伙伴选择、伙伴控制与供应商网络治理

针对企业的供应商网络治理行为,探讨了供应商伙伴选择策略、伙伴控制机制及其交互作用对供应商投机的影响。在中国制造行业189家公司调查问卷的基础上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社会选择/关系控制相对于公共选择/契约控制更容易降低供应商投机;社会选择和关系控制以及公共选择和契约控制的共同使用促进了供应商投机,公共选择和关系控制的共同使用降低了供应商投机。     

风险投资中的控制权分配与企业家努力激励：基于质量努力和管理努力的视角

企业家(EN)的努力对项目的现金流有着重要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将EN的努力分为：质量努力和管理努力,并研究了三种控制权安排(EN控制、投资家控制和条件控制)中的合同设计问题。通过建模分析研究表明：(1)EN拥有控制权的合同很难达到社会有效率,出让部分控制权的条件控制权安排总是社会有效率的,出让全部控制权虽然不能保证社会有效率,却大大扩大了融资范围;(2)再谈判虽然能保证EN控制事前、事后有效率,但再谈判不总是可行的,而且再谈判成本也会造成效率流失;(3)股权分配虽然能解决风险投资家(VC)控制下的事后无效率,但这以牺牲事前效率为代价;(4)VC拥有控制权时,如果VC获得的支付大于好状态下的清算值,那么合同是社会有效率的,如果VC获得的支付不大于好状态下的清算值,那么合同事前激励为零,事后无效率,最终项目必然清算;(5)VC的保留效用会影响控制权的安排,如果VC的保留效用高于一阶努力水平下的社会最优福利时,VC拥有控制权是最优的控制权安排。当VC的保留效用低于一阶努力水平下的社会最优福利时,并且再谈判成本趋近于0时,EN拥有控制权是最优的控制权安排;当VC的保留效用低于一阶努力水平下的社会最优福利时,如果再谈判成本不是无穷小量,则条件控制是最优的控制权安排。     

关系专用性投资的机会主义效应与治理机制研究——一个独立和互补的调节模型

从强形式机会主义和弱形式机会主义的双重视角,剖析合作创新中关系专用性投资的机会主义效应,探究明确型合同和关系型规范对机会主义效应的独立和互补治理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在合作创新活动中,关系专用性投资不仅会引发强形式机会主义,也会引发弱形式机会主义;明确型合同对强形式机会主义的治理作用更显著,关系型规范对弱形式机会主义的治理作用更显著;明确型合同与关系型规范具有互补性,与单独使用一种治理机制相比,二者同时采用对机会主义效应的治理作用更显著。研究结论从深层次上揭示了合作创新中关系专用性投资的机会主义效应,以及明确型合同和关系型规范2种治理机制的独立和互补作用。     

研发联合体:基于交易成本和资源基础理论视角

文章通过研读合作研发领域代表性理论和实证研究文献,以合作研发建立过程为脉络,以交易成本理论、资源基础理论为阐述基础,梳理了合作研发领域的整体研究框架：对合作研发起源及其主要类型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组织学习理论归结了合作研发的六种主要动机和获取竞争优势（利润）这一根本动机;从资源共同力量（collective strengthen） 和组织间冲突（inter-firm conflict）两个视角分析合作伙伴的相关特征及对合作绩效的影响;探讨了合作研发的组织管理,包括合作研发的基本组织类型及特征,梳理了企业实现有效知识溢出的专有性机制。最后,提炼研究结论及后续研究方向,旨在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一个整体切入点,为合作研发实践活动的组织和评价提供参考。     

企业政策导向对社交媒体交互影响的调节作用

本文研究企业的政策导向（分为鼓励导向和控制导向）对边界人员使用社交媒体行为的调节作用,并通过实证方法验证了社交媒体对企业影响的双面性。通过550家中国制造企业的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我们发现（1）企业员工使用社交媒体进行更多的任务型和关系型交互行为均能够给企业带来更高的绩效,企业员工更多的任务型交互行为能够减少渠道成员的投机行为,但是更多的关系型交互行为则会导致渠道成员产生更多的投机行为;（2）企业的鼓励导向能够强化关系型交互行为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而控制导向会弱化关系型交互行为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3）企业的鼓励导向能够分别强化任务型和关系型交互行为与投机行为之间的关系,控制导向能够弱化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些结论对理论研究和企业实际应用都有重要的意义。     

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运用装配制造商知识的情境分析

一个长期困扰汽车零部件制造商的问题是,著名车企（汽车装配制造商）是否可以作为重要的技术知识来源。对于这个问题,以往的实证工作从宏观的视角给出了总体上的观察结果,尚缺乏微观视角的分析和验证。本文旨在厘清汽车装配制造商的技术知识运用于零部件制造商创新中的真实作用,即探讨在不同的创新情境中的不同作用。我们提出两个维度作为区分不同情境的基础：零件商创造能力和创新的激进程度。交叉这两个维度得到四种创新情境,我们分别讨论零部件制造商在各种情境中运用著名车企知识的作用。以美国汽车行业中的零部件制造商作为研究对象,以他们发布的专利作为样本,以专利数据构建变量,开展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只有在“能力较弱的零部件制造商在开展激进程度较低的创新”情境中,运用装配制造商的技术知识会对创新质量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另外一个重要的结果是,在“能力较强的零部件制造商在开展激进程度较高的创新”情境中,运用越多装配制造商知识,创新质量越差;进一步的探索发现,在这种情境中零部件制造商应当从更为广泛的外部来源中获取知识,并加以运用。     

终极控制、公司治理与地方国有公司过度投资

以2005~2008年中国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公司滥用自由现金流进行过度投资视角出发,研究地方政府作为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时,其持有的现金流权以及"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所内涵的公司治理效应。实证结果表明:(1)只有当地方政府持有的现金流权较大时,现金流权的"激励效应"才会显现,能够抑制公司滥用自由现金流进行过度投资的行为;当持有的现金流权较小时,不足以发挥激励作用。(2)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表现出"堑壕效应",但是当地方政府持有的现金流权较大时,以过度投资攫取控制权私利的成本加大,这种"堑壕效应"会有所收敛。本研究有助于理解转轨经济时期地方国有上市公司终极控股股东与外部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丰富了关于政府控制下公司治理问题研究的实证文献。     

研发外包中的路径转移：重议不完全合同下的控制权配置

在承揽研发外包的过程中,如果新的研发路径出现,代理方会将此路径披露给第三方,而委托方为治理这类可能发生的披露行为,会在双方研发外包关系形成时配置最优的控制权。尽管控制权越大,代理方的披露行为越能够被有效地治理进而委托方的收益也越大,但越大的控制权所带来的成本也越大,故最优的控制权配置应该在权衡该收益和成本的基础上进行。而在此过程中,合同的不完全性表现得越明显,委托方所拥有的最优控制权就越大。另外,不同于Lerner & Malmendier(2010),委托方配置最优的控制权将占优于不配置任何控制权。而相关的经验性证据也验证了这类结论。     

不完全合同下企业研发外包的控制权配置研究——基于研发路径转移的视角

在承揽研发外包的过程中,如果新的研发路径出现,代理方会将此路径披露给第三方,而委托方为治理这类可能发生的披露行为,会在双方研发外包关系形成时配置最优的控制权。尽管控制权越大,代理方的披露行为越能够被有效地治理进而委托方的收益也越大,但越大的控制权所带来的成本也越大,故最优的控制权配置应该在权衡该收益和成本的基础上进行。而在此过程中,合同的不完全性表现得越明显,委托方所拥有的最优控制权就越大。另外,不同于Lerner和Malmendier的论断,委托方配置最优的控制权将占优于不配置任何控制权。而相关的经验性证据也验证了这类结论。     

Societal trust and open innovation

While open innovation provides a new paradigm to sustain a firm’s competitive advantage, opening up to external knowledge also entails substantial risks of appropriation and opportunism. Building on this “open paradox” framework,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whether societal trust—a key aspect of informal cultural norms—serves as an effective mechanism in improving relational governance among partners, thereby leading to better collaborative outcomes. Using a novel panel data on co-owned patents across 29 countries, we show that firms in high trust countries are able to produce a higher level of joint output (i.e., co-owned patents). This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when perceived opportunism is higher (i.e., firms in high-tech industries, or in countries with less disclosure transparency), and when formal contracts are less enforceable (i.e., in countries with relatively weak legal systems). We further show that open innovation is the channel through which societal trust promotes innovative efficiency. Overall, our study establishes societal trust as a key factor in influencing the efficiency of open innovation.     

利益相关者网络演化视角下CoPS创新风险研究

近年来,中国复杂产品系统（CoPS）快速发展的同时风险事故频发,亟待理论界关注。为打开CoPS创新风险生成的黑箱,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网络演化视角,构建了利益相关者网络、机会主义行为和CoPS创新风险的分析框架,对三代AP1000核电自主化依托项目SM核电站2号机组2002-2016年的创新过程进行了嵌入性纵向单案例研究。研究发现：不同的CoPS创新阶段利益相关者网络的结构是不同的,系统集成商和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对称程度也是不同的;系统集成商和利益相关者追求权利对称状态是利益相关者网络在不同CoPS创新阶段上演化的一种内在驱动力;当利益相关者权利不对称时,有可能通过实施机会主义行为达到权利对称的目的,而机会主义行为容易诱发CoPS创新风险。     

物流服务提供商联盟的关系治理和机会主义--基于正式控制视角

基于124份LSPs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潜调节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关系治理与正式控制在治理LSPs之间机会主义行为时各自及其交互作用,以及机会主义行为对联盟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信任、承诺、过程控制、结果控制均可以有效遏制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而联合行动对降低机会主义行为没有显著影响,机会主义行为对联盟绩效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过程控制弱化了信任、承诺在降低机会主义行为方面的作用,结果控制则强化了信任、承诺、联合行动在降低机会主义行为方面的作用。     

合作创新中机会主义行为的相互性及治理机制研究

合作创新中企业专用性投资的存在和专业性知识所有权的转移,会诱发企业间的机会主义行为,而任何一方的机会主义行为都会对企业间关系产生一定的破坏作用。本文基于服务主导逻辑视角,运用交易成本理论、组织间关系理论,通过对182家KIBS企业合作创新项目问卷调研数据的实证分析,探讨了企业间机会主义行为的相互性影响,并深入剖析了契约治理、关系治理对企业机会主义行为及相互性的治理机制。结论表明：合作创新中企业间机会主义行为的相互性存在;契约治理、关系治理及其交互性都会直接抑制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的共同使用才能抑制企业间机会主义行为的相互性,但抑制效果随两者之间的组合而有所差异。     

供应商创新性、网络能力对制造企业产品创新的影响—供应商网络结构的调节作用

从供应商网络视角,研究供应商创新性、网络能力对制造企业产品创新绩效的影响,并重点考察供应商网络结构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对285个有效样本的实证研究显示,供应商创新性和网络能力对产品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此外,制造企业中心性和网络关系强度正向调节供应商创新性与产品创新绩效间的关系;网络关系密度负向调节供应商创新性与产品创新绩效间的关系;制造企业中心性、网络关系强度和网络内部差异性正向调节网络能力与产品创新绩效间的关系;网络关系密度负向调节网络能力与产品创新绩效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供应商创新性和网络能力对制造企业产品创新都有积极作用,而恰当的供应商网络结构将促进这一作用。     

融资契约中剩余控制权配置分析

融资契约是现代财务契约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债务契约和股权契约.关于融资契约与剩余控制权的研究,现有许多文献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债务契约结构和股权契约结构内部剩余控制权配置情况的分析.研究表明,在债务契约和股权契约并存时,二者具有互补性,剩余控制权具有相机配置的特征.     

供应商网络与买方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的研究

本文分析供应商网络嵌入特征和异质性特征对买方企业的新产品新颖性和开发速度的影响。通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对192家中国制造企业的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基于社会关系的供应商网络嵌入程度对新产品的新颖性和开发速度均没有显著的影响,然而基于IT技术的嵌入程度则能够同时改善新产品开发的新颖性和速度。结构嵌入显著提升新产品开发速度但不能提升新产品的新颖性。同时,供应商网络的地理异质性和技术异质性将提高新产品的新颖性,但是对新产品开发的速度没有显著影响。     

供应商关系、社会信任与商业信用融资效应

以2004~2014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面板2SLS估计方法,对商业信用的融资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并进一步分析了"互联网+"时代供应商关系和社会信任对上述效应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商业信用能够有效发挥融资效应;供应商关系对商业信用的融资效应起到促进作用,而这一作用受到行业竞争的制约;社会信任可以进一步强化供应商关系,增强商业信用的融资效应.     

FDI溢出效应、技术缺口与工业发展——基于我国汽车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04-2005年面板数据,从FDI企业角度全面实证中国汽车产业FDI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FDI企业的确对中国汽车产业产生正的溢出效应,当然进入中国汽车产业的FDI也不是理想的,其具有挤出效应的一面.同时,FDI企业的溢出效应与技术缺口有较大的关系,FDI企业对技术缺口较大的改装制造业的溢出效应不显著,对技术缺口适中的整车制造业有正的技术溢出效应,而对技术缺口最小的零件制造业的技术产生挤出效应.本文认为"市场换技术"是中国汽车产业发展中的一个历史的且不可少的过程.     

企业联盟中的知识共享与知识保护

现有研究虽已逐渐开始关注联盟过程中“边界困境”现象,以及企业需在联盟中兼顾知识共享与知识保护问题,但少有研究将知识共享与保护纳入同一维度。研究引入双元性视角,利用双元性描述边境困境下企业兼顾知识共享与知识保护的行为。基于302组我国企业数据,结果发现企业知识共享和知识保护的双元性对企业新产品绩效有促进作用。研究一并探讨了两种治理机制：信任和契约对企业知识共享与保护双元性的影响作用,以及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信任对知识共享与保护的双元性有倒U型作用,而契约对知识共享与保护的双元性有负向作用,且两种治理机制互相替代。更进一步,研究发现,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强了信任对双元性的有利作用,但也同时强化了两种治理机制对知识共享与保护双元性的负向作用。研究结果为探讨联盟“边界困境”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为企业实践提供了一定指导建议。     

Guarding the commons: how community managed software projects protect their work

Theorists often speculate why open source and free software project contributors give their work away. Although contributors make their work publicly available, they do not forfeit their rights to it. Community managed software projects protect their work by using several legal and normative tactics, which should not be conflated with a disregard for or neglec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hese tactics allow a project’s intellectual property to be publicly and freely available and yet, governable. Exploration of this seemingly contradictory state may provide new insight into governance models for the management of digital intellectual proper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