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理论是马克思建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块重要基石。实际上,"市民社会"一词历史悠久,涵义丰富。无论是洛克的"市民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理论,还是黑格尔的"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理论,都说明市民社会与国家有着紧密的联系。与黑格尔试图从国家这一实体去超越和解构市民社会不同,马克思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上,认为对待市民社会问题不能寄希望于国家,而只能是在市民社会中解决。     

试论市民社会视角下的中国“社会建设”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一般政治理论认为,社会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市民社会的成长和发育,因此,这对于中国相对独立于国家的社会力量——市民社会的生成具有重大影响。     

国际关系三流派之代表作

刘贞晔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副所长。主要研究领域及特长为国际关系理论、全球市民社会与全球政治、国际非政府组织研究、联合国研究等。主要著作有《全球学的构建与全球治理》(副主编)、《国际政治领域中的非政府组织》(专著)、《全球议题(第三版)》(译著)、《国际关系学》(副主编)等。     

市民社会、公民社会与国家——重新认识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

葛兰西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一词和黑格尔以及马克思所说的"市民社会"含义完全不同,应该翻译为"公民社会".它介于私人生活领域(市民社会)与国家(政治社会)之间.他所提出的国家是一种广义的国家即政治社会和公民社会的结合体.这种广义的国家概念把文化公共领域作为国家行政控制的一个领域.按照这种国家观,文化领域仅仅具有意识形态的意义,而与理性共识无关.他对于国家和公民社会的这种理解适用于夺取政权和维护政权,而不适用于民主地管理国家.     

市民社会自治的社会基础

市民社会发展的关键是市民社会自治。市民社会是一种不同于其他社会类型的多元化、自主性的社会,具有经济生活的多元化、独立自主的社会组织、独立自由的公共舆论、理性和契约性的政治文化等特征和社会基础。这不仅能促进中介组织、非盈利组织或第三部门的发展,而且是促进民主政治成长的社会基础。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的历史嬗变及其当代启示

市民社会概念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常用的一个概念。马克思用市民社会的概念来揭示近代社会本质的概念。从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演进过程,对市民社会的概念进行梳理,展现出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发展历程,从而突出市民社会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的地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社会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论市民社会的形成及其原因

市民社会在古代西方是指市民的共同体——国家,是指政治社会。中国古代和欧洲中世纪不存在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市民社会。中世纪末期出现了从事商品经济的市民阶层,即第三等级。从19世纪开始,"市民社会"被用来专指在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种种政治性支配下获得解放的近代市民阶层之间的关系,被认为是一个"脱国家脱政治的领域"。市民社会是国家权威和个人自由的缓冲地带,它由相对独立存在的各种组织和团体构成,是国家权力体制外自发形成的一种自治社会,是衡量一个社会组织化、制度化的基本标志,具有独立性、制度性的特点。     

市民社会与中国法治社会的构建——从商事社会向市民社会转型的法理学思考

市民社会是现代法制社会的社会根基,中国正处于商事社会这一由乡土社会向市民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欲建立现代法治社会与国家,就要在中国构建市民社会,也就是要推动我国商事社会向市民社会的转型,而推动这一转型要启动一系列复杂的国家与社会工程.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与中国社会建设

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建立在对黑格尔等前人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的概念是一个历史的概念,“物质生产关系的总和”是市民社会的实质。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二者是既分离又相互统一的关系,人类社会超越市民社会和国家的时候,也是阶级和剥削消亡的时候。同时,市民社会的相关理论也对我国目前的社会建设具有重要影响和意义。     

中国“市民社会”名实辨

中国“市民社会”研究中存在的关于中国有无市民社会及其名称认定的争论。通过理论的辩驳和事实的考察证明，中国实际上并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社会，而只存在国家一社会分离意义上的“社会”，且应正名为“民间社会”。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市民社会研究不致发生与原初理论的背离，才能准确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性质和阶段。这不仅是一个学术规范问题，对于我国当前的法治理论研究和法治建设，这也是一个必须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     

现代市民社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科学概括出抽象的市民社会概念的基础上对具体的市民社会形象给予历史区分,构成了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两个重要成就。它不仅决定了马克思既对现代政治国家进行批判也对现代市民社会进行批判的革命彻底性,而且决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正确理解现代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无疑具有社会启蒙的意义,对于当代中国推进以个体主体性的生成、社会公共性的回归和国家合法性的落实为归依,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前提的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法治视野中的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社会生活领域。独立的市民社会是法治形成的必要社会条件。市场经济作为市民社会的经济形式促进法律的形式合理性发展,并孕育社会普遍的法治理念。市民社会权利以各种形式制约国家权力,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和重要社会条件。中国在探求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应充分重视市民社会的基础作用与决定作用,为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提供富有价值的借鉴意义。同时,有必要对西方市民社会理论做出正确的鉴别、吸收。     

马恩市民社会理论初探

本文通过对马恩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以前市民社会思想的分析考察,提出了与学术界把马恩的市民社会诠释为“不科学”、“不成熟”的“借用术语”的观点的不同看法,指出市民社会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市民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建议把马恩的市民社会理论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中去     

从国家到国际：国际关系中“国家韧性”的研究视域

“韧性”是风险社会中的重要概念,是不确定环境中主体所应具有的适应性、回应性等能力。在借鉴其他学科理论资源的基础上,“国家韧性”成为政治学中探讨国家在风险中特定能力的话语。然而,目前对于国家韧性的讨论多以国家内部的制度体系为主体,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国际关系中作为整体性存在的国家。审视国际关系中的国家韧性,必须立足于系统思维,在“纵”与“横”的国际关系不同层次和不同领域中探寻国家的生存与发展之道。从纵向角度看,国家韧性以国家为原点、地缘为延伸,具体表现为从边境到全球风险环境中的国家韧性结构;从横向角度看,将国家韧性放到竞合关系中,分析在国际竞争—合作的不同领域中国家韧性如何彰显。总体来说,国家韧性是大变局时代国家在复杂国际环境中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重要能力。     

市民社会的政治超越

20世纪以来，市民社会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从近代主要从经济角度规定市民社会，转变为当代主要从社会联系和化的角度规定市民社会；由近代把市民社会看作主要是物质交往领域，转变为当代把它主要看作是一个自治的民间社团及其活动所构成的公共领域。这种转变扩大了市民社会的外延，使得人们产生这样的误解，即市民社会是不可超越的。这种误解在一定程度上为个人主义及各种腐败现象提供了舆论环境，从而导致了社会经济生活领域的混乱和无序。实际上，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内在地包含着关于市民社会的政治超越学说。他在批判旧唯物主义和创立新唯物主义的过程中,科学的区分了它们各自产生的基础。     

培育社会资本 建立新型国际关系

以社会资本视角映射国际关系为前提。假设国际交往可以被抽象化为一个关系化的网格状社会,而全球化的事实也为连带性关系社会假设提供了证据支撑。国家主体形成网格化的中心节点,在比附网状的发展模式中,国家间通过外交网络输送利益,实现对内生利益的表达与外殖利益的延伸。新型国际关系剔除了国家物质以及军事实力在国际交往中的权重,转而以社会资本式的关系型软性思维方式汲取外交资源与保证国家利益,架构一套完整的外交转型新理念。     

葛兰西对市民社会概念的重新阐释

葛兰西实践哲学中的市民社会思想最终指向现实的政治与经济斗争,但他认为社会不仅是通过政治与经济相互作用的关系而再生。现实社会更多是通过文化形式、社会交往以及法律结构等融入市民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分子的合力作用而再生。葛兰西对待市民社会的问题,更多地不再是停留于政治与经济领域,而是将其置于意识形态范畴进行思考。市民社会在葛兰西实践哲学里属于上层建筑的领域,是无产阶级进行意识形态批判与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场所。     

全球化与全球市民社会的兴起

随着全球化在世界范围的扩展和深入，市民社会也进入了全球市民社会的阶段，世界经济一体化，国际政治民主化，全球市民社会的兴起是全球化的三个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全球市民社会的兴起有其历史必然性，同时，它又以其经济，政治功能反作用于历史，全球市民社会有其相对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发展过程，因而也具有其独特的特点与规律。它本身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只是由于现阶段资本主义在全球的绝对优势而具有资本主义的不少特征，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面对全球市民社会的兴起，首先是应该冷静观察，积极参与；其次是不应怕，不应压，而是要进行推动和引导，才能使我们更好地溶入全球化的潮流和国际主流社会，从而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     

浅析“市民社会”——从黑格尔到马克思

"市民社会"这个词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明确地将市民社会作为政治国家的对立物,这一区分启发了马克思,但马克思没有停留在这一区分上,而是站在现实和历史的角度,深入到社会物质生产关系层面继续深化了市民社会的内涵。虽然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的认识对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理解有着一个启发的意义,但二者出发的立足点是有着根本上的不同的。在现实意义层面上,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认识则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