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联"时期鲁迅的编刊活动研究

本文主要探讨"左联"时期鲁迅的编刊活动,通过爬梳相关史料发现:"左联"时期鲁迅努力维护左翼文艺战线,在前期带领革命青年编办了《萌芽》《巴尔底山》《世界文化》《前哨》《十字街头》五种机关刊物,在后期参与编办了《文学》《译文》《太白》《海燕》四种文艺刊物.通过编办这些刊物,鲁迅一面推行"革新的破坏",一面扶持"革新的破坏者...     

再造"地方":小镇青年的媒介化实践景观

传播媒介深度嵌入乡村社会之中,小镇青年通过影像实践在积极建构自身话语的同时也塑造着新的"地方"文化和认同.本文从小镇青年这一群体的媒介化实践框架切入,探讨在这一过程中小镇青年是如何将地理实体与人们的想象联结起来,建构自身主体性的同时,帮助乡村完成文化失落地到文化根源地的转身.     

"国风":一个媒介社会学的概念

"国风"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它的产生和发展绝非偶然,而是来自媒介与社会的相互作用.通过梳理"国风"概念的演变过程,回顾与"国风"相关的已有研究.文章认为,随着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和认同提高,媒介对国风文化传播的加强,以及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国风"文化在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普及.     

媒介迁徙:青年亚文化新场景与移动媒介的多维关系

传播媒介的迁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信息生产传播的物理形态,从而影响受众接受信息的心理和方式。移动媒介作为媒介迁徙的主要承载者,会影响青年亚文化文本及形态,促成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相互交融。而具有共同小众兴趣的青年受众会因新媒介的便利更易于形成群落,催生多种青年亚文化新场景,如分享亚文化、电竞亚文化、二次元亚文化等。青年亚文化新场景的繁荣,反过来吸引移动媒介关注视频分享亚文化、关注亚文化社群经济、关注亚文化多元议题。     

"媒介墙":论大众媒介对城市空间正义的建构及其局限

20世纪70年代以来,现代都市社会研究转向空间政治,尤其是城市空间中的空间正义问题.基于媒介化理论,本文分析了大众媒介对于城市空间正义的现代性意义,大众媒介通过议程设置突出空间占有、空间使用、空间消费、空间再造、空间抗争和空间想象这些元素,用具体的新闻报道、广告、舆论、艺术设计等内容,建构了城市空间正义的四道"媒介墙"的角色,即:区隔之"墙":建构城市空间所有权的正当性;监护之"墙":影响公共空间资源再分配的公平性;遮蔽之"墙":通过代言或标签化扭曲不同社群在城市空间中的平等性;想象之"墙":干预城市空间中异质空间的开放性.但大众媒介的资本属性和技术特征使其建构的城市空间正义具有局限性.随着网络社会的到来,新技术对大众媒介形成了强烈的冲击,这也启示我们思考未来网络社会中空间正义的新命题.     

论新农村媒介传播"瓶颈"的突破

青年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的新生力量,新农村文化建设对其素质的提高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作为文化载体的媒介,农民和城市居民当前在资源享用上存在巨大的差距,媒介的农村传播远远不能满足青年农民的现实和潜在需求,必须对青年农民媒介消费的观念、行为以及潜在的需求进行深入的分析,探究突破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媒介传播的"瓶颈"的路径.     

左联期刊与报告文学的"联姻"

作为左翼传播媒介的左联期刊与作为新兴文体的报告文学在20世纪30年代完成了一次联姻,其具体表现就是左联期刊本身所表现出来的对报告文学的强烈需求以及报告文学对左联期刊的传播依赖。     

论"第二媒介时代"的人文导向

随着"第二媒介时代"的来临,消费社会的世俗化浪潮以其汹涌之势冲击着整个文化体系,大众传媒在扩张的同时,必须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深怀文化良知,为建立一套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规范鼓与呼.传媒对人文导向的把握,需要在感性与理性、世俗化与神圣化、实践性与超越性、功利性与责任感、全球化与民族化等层面展开广泛的对话和探求,以实现媒介价值的再定位.     

青年亚文化视角下的社交媒介依赖研究

社交媒介的合理使用已经成为当代青年亟待认识并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不同于新媒介依赖的既有研究成果,本次研究运用美国传播学家鲍尔·洛基奇和梅尔文·德福勒提出的"媒介系统依赖理论",试图还原"媒介——受众——社会"的媒介依赖研究的基本框架,深度植根社会文化这个领域,结合青年受众群体与个人的特点,关注社交媒介技术和青年亚文化的转向带来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客观地分析青年受众社交媒介依赖的变化以及社交媒介依赖存在的原因,并为青年受众在社交媒介依赖中的异化问题提供相应的建议。     

青年偶像崇拜的媒介批判

偶像崇拜的演变 偶像是人们的情感寄托和行为模范,偶像崇拜现象可以说是随着人类历史发轫而相伴相生的,而且,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人们的偶像崇拜也在社会变迁中不断变化。[第一段]     

解析大众媒介的他者定型--兼论传播中的"妖魔化"现象

定型是人类常见的一种认知方式.本文用定型概念分析大众媒介在再现他者时的一种简单化、片面化现象,并把这种现象定义为"媒介定型",并试图用这种新的视角研究大众媒介传播中的一种偏狭机制,分析大众媒介如何通过放大细节形成和维护对他者的定型,追究"媒介定型"的市场逻辑和制度逻辑,最终揭示"媒介定型"的深层动因--民族中心主义.这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大众媒介传播中的"妖魔化"问题,以及大众媒介组织制定跨国跨文化传播的战略与策略,建立积极的沟通机制都有积极的参考意义.     

媒介执政:媒介作为当代执政的特殊机构

影响力日渐提升的大众媒介正在引起社会各个方面的深刻变化,成为社会发展不可忽视的力量.在政治领域,执政党运用媒介实现国家权力的能力日渐成为衡量其执政水平高低的重要标量.本文据此提出"媒介执政"这一观点,对其来源作出粗浅解释,以期探讨提高我国媒介执政能力的可行之策.     

作为媒介性的生成性:作为世界的媒介北大核心CSSCI

关于媒介性的讨论已经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媒介具有强大的行动力。这就需要讨论,媒介以何种方式达成这种行动力。对此,麦克卢汉暗示,人在被技术延伸的同时也将技术转化为媒介;西蒙东看到了技术系统使系统内的技术物互为媒介;基特勒则反转了麦克卢汉的命题,指出技术将人转化为媒介。这三个观点同时指向了媒介的生成性:媒介的生成性体现为媒介将一切人与物都转化为媒介。在这个意义上讲,媒介本身就是世界。     

青年亚文化与当代媒介素养教育

本文探讨了媒介素养教育中的一个特殊但极具现实意义的命题。青年亚文化在青少年中很有影响力,它的存在自然会影响青少年对媒介使用和对信息的接受,也自然会影响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青年亚文化背景下媒介素养教育的难点较多,最突出的是认同感的调整。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努力使青少年从对亚文化的强烈认同中转化过来。为此,要发挥学校社区的作用、组织讨论、让学生学会控制自身行为、强调媒体自律、强化经典的传播渠道等。     

作为媒介的外滩:上海现代性的发生与成长

本文将外滩这个实体空间理解为上海现代性创造的一个特殊地点,它的发展呈现了上海现代性一百多年以来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命运.在主流传播观中,实体空间是被忽略的一个元素.本文认为,外滩的都市空间,既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结果,本身又作为一个媒介,构筑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新型关系.传播因此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一种功能性媒介的活动,而是以人为主体展开的多个层面的互动关系.     

再现"媒介真实"--"真实再现"的可能性和合理性

电视作为一种技术手段,确实具有"再现现实"的性质,但它绝不是现实的原貌,而是现实与非现实辩证的统一.电视纪录片中的现实,主要是通过我们的视觉器官去"观察"的现实,实际生活中我们对于各种各样生活的体验则是一般意义上的"体验的现实",二者之间存在着差异.电视纪实类栏目、电视纪录片某种程度上是编导的主观反映,具有主观规定性.但我们必须承认,根据一定主观意识截取的部分,仍然要受到包含这部分外界全体法则的控制.这就是电视纪实类栏目、电视纪录片中"真实再现"得以生存的原因."真实再现"并非是对于"真实"的"再现",而是对于已经消失在镜头前的"真实"提供历史的"可能性".     

以何为家:媒介情境论视域下异地分居的青年夫妻微信交往研究

针对当前流动青年的异地分居问题,文章基于梅罗维茨的媒介情境论视角,通过对10对异地分居的青年夫妻进行半结构式访谈,着重探讨异地的青年夫妻在微信进行的维护婚姻稳定的积极实践及其微信使用对异地的青年夫妻的影响。研究发现：异地青年夫妻在传统沟通场景的消解和新场景的融合中代际需求和情感需求出现分化;青年夫妻通过微信进行家庭群体感的再建构和完成社会化过程的两个不同内涵。异地分居的青年夫妻通过微信提供的不同情境建立家庭媒介化亲密,赋予亲密关系更鲜活和更持久的生命力。     

作为媒介的地铁:城市移动空间中的交往互动

作为一种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地铁将乘客纳入一个移动的封闭空间中,形成了一个可供陌生人交往互动的公共平台,但列车机械运动的物理刺激、现代人内心距离的疏远等因素,导致车厢内"共处而不交流"的情境成为常态.然而,新媒介技术的应用催生了如地铁打卡、"地铁捞人"等新型社交方式,乘客的媒介实践促成了地铁虚拟空间的产生,引发了更多沟通...     

媒介恐慌论与媒介恐怖论的兴起、演变及理性抉择

媒介恐慌论和媒介恐怖论源于世界恐怖主义日益膨胀的威胁和媒介世界浓厚的暴力氛围.媒介恐慌论作为一种研究恐怖报道与恐慌心理关系的媒介理论,虽然可以在中国文字诞生时发现它的起源,在魔弹效果论中看到它的发展,但却是随着"9·11"事件的暴发才成为真正的学术话题的.媒介渴望发生大新闻的心理和对突发事件的大规模报道,极易引发社会恐慌,形成"恐慌文化"和非理性的直觉式的反应.鉴于恐怖主义和媒介之间经常具有一种相互提供养分的倾向,恐怖主义已演变为一种弱者反抗强者的非对称的对抗性手段,一种象征性的发言权和传播方式.媒介要确保不被恐怖组织利用,就必须以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为首要考量,坚守社会责任、专业精神和职业道德,自愿遵守面临恐慌或恐怖事件时的报道原则,愿意以相互体认、相互理解的态度与危机处理者合作互动,以向公众提供全面、真实、安全、平衡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