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漕运行程中重大问题：漕限、江程、土宜

漕运行程是整个漕事活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朝廷着力最大、耗时最长、费资最多的环节,而清代漕运行程中的漕限、水程、土宜诸问题集中地反映清代漕运中的重大问题,即秩序、成本以及漕运与社会的交涉。清廷对于漕运各个环节的期限都做了十分具体的规定,并制定了一系列配套规制,漕限不仅维持漕船的有序行进与漕粮抵京,更重要的是保证每年周而复始的漕运秩序,秩序之于王朝的意义在漕运事务中体现无遗;清代漕运无论是江程抑或河程,“险隘处所”在在皆有,由此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漕运的高成本,集权政治具有强大的资源调配效能,但是其所造成的社会性消耗也是巨大的;而漕船附载“土宜”意在解决漕运人员的生计问题,但客观上引发了漕运人员沿途的商业贸易活动,并将漕运活动推入长江中下游尤其是运河一线的商业链条中,成为沟通南北物质交流的重要渠道。在社会变迁中,国家事务必然与社会发生深度的交涉与互动。     

浅议明代中后期治理黄河的“两难”

在永乐迁都北京以后的二百多年时间里，明王朝的政治、军事重地一直在北方。为维持北京作为首善之地粮米什物的供给，从江南向北京运粮遂成为维系明王朝命脉的根本性经济问题。几经权衡筹措后，开通运河运送漕粮成为最佳选择。但漕运所资之运河在航道上却要借黄通漕，这就使治河受到“保漕”这个事关明王朝根本利益的经济问题的影响，在此原则基础上明代治河重北轻南，北部筑堤以使黄河南流，同时又要保持漕运所需的水位。     

清代漕运官员的沿革、职能、权力博弈与漕弊——以漕运总督为视角的历史考察

漕运是清代封建国家之血脉,对于维持中央政府政治、军事、经济的正常运转有着巨大的意义。作为主管漕粮运输事务的漕运总督,与仓场总督、河道总督等专业技术性大员一样,共同构成了机构健全、管理完善、分工明确的国家漕运系统。除掌控漕粮收兑、运船修造、漕丁检选、查验回空、催攒漕欠外,漕运总督还担负着部分河道、仓储、盐政、屯田、赈济、军事事务,在封建国家行政体制上的位置异常重要,甚至与清朝国运息息相关。     

南漕北运：中国古代漕运转向及其意义

漕运连接着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区域,其线路方向一直处于变化之中。汉唐期间,漕运为东西方向,由东至西;唐宋期间,漕运转变为东南、西北方向,由东南而西北;元明清三朝,漕运进一步转变为南北方向,由南至北。漕运方向的不断变化,意味着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区域在空间上的地域关系的变动,总体趋势是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区域分立北南,南粮大量北运。这一变局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漕运作为实物赋税的运输形式持续存在,始终成为政治中心紧扣、牵绊经济发达之区的绳索,另一方面,由于漕运长距离运输的空间特点,各王朝意识到漕运除了供食京师之外尚可发挥其调控与制衡社会的功能,于是漕运越来越多地运用于社会赈济、救助等领域。此外,漕运客观上引发了区域社会经济格局的变动,促生了运河经济带的产生,这个经济带在明清时期的经济功能及其辐射意义巨大。漕运线路变动的背后还存在一个更为深层的问题,即中国古代统一王朝为什么始终选择内河,其价值取向与内在理念何在的问题。     

运河与两宋国计论略

两宋立国均仰赖运河。北宋定都无险可守之汴京，实迁就于运河漕运之便利，依靠运河维持“强干弱枝”立国之势。运河、尤其是汴河，漕运东南粮米、钱帛，不仅供养京师上百万官兵士庶，而且兼顾边防和灾区所需。河漕运之阻滞，是北宋亡国的重要原因。南宋将行都定于临安，运河也是重要条件。江南运河对各地财赋之转输、政令布达之通畅，以及沿岸地区之繁荣，成为南宋政权赖以存在的基础，而浙东运河又成为对外贸易获取商税的重要通道。另外，盐税在两宋财政收入中占很大比重，而运河又在食盐运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论高拱的治漕方略——兼论与张居正的分歧

明嘉、隆时期,由于漕河淤塞,厉行海禁,无法保证京师及辽东军队所需漕粮的供给。为改变这一漕运废弛的局面,高拱执政后,提出疏通漕运,恢复海运,推行河海"二路并运"的治漕方略。这一治漕方略由于同张居正存在分歧,在隆庆后期没有得到全面实施,但在万历初元却得到了张居正的大力推行,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就此而言,高拱的治漕方略在隆万改革中具有开创之功。     

嘉道时期漕运旗丁的若干问题

嘉庆以后,漕运制度运作困难,各个环节失调,运达京师漕粮减少。从州县兑漕开始,千里运河漕运以及通仓交粮,自始至终都有旗丁的责任,而且各种漕运弊端多与旗丁牵连,所以朝野对于旗丁的非难随处可闻。在这些弊端中,旗丁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时人犹在庐山之中：就事论事,漕运中许多弊端确与旗丁纠葛不清,但是,旗丁毕竟只是具体运漕的丁夫,他们怎么能有如此能量兴风作浪,危害漕政,而执政者长期没有良策使之就范,其中复杂的社会及时代背景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也许会有趋于合理的解释     

唐代河南漕路续论

唐代河南道黄河段漕路,是汉代已有通漕记载的古老漕路。其水道“湍悍”,三门底柱为航行最大障碍。唐代河南道段黄河承担漕运任务空前繁重,对航道进行过多次大规模整治工程,留下可贵的历史经验教训,裴耀卿、刘晏、李泌、李巽、裴休等为之做出过重要贡献。陕州是河南道黄河漕路的转运中心。唐朝最早于此设置地方运使。元和时运使停罢,并不表示陕州失去漕运的重要性。河南道两段漕路各有特点。     

先秦秦汉漕运史研究概观

先秦秦汉漕运史研究在古代漕运史研究中具有突出地位,研究成果繁富。就现有成果来看,漕运的开创问题尚存分歧,而漕运与经济的关系研究比较深入,漕运与政治军事、漕运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研究仍存薄弱的课题点。漕运工程沿革研究在早期运河史上仍然存在着争议,一些新的研究课题仍需努力探索。     

试论同治朝江浙“减漕”运动

自太平天国运动后期,江浙两省所开展的减赋运动,便以减漕为中心,先后相继,互相影响。大致而言,江苏减赋以核减漕额为重点,浙江减赋则以核减漕粮浮收为特色。经过此次减赋运动,江浙两省漕粮海运数量再也没有恢复到以前的水平,成为清代漕运制度史上的重要转折。     

试论同治朝江浙"减漕"运动

自太平天国运动后期,江浙两省所开展的减赋运动,便以减漕为中心,先后相继,互相影响.大致而言,江苏减赋以核减漕额为重点,浙江减赋则以核减漕粮浮收为特色.经过此次减赋运动,江浙两省漕粮海运数量再也没有恢复到以前的水平,成为清代漕运制度史上的重要转折.     

河南漕粮的“代替”

漕运在明清两代是一项大政,漕粮则是有漕各省的一项重大负担,有关漕运的政策,又会不同程度地左右这种负担。河南是漕运负担大省,由于各地交通状况不一,交通便利的县份便代交通不便的县份代纳漕粮,同时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偿,此之谓“代替”。最初这是一件官民两利的事情。到了后来,这部分代替的漕粮就成了额定负担,以后形势发生变化,代纳漕粮之县份负担日渐沉重,原先的便民政策也变了味道。     

浅析三门峡漕运对我国古代封建王朝政治的影响

三门峡漕运是我国古代东西漕粮转输的必经要道,历史上也是沟通长安与洛阳这两大都城东西水陆运输干道上的漕运枢纽地段,对于维持定都关中政权的政局稳定以及两京格局均有着重要作用,并对我国古代漕运制度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西北地区在历史上曾长期是中原王朝的军事中心,三门峡漕运也因此成为朝廷在西北地区发展军事,进行战争,加强边境防务,维护边疆稳定的基础。同时,历代王朝也利用三门峡漕运在灾荒年份赈济灾民、平粜物价,对社会起到了一定的制衡作用。     

明清时期漕船的趱运

明清时期,为保证漕粮船只按时抵达目的地,朝廷分别委派中央官员和地方官员对漕船进行催趱。明初,中央官员的委派并无定制,自万历六年开始以御史为专职催趱漕船的中央官员;清承明制,直至清末。催趱漕船的地方官员,明清两代略有不同。明清两代以漕运为国家命脉,视漕粮为＂天庾正供＂,朝廷设官派员,专司催趱之责,及由此而起。然而在催趱漕船的过程中存在很多弊端。     

中国古代运河发展的几个阶段

中国古代运河和运河网络经历了一个发生、发展、繁荣与终结的过程,根据运河发展的自身特点和规律,古代运河发展过程可划分为五个发展阶段,各个阶段既相互衔接又自成系统,既有对前代运河遗产的继承,又在多方面有所创新。     

明清时期漕运对徐州地方文化影响探析

徐州是明清时期运河流经的重要地区,漕运对徐州的地方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漕运的畅通促进了明清小说和地方戏曲的传播,明清时期徐州兴盛的科举教育、繁荣的建筑文化和商业文化也都与便利的漕运密切相关。明清时期漕运对徐州地方文化的作用和影响推动了徐州运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从漕运的社会职能看道光朝漕粮海运的行之维艰

嘉道年间,漕粮河运陷入形势竭蹶的境地,从技术角度而言,漕粮海运在明清时期已经完全成熟,但道光朝的漕粮海运却行之维艰,学术界多将其原因归结为道光帝缺乏改革魄力以及河运既得利益集团的竭力阻挠、水手难以安置问题等,本文从漕粮海运所承载的政治社会功能的角度,来透视漕运改革所牵涉社会阶层的复杂性,从而探讨道光朝漕粮海运维艰的深层社会原因。     

明代廉吏刘东星家世及政绩考略

刘东星是明代隆万年间的官员，出生于山西沁水之望族，官至工部尚书。他曾任河漕总督，负责治理河道和漕运事宜，疏浚徐、宿之间运河；开通界首、邵伯之间的漕渠；开凿泇河，为明后期漕运的畅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还体恤民生、致力于灾荒救济，是一位古代少有的廉能官员。     

略论元明清三代对江淮运河的治理

江淮运河乃沟通南北运河之枢纽,元明清三代政府都极为重视对其整治与管理。元政府一方面防止其北段与黄河合流,另一方面加强整治淮扬运河,但随着元代海运的兴起,河运的整治与管理逐渐流于形式。明政府整治湖漕的重点在于疏浚清口与修建闸坝。清代康熙治河工程主要集中在清口、高家堰和海口三处。明清时期还加强了对河运的垂直管理。三代政府对江淮运河的精心治理,使得南方巨额的漕粮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并促成了运河沿线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工商业城镇的崛起。     

元明时期胶莱运河兴废考

元代初期为了解决漕粮问题,曾开辟海运通道,但沿海岸线航行须绕行山东半岛,多有风涛不测之险。至元十七年元世祖忽必烈下令在胶莱平原利用胶河和大沽河道开凿胶莱运河。河成后,曾一度通漕,且运量较大,但仅隔十余年时间胶莱运河就被废弃不用。明代中后期,在政府官员中以及民间又多次出现重开胶莱运河的提议和行动,王献曾一度凿通马家濠运河,这对地方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然而,胶莱运河并没有全线贯通,不久又被废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