应诉诸多维关系视域的系统化行动,在扶贫实践中需进一步凸显教育发展的功能建设、精神扶贫的价值指向,关注特殊贫困人群的主体特征、倾听教育贫困者的主体诉求,探索国际教育扶贫经验的在地化实践,推动实现我国教育扶贫经验的国际社会贡献力。     

后扶贫时代教育扶贫政策优化的理论证成与路径选择

教育对相对贫困治理具有关键性作用,优化教育扶贫政策是为后扶贫时代教育扶贫行动探寻路径的最佳战略抉择.贫困的"多维性""动态性""相对性"与"持久性"构成了后扶贫时代教育扶贫政策优化的逻辑前提.在后扶贫时代,教育扶贫开发道路的理论优势构成了教育扶贫政策优化的逻辑起点,贫困与教育反贫困的理论关照揭示了其政策优化的理念探寻,教育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理论支点指明了其政策优化的价值理路,立体交融式战略格局的理论图景表达了其政策优化的发展走向.在后扶贫时代,教育扶贫政策要基于"共识""共融""共生""共建""共享"五个维度全面升级,趟出政策优化的创新路径.     

全面脱贫背景下职业院校精准扶贫研究

精准扶贫的核心在于扶贫对象和贫困类别认定的精准性,构建以经济帮扶为主要手段,融合诚信教育、心理教育、职业生涯教育和生命教育为一体的长效帮扶机制,实现贫困生认定程序、帮扶理念、返贫预警机制三个优化,建立精准扶贫数据库、提升贫困生内生动力和长期跟踪反馈机制以预防返贫。     

基于“扶贫先扶志”理念的全球儿童贫困治理范例研究

当前我国儿童贫困治理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强国家、弱社会、弱家庭”的现行儿童贫困治理格局易见成效但不易持久;现行“补缺型”儿童福利模式无法适应“后小康时代”儿童贫困治理的新形势;“扶贫先扶志”的儿童贫困治理理念尚未做到“知”与“行”的统一.发端于委内瑞拉并盛行于世的“音乐教育福利体系”体现了“扶贫先扶志”理念,它为我国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例.其之于我国儿童贫困治理的有益启示是:(1)充分发挥国家、社会、家庭这三大贫困治理主体的合力,以服务于“贫困儿童”的个体成长为基点,探索“家庭-社区-志愿者-非政府组织-国家”等多元主体积极协同的儿童贫困治理机制.(2)建立以中国青少年儿童民乐合奏与合唱团为主要载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教育福利体系,并以此作为破解贫困儿童个体“志向失灵”和“行为失灵”难题的重要抓手,助力我国儿童贫困治理实现从“补缺型福利”转向“发展型福利”、从“物质救助”转向“精神扶贫”的无缝对接.     

后精准扶贫时代职业教育参与相对贫困治理的缘起、效能及推进策略

职业教育参与相对贫困治理进程是后精准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的关键组成部分。2020年是我国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也是检验精准扶贫取得成效的重要节点。随着贫困治理力度的持续加强,绝对贫困现象被有效消除,相对贫困治理逐渐成为后精准扶贫时代贫困治理的核心内容。职业教育与精准扶贫在目标、对象、内容层面存在较强的内在耦合,职业教育参与相对贫困治理有利于脱贫攻坚战略的达成、有利于区域社会经济转型升级、有利于阻断农村贫困代际传递。后精准扶贫时代,职业教育参与相对贫困治理进程应做好顶层设计:转变扶贫内容方式,注重贫困人口的精神扶贫,调整人才培养定位,满足区域经济的发展需要,加大教育资源投入,促进职业教育的质量提升,不断释放职业教育参与相对贫困治理的效能,有效推进相对贫困的治理进程。     

"互联网+"促进教育精准扶贫:问题、方向与路径

教育与贫困的关系研究脱胎于经济与文化视角的反贫困理论.教育与反贫困研究的历史奠定了教育扶贫的基本思想,指出了教育与贫困在市场结构、人口素质、文化资本、社会政策等四大要素上的关联.我国教育精准扶贫还存在资源配置难优化、数字鸿沟难弥合、贫困文化传递难阻断、扶贫治理模式难转变等突出问题.结合历史研究中的四大要素与现实中的具体问题,"互联网+"促进教育精准扶贫的框架可分为四个方面:一是为拓展优质教育资源开掘了新路径,二是为弥合贫富人口数字鸿沟开辟了新渠道,三是为消除贫困亚文化复制功能创造了新方法,四是为转变教育扶贫治理方式注入新力量.运用"互联网+"促进教育精准扶贫,具体路径包括:"互联网+"改革教育供给,优化贫困地区教育资源配置方式;"互联网+"激活信息红利,弥合贫富人口数字鸿沟;"互联网+"提升文化资本,消除贫困亚文化的复制功能;"互联网+"促进多元参与,转变教育扶贫治理方式.     

精神扶贫时代乡村教师作为“教育扶贫先行者”的使命、困境与优化路径

2020年脱贫攻坚战圆满收官,我国进入了“后扶贫时代”,扶贫工作的重心从着力解决物质贫困问题转向解决精神贫困问题,即精神扶贫。教师作为贫困地区精神扶贫的主力军,肩负着扶贫者之志、扶贫者之智、守护乡土文化的时代使命。然而,在践行使命的过程中乡村教师出现了角色定位模糊,扶贫意识缺乏;乡土情怀缺失,扶贫内在动力不足;工作任务重、扶贫经验少,扶贫能力欠缺的问题。因此,为使乡村教师更好地履行作为“教育扶贫先行者”的使命,职前培养中要注重乡村教师乡土情怀培育;在职培训要强化乡村教师教育扶贫角色意识;更要建立健全乡村教师扶贫激励机制。     

习近平教育扶贫观的三重论域

习近平教育扶贫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明确了教育扶贫在消除贫困中的战略治本之作用。从生成逻辑来看,习近平教育扶贫观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在新时代的集中呈现,是中国共产党人扶贫理论与扶贫实践发展的历史结论,是习近平对教育与贫困关系深刻把握的实践成果。从核心要义来看,习近平教育扶贫观是以教育实现“人的发展”为目标,以提升人的自我发展能力为核心的内源式脱贫致富之路。从实践路径来看,习近平教育扶贫观提供了一条接续消除相对贫困、稳步走向共同富裕的现实之路。     

高等教育扶贫精准供给的问题、模式与路径

贫困治理进入后扶贫时代,扶贫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性更加凸显。通过审视高等教育扶贫供给侧发现:传统高等教育扶贫观难抑贫困再生,离散化的高等教育扶贫制度消解了扶贫效果,失衡的高等教育扶贫资源供给阻碍了扶贫效能发挥。优化高等教育扶贫供给模式既是教育与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需要,也是高等教育系统落实精准扶贫思想的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指引、体系化的制度保障和差异化的资源供给是实现高等教育扶贫精准供给的有效路径。     

我国扶贫资金管理中的问题与改进策略

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贫困问题依旧是当前不可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扶贫资金的运作与管理是治理贫困的关键。我国的扶贫工作虽然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扶贫资金的管理还存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急需解决。这就需要政府改革和创新扶贫的管理制度和机制,提高扶贫绩效。     

后精准扶贫时代的贫困治理——制度安排和路径选择

2020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国进入以相对贫困、精神贫困为特征的后精准扶贫时代。贫困韧性和迁移性导致后精准扶贫时代的贫困发生转型,出现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一维贫困向多维贫困、生存性贫困向发展性贫困、收入型贫困向消费型贫困、原发性贫困向次生性贫困、农村贫困向城市贫困转移等六大特征。后精准扶贫时代贫困发展的动态性和贫困成因的多源性,决定了贫困治理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加大了贫困治理难度,产生了新的贫困治理诉求。贫困治理需要围绕"相对贫困""精神贫困"的治理重心,以"攻心"为上,克服贫困治理碎片化、重塑整体性治理,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施城乡一体化治理,摒弃运动式治理、建立制度性治理体系,实施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双轮驱动,建立起与国际接轨的多维动态识别标准,出台"贫困治理法",加强"贫困耻感文化"建设,发挥社会企业在贫困治理中的潜力,发掘贫困者内在的正能量,克服"穷人心态",扩展相对贫困者"带宽",矫正个体失灵,消除代际贫困,实现贫困的最优化治理。     

教育缓解相对贫困的价值意蕴、行动逻辑及制度安排

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教育扶贫是后扶贫时代缓解相对贫困的基本方略.教育缓解相对贫困是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提升贫困人口脱贫能力的关键所在,加快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更是推进"四个全面"战略的重要支撑.在后扶贫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缓解相对贫困的指南针,"造血式"精准扶贫是缓解相对贫困的主渠道,健全中国特色脱贫攻坚制度体系是缓解相对贫困的支撑点,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缓解相对贫困的突破口,实现教育公平正义是缓解相对贫困的归宿地.教育缓解相对贫困在制度安排上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制度设计理念,培育贫困人口坚定的制度自觉,健全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制度,优化教育资源的高效配置制度,进而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激发贫困群体内生动力,完善教育扶贫顶层设计,提高教育贫困治理实效,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教育贫困代际传递与阻断:教育精准扶贫路径选择

教育贫困存在代际传递,需要教育精准扶贫加以阻断.在分析教育贫困代际传递概念、教育贫困代际传递机制和主要特征的基础上,探讨了阻断教育贫困传递的“四力模型”和激活方法,进而提出了包括教育扶贫精准识别、教育扶贫精准帮扶和教育扶贫精准管理等在内的教育精准扶贫这一阻断教育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