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士绅与地方政治——以孙诒让兴学活动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通过对清末学务场域的考察,发现地方社会中的废科兴学活动是一场权力角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上层士绅的权力体现了强劲的扩张态势。处境困窘的地方官联合生计被夺的下层士绅进行了猛烈的反击。研究表明:在清末,地方官失去了在地方社会的占绝对优势的支配地位;将士绅想象为具有共同价值观、共同利益和共同的文化生活,因而一味地采用整体化研究方式,不足取,“上层士绅保守下层士绅激进,”这个流行的说法站不住脚。     

论中央和地方利益分配的相对均衡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实质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分配关系。长期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没有进入一种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使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无法形成一种制度化、稳定化的利益均衡分配模式。因此必须革除中央与地方利益分配时缺乏民主、缺乏规范、缺乏地区公平等弊端，实现中央与地方利益分配的相对均衡，从而建立起新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体制框架。     

公私利益视角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解析

随着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如何认识和处理中央与地方之间关系的问题显得更加突出。在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上长期实行的高度中央集权体制存在着种种弊端,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一直是各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文章概述了当前理论界关于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几种基本思路,提出从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视角出发探寻中央与地方之间矛盾的本质,以此来解释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并提出从制度建设或法律监督等方面来降低中央与地方之间矛盾的负面影响,使中央与地方关系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民国时期的地方财政与乡村政治——以浙江兰溪模式为中心,兼论"内卷化"模式

民国时期的地方财政问题,本质上是社会政治问题,是地方政治变革的一部分。兰溪模式是国民政府有效治理下的地方政治变革方式。县政的改革和现代化的地方财政制度建设,有利于规避华北农村出现的国家权力“内卷化”现象。     

维护以核心利益为底线的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新时代,坚持以核心利益为底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必须清晰界定国家核心利益的内涵,从历史发展维度明了国家核心利益的中国认知,基于和平发展道路正确理解以核心利益为底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持续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始终如一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以中央与地方交互行为范式为视角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国家结构的基本关系之一,对此问题的研究已著述颇丰。先前的研究最终的目标都是通过种种措施使得中央与地方关系达到法治化的样态,但在研究过程中只注重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改革发生和进行的路径以及预期要达到的状态,而对在改革过程中中央与地方主体行为范式却未予以相应的关注。本文根据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独特样态,认为我国中央与地方法关系治化,首先应当解决的问题是中央与地方交互行为范式的法治化,而且交互行为范式的法治化应当是以人大为主体所进行的建构行为。     

本业和职责：清代陕西士绅与地方文化教育

居于乡村社会的士绅阶层将传播儒家文化、培养人才视为自己的职责。他们不仅在义学、书院、文庙、会馆的兴建过程中,或捐助资金,或负责办理,或为寒士捐助生活费和学费,而且亲自投身到地方社会的教育活动之中,为清代陕西的人才培养和文化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利益视角下地方高校新增专业价值取向的冲突及规避

地方高校在通过新增专业扩大规模、提高办学效益的过程中,由于受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教育政策的缺陷以及自身定位不当,存在着不同利益主体所引发的新增专业价值取向冲突问题.只有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完善高校专业设置的相关政策,创新专业建设管理模式,才能规避冲突,切实维护学生及其他相关者的利益,促进地方高校科学发展.     

中央与地方公共政策供给对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影响——以中山市的实践探索为例

中央政府是学前教育宏观政策的决策者,对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起着方向引导和整体性规划的作用,而地方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既是国家教育政策的执行者,也是地方区域性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当前我国中央政府在学前教育政策供给上已初步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促使并保障我国学前教育事业走上了法制化与科学化的发展轨道,但已有政策法规一般出台年代较为久远,不能适应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形势,无法解决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在此宏观政策背景下,在坚持"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管理体制下,地方政府应积极发挥主动性,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因时而动地制订和完善本地学前教育政策法规.如中山市政府根据中央政策精神,准确定位本地幼儿教育事业发展目标、进一步强化市政府在幼教事业发展中的责任、积极推进当地幼儿园所标准化建设工作、规范和发展0-3岁早期教育、稳定和优化幼儿教师队伍,使中山市学前教育事业取得了可喜成绩,不过其进一步发展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仍然需要中央政府出台宏观指导性政策,予以明示.可见,在公共教育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中需要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才能保证学前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国家开放大学地方学院和学习中心建设策略研究——以大庆广播电视大学为例

大庆广播电视大学在向国家开放大学地方学院和学习中心的转型中,以发展学历教育为立足点,以扩大非学历教育为使命,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为根本,以改善办学环境为条件,为我国开放大学地方学院和学习中心的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     

冲突与协调——从国家战略利益关系看中关关系走向

在影响中美关系的诸因素中，美国的全球战略与中国的和平崛起战略的冲突是决定性的，这决定了中关关系的发展必然充满磨擦与碰撞。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     

清末新式社团与士绅的转变--以南昌地区为中心

清末新政时期,科举制的废除使士绅阶层失去了传统的政治优势。但政府推行的发展实业、新式教育及地方自治等改革措施,又为其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在政府指令的运作下,地方社会相应成立了商会、自治会、谘议局等新式社团和自治机构。士绅借助于这些新式社团和自治机构,广泛参与各种地方事务,在角逐地方权力的过程中实现了社会重组。新式社团和地方自治机构的出现,分享了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促成了地方社会的自治化进程。     

法律利益的界分及其冲突处理

妥善处理各种法律利益之间的冲突是我国目前面临的重大课题,亟需法学界对法律利益冲突有关的理论进行探讨。文章尝试确定科学的标准对法律利益进行界分,确定他们的位序,进而指出冲突的表现和正确处理矛盾冲突的原则,最后对我国立法提出了建议。     

19世纪中叶士绅阶层的分裂——以温州社会为考察中心

19世纪中叶以后 ,地方军事化趋势加强 ,上层士绅权力迅速膨胀 ,下层士绅却被急剧边缘化 ,从而导致了地方权力格局的失衡 ,两者无可挽回地走向了分裂 ,这就使得士绅与各种地方势力的关系更趋复杂。我们在探讨包括国家与社会关系在内的所有涉及士绅的问题时 ,不可不考虑这个历史变化     

均衡与和谐:对地方立法的利益解读

由于观念上对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的排斥,长期以来,我国地方立法因其地方和部门利益倾向倍受批评和指责。利益是立法的起点,法律的核心目标就是通过均衡利益实现社会的和谐。市场经济是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参与、竞争与合作的经济,市场经济下的地方立法首先应该是不同主体的利益表达机制,更应该是多种机制作用下的利益均衡系统。     

晚清徽州钱号与地方社会的互动——以咸同年间万隆、志成账簿为中心

徽州钱号与基层的保长,官僚机构的县丞、典史、把总等官员,以及商业行帮和行会保持密切的互动,呈现出以权势为导向,以利益为依归的互动模式,较为典型地反映出近代基层社会官商之间的关系     

文明冲突与国家利益的博弈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在理论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其理论认识到在全球化背景下，文明冲突存在的现实，但夸大了其作用，掩盖了当今世界冲突的实质。文章分析指出，当文明冲突与国家利益一致时，相同文明的国家结成同盟与其他文明国家表现为文明冲突；当文明冲突与国家利益发生矛盾时，表现为不同文明的国家之间的合作及同一文明内的国家之问的利益冲突。文明冲突只是国家利益的外在表现，并服从于国家利益，冲突的根源是国家利益而非文明。     

地方政府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利益与作用

在我国发展高等教育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在发展区域高等教育中发挥积极作用,其所具有的独特视角和利益诉求,与中央政府管理高等教育形成一种互补关系,通过地方政府积极参与区域高等教育治理,形成区域高等教育多级政府共同治理格局.     

传统士绅与社会剧变--以辛亥革命前后的江西士绅为考察中心

甲午战争之后,随着一系列历史条件的变化,江西士绅阶层在社会流动中呈具出一种多元分途的态势。辛亥革命时期,处于不同层次的士绅在这场社会剧变中心态和行为模式各异,但总体上推进了江西辛亥光复的进程。反过来,这场社会变革又和江西士绅阶层的前途和命运形成一种微妙的互动,并对之后的江西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清末民初云南地方法治的社会政治环境考察——以中央与地方关系为视角

在中央新政改革和云南地方自治逐步推进的特殊背景下,清末民初的云南地方法治运行及其条件十分复杂,它以消除领事裁判权的存在及其割裂司法权的威胁等为动因,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相互交织影响,国家、地方官员、地方精英等各方力量彼此博弈与妥协的动态过程。其正向意义是奠定了地方自治的前提,为宪政发展作了准备;其负面效应则是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法治力量在地方的客观性弥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