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理性”僭越了“精神”

不知何时,在中国学术和大众话语中、“理性”玉兔东升、“精神”金乌西坠,即便作为“精神”圣殿的伦理道德,也效颦西方圣哲,冠箍为“实践理性”,“精神”与“理性”这颗灼人的新星比肩,已如昨日巨星,于苍桑中青春不再。     

教师精神的“天职”意涵及其当代审视

伴随教师专业化思潮,对教师精神的研究多窄化到教师专业精神这一概念,往往忽视教师精神的原初意涵。通过对“教师”一词的汉英词源学分析和对“精神”与“道德”“职业素养”概念的辨析,研究认为教师精神与教师专业精神二者的内涵多有重合却并不全然相同,探讨教师精神需要突破现代专业及其以理性视野建构的边界。一方面,教师精神相较于教师专业精神具有更悠久的历史向度,它滥觞于人类文明诞生之初,有超越世俗生活的一面;另一方面,教师专业精神中理性与道德的浓厚色彩遮蔽了“精神”原初的生命冲动与意志。在当下中国,对教师精神的理解应重视“天职”维度,即教师以理性、道德、审美与生命激情熔铸自身人格,贯通于整全个体的日常生活世界,通过“教-学”关系的实践活动承担个体解放与文明延续的教育使命。     

对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一些思考

某些现代西方批判理论家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成为控制、支配、统治人的思维方式、生产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造成社会的生存、发展及文化危机,把科技推到“原罪”地位。而对于中国而言,传统文化缺乏科学理性和精神,政治意识形态长期占据话语霸权,科学素质和精神亟待提高,因此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科技批判理论。而认为中国的人文精神极其丰厚及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相对立的观点也值得商榷。中国传统人文精神是建立在早就发达起来的农业文明的基础上的早熟而缺乏科学理性的人文精神,而科学精神是现代人文精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现代的人文精神应是融合科学精神在内的人文精神。     

中世纪:理性权威之神圣化初探

众所周知,西方近代的几百年历史是以科技文明为标志的,而科技文明的精神基础是理性逻辑,后者正是希腊文明的产物,难怪西方近代史是以复兴希腊精神开其端的。中世纪作为“黑暗的时代”仅仅是被跳过的时代。于是,中世纪逐渐被人们所遗忘。事实上,人们疯狂诅咒、视而不见的中世纪绝不是一段能跳过的历史,正是它为近代悄悄地、不自觉地准备了一个理性化的上帝,为近代的理性崇拜奠定了基础。     

论鲁迅早期思想中的“科学”观——兼与梁启超比较

中国近现代的知识分子为了拯救处于贫弱中的中国，纷纷转向西方寻求治国之道，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科学文明”重视。但是，在一场向西方学习“物质文明”和“科学文明”的热潮中，却有部分知识分子对此持更为审慎的态度。他们在肯定西方“科学”与“物质”对中国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同时，也意识到了现代西方社会的精神危机，并由此指出了个体精神发展的重要性——鲁迅和梁启超就是这些知识分子中的代表。     

“公共精神”:培育当代民族精神的核心理论维度

现代教育的最终使命和核心任务在于塑造和培育民族精神。任何民族的民族精神,实质上是该民族之“公共性”文化精神的理论表达,以及对共同的价值理想、信念的理解和不懈追求。现代“公民社会”需要具备现代性社会精神气质与人格特质的人,国民教育尤其是民族精神教育实质上是一种社会化的“公众教育”,是指全社会都参与到新的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学习、传播、创新和实践中来。培育民族精神中的“公共精神”品质的关键,是发育中国的“公民社会”,培养民众的“公民意识”。一个国家的公民意识和公民精神,可以折射出这一民族和国家文明的面貌;反之,从一个民族国家的文明中也可以看到公民意识和公民精神的投影。突出民族精神中“公共精神”信念的教育,既是在国际社会中树立中华民族的“国家形象”的长远之策,又是构建一种涵摄“公共性”文化精神与价值理念追求于其中的、富于鲜明时代特色的开放的民族精神新生形态之必需。     

公共性：新时代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价值期待与秩序构建

公共性作为个人在共同体中获得自由个性的秩序创制,日趋成为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内在品质与价值期待。从功能论视角来看,公共性能够以“个人—共同体”相统一的类思维,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形成价值共识、资源共享与文明共创的关系构序。在构建新文明范式的境遇下,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呼吁着一幅内嵌文明意蕴与文明逻辑的公共性图景,即公共价值的理性自觉、公共文化的繁荣有序与公共意义的实践创生。为此,要不断推进“个性化”与“社会化”有机整合的公共价值引领、“外援型”与“内生型”深度嵌合的公共文化服务、“观念性”与“实践性”高度耦合的公共意义构建,提升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公共性品质。     

以文教化以化成天下--中国西周时期"礼乐教化"美育工程探讨

富有理性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西周礼乐文明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基本模式，其基本精神是通过各种途径对人进行情理兼备的礼乐教化，塑造人和谐的文化心理与完满的“君子”人格。尽管它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其注重以塑造情理兼备的“人”来实现社会的和谐、文明与进步的文化精神，在今天仍应是我们的民族教育认真批判继承的珍贵的文化遗产。     

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冲突中的民族根脉精神

在现代文明冲突的过程中,我国传统文化遭遇现实困惑,主要有民族信仰、道德、理性和人文等内在精神的失落,有文明素质低级化、庸俗化趋向以及全球化过程中的“西化”趋向。惟有走出困惑,对接世界先进文明,确立以儒道为核心的民族根脉文化,依靠党的力量,重建共产主义理想目标,从教育入手塑造民族理性精神,确立信仰、理想、精神三大内在文化要素的大目标,才能促进民族社会大发展。     

论古希腊文明与自由思想

在西方 ,自由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希腊文明孕育并产生了自由思想。古希腊人的自由思想是精神上的自由 ,而非为所欲为。古希腊文明的民主政治、理性精神、民族性格这三个方面的内容规定和影响了其自由思想的产生。反过来 ,自由的思想又丰富了古希腊文明 ,从而形成了互动的良性循环     

中国哲学前轴心期之神话渊源

正如尼采点明“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是西方哲学精神在前轴心期神话时代的渊源，“夸父精神”和“女娲精神”是中国哲学精神在前轴心期神话时代的渊源。夸父精神是一种阳刚进取的“非理性”精神，而女娲精神是一种阴柔包容的“理性”精神。这两种基本精神呈现为互补关系，共同构成中华民族哲学的二元一体格局。经过轴心时期的理性转换，尤其是经过周易哲学的话语转换，它们成为了中华民族哲学精神的核心精神。     

基于理性精神培养的数学教学研究

理性精神是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独立思考、勇于提问、不断创新的科学精神.文章从理性精神的概述出发,从“借助数学思想,培养科学精神”“借助探究活动,培养独立思考习惯”“借助多元化思考,发展求真意识”三个方面谈谈培养学生理性精神的措施.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启蒙精神"缘由探析

法兰克福学派无情揭露和批判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弊病,以社会批判理论而闻明于世。他们认为,“启蒙精神”虽然给人类带来文明与进步,推动了发达工业社会的进程。但是由于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启蒙精神”已经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必须对启蒙精神、科学技术进行反思。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历史观及其当代意义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历史观缘起于对“正统”马克思主义。无批判的实证主义”的质疑。通过反思现代性、理性同一性、概念帝国主义的实质．以人的实践的超越本性为核心的自觉的历史性、实践性扣批判性的文化精神．对作为传统人本主义理论基石并代表着整个西方工业文明本质的启蒙精神提出了质疑与批判。从而揭示了人类的历史就是启蒙摧毁神话和销蚀自身的历史。依照批判理论的历史观。历史不是启蒙理性所勾勒的那幅人类战胜自然的宏伟蓝图,不是启蒙理性不断开辟新疆域而一路高歌猛进的宏伟历程。而是在当代所制造的西方文明进步的理性形而上学神话中注定了启蒙自身的悲剧性历史命运。     

略论蔡元培的科学理性精神

科学理性精神,是蔡元培科学精神的重要内涵。蔡元培指出科学的理性精神,即对世界的客观正确的认识方式,它建立在实验和逻辑推理的基础之上,科学的理性精神需要反对盲从和迷信。提倡思想自由与学术自由,宣传科学文明,倡导科学方法是培养大众的科学理性精神的重要手段。     

"数学精神"与数学教育

以数学理性精神为核心的“数学精神”,对数学教学中的素质教育来说,是太重要了,然而,对于“数学精神”的内涵、特点、巨大作用和教育功能,我们又知之甚少.开展“数学精神”教育研究应将“基础研究”与“普及研究”有机结合,在教学中始终不忘数学精神的渗透和身教.     

西方精神教育思想的历史考察

本以西方教育思想史上的“精神教育”发展为线索,较系统地探讨了“精神教育”思想的历史发展。通过对西方“精神教育”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的追溯,指出了“精神教育”作为一个理论范畴或教育价值取向,与西方化发展相伴随,并一直推衍到当代。这一历史过程说明,“ 精神教育”不仅是教育的一种价值理想,更是一种旨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实践活动。     

略论“大连精神”

“大连精神”是大连人的精神与城市特征的合一。在提炼和塑造大连精神时,必须注意大连这座城市与海洋的紧密联系,海洋文化、海洋文明是其独具的特色。必须强调个性推进。大连精神的实践性应体现在科教兴市、苦练内功和“不求最大,但求最佳”这样的战略目标上。城市精神的提炼应具有强烈的理性思维和感性色彩。     

当代中国大学之道

《大学》奠定了我国先秦时期“大学之道”的核心和精髓。“大学之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伴随着工业文明时代的到来,在中西方两种文化矛盾冲突与融合中,我国古代“大学之道”不断地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推动了大学教育和人类文明的进步。然而,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范围内日益出现的以“崇尚物质,忽视人文”为基本特征的文化生态危机及其导致的大学精神衰微现象,不少有识之士呼吁高等教育回归“人”的主体地位,并期待重新确立“以人为本,实现和谐”的新时代大学所追求的崇高信仰。为此,当前我们的一项紧迫任务就是在继承我国先秦时期“大学之道”的核心和精髓的基础上,学习、借鉴人类社会积淀和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包括近代以来西方大学理念创新的优秀元素和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以“人文、理性、求实、创新、和谐”为核心价值信念创新当代中国“大学之道”,探索构建当代中国大学人的精神家园,以适应当今世界大发展大调整大变革和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的客观需要。     

“诗化的感性”与“诗化的理性”——中国审美精神的诗性文化阐释

中国诗性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唐诗与宋词。在理性文化中,“情”与“理”不相容,前者容易在反理性冲动中沦为“本能”与“欲望”,后者时常异化为一种与感性生命无关的抽象“范畴”与灰色“模式”。在诗性文化中,其“情”本质上是一种“诗化的感性”,其“理”则是一种“诗化的理性”。以诗性智慧为母体的中国文化心理,既不会走向高度抽象的西方逻辑系统,也不容易走向西方非理性的欲望狂欢。这是中国诗性文化最重要的现代性价值所在。在感性与理性之间除了西方的二元对立,还有一种更深刻的中国式的和谐关系。要理性就要压抑感性,或要感性解放一定要走非理性之路,只是西方民族的“一家之言”。维护诗性文化的利益与安全,既是我们对中华民族应该承担的伦理职责,也是对人类文化必须作出的庄严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