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以礼说《诗》与以诗说《诗》

以礼说《诗》为解释《诗经》中言礼之诗的必由之路。本文论述了以礼说《诗》、以诗说《诗》的道理，希望匡正数十年来治《诗》者讳言礼之弊     

《白虎通义》引《诗》、说《诗》考

《白虎通义》作为白虎观会议时众多经学大师讲论异同,由汉章帝亲自定决,班固最后编辑的一本经学著作,其中的引《诗》、说《诗》反映了在汉朝长期并立的四家诗的内容,而并非是一家之言;从《白虎通义》中的引《诗》、说《诗》与白虎会议与会者的关系来看,《白虎通义》中的《诗》学思想反映了当时与会各家的学说,是汉章帝对四家诗说的一种折衷与汇合。班固作为与会者和最后编纂者,也可能有自己的思想渗透在其中,但并不能代表《白虎通义》中全部的《诗》学思想。     

《礼记》论《诗》引《诗》初探

先秦之《诗》到汉代被经学化以后,其原貌日渐不清。考查先秦儒家其他典籍与《诗》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部分地了解《诗》的原貌。《礼记》称《诗》透出《诗》乐一体的礼乐文化的客观信息,《礼记》论《诗》引《诗》则一方面反映出儒家对《诗》经学化的推动作用,一方面又透露出儒家对《诗》的文学性的感受。     

苟子引《诗》论《诗》刍议

文章就《苟子》中引《诗》和论《诗》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分析了《苟子》引《诗》中《雅》居多的原因;浅析了苟子论《诗》。即“《诗》、《书》之博”与“《诗》、《书》故而不切”是否真正矛盾,及何为荀子提出“善为《诗》者不说”的意会读《诗》法。     

试论明末《诗经》评点中的以诗评《诗》

以诗评诗是《诗经》评点中的常用手法,其具体表现形式是以后世具体诗篇或诗句来阐发《诗经》中的诗篇或诗句,从而直观地揭示诗旨、品味意境、指出创作手法、并说明其对后世诗歌创作的影响。本文试以所见明末诸家诗经评点中以诗评《诗》之处作一粗略统计与论述,初步揭示《诗经》评点中以诗评《诗》的面貌。     

荀子引《诗》论《诗》刍议

文章就《荀子》中引《诗》和论《诗》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分析了《荀子》引《诗》中《雅》居多的原因;浅析了荀子论《诗》.即“《诗》、《书》之博”与“《诗》、《书》故而不切”是否真正矛盾,及何为荀子提出“善为《诗》者不说”的意会读《诗》法.     

朱子治《诗》理念简论

朱子的治《诗》理念可以从治《诗》宗旨、立场和原则三个方面来观照。朱子的治《诗》宗旨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试图回归圣贤本意;二是遍采群言,熔铸新篇;三是指导为人为学,以便学者切己体察。朱子治《诗》,持经学立场,但又兼顾文学立场,以经学立场凌驾于文学立场之上。朱子的治《诗》原则可以概括为：一、严别经传,以《诗》言《诗》;二、由训诂求义理,二者兼顾;三、简洁;四、多闻阙疑。     

以《诗》观赋与引《诗》入赋——两汉《诗》学史札记之一

汉人以《诗》观赋、以《诗》论赋 ,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此一历史阶段之经学化了的《诗》学观。从汉赋中的一批引《诗》资料看 ,很多是藉称《诗》以宣讲儒道、张扬经学 ,但却有一部分则重在援引古诗原有的蕴义和诗文本身 ,或援用诗典 ,或化用诗意 ,或引用诗句 ,客观上已经具有了文学借鉴的意义。《诗》三百一经流传 ,就不断产生双向的影响 :既是政治的、经学的 ,也是诗学的、文学的 ;汉人以《诗》观赋与引《诗》入赋 ,又于此提供了新的例证。     

论严粲《诗缉》的文学思想

严粲是南宋后期的诗人和学者,其论诗著作《诗缉》虽受到的关注不是太多,然而却在宋人《诗》学研究中独具特色,他使用文学批评术语进行解《诗》并且以情性论《诗》,以＂诗＂论《诗》,有着丰富的文学思想。     

战国反《诗》学思潮与《诗》学危急

战国是《诗》学的危急时代，危急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时代对“诗礼”的排挤，二是来自诸子中的反《诗》学思潮。“竞利”“趋新”的战国时代使得传统的《诗》学被彻底的边缘化，而在战国影响最大的儒、墨、法、道四大学派中，除儒家外，其余三家或认为《诗》《书》蛊惑人心，主张焚毁；或认为《诗》是无用的糟粕，主张废弃：或认为《诗》只是一种知识，无补于治道。对《诗》均采取了一种否定态度。这使得《诗》学在战国的发展遭到空前绝后的困境。     

《诗归》的选诗与评诗

竟陵派是晚明继后七子和公安派之后的一个文学流派,在矫正七子与公安派末流弊端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诗归》是竟陵派钟惺与谭元春共同选评编辑的一部诗歌总集,分为《古诗归》和《唐诗归》两部分。《诗归》选诗独特的标准与钟谭诗歌评点的与众不同,使得《诗归》成为晚明流传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诗歌评选总集,对竟陵派诗歌理论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诗》入乐与《汉书·艺文志》中的诗观念

《诗经》最初都是演奏的歌诗，是周代礼乐的量要内容，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它对汉人的诗观念产生了直接影响。《汉书·艺文志》从入乐角度把诗的发展看作《诗经》到“歌诗”的一线单传。这种诗观念较完整地反映了古诗的原生形态及存在方式，触及了古诗的抒情本质，与汉人经生说《诗》的观念迥然不同，代表了汉代文士的诗观念，从中可清晰地了解汉代诗歌的发展状况。     

京都赋引《诗》用《诗》的经学色彩

辞赋作品引《诗》用《诗》之风源于两汉经学与文学互动,即使在经学衰微的魏晋时代此风仍然不减。不同风格的辞赋作品对《诗》的题材和艺术表现手法等有着异彩纷呈的发挥,而京都赋题材的作品对《诗经》文辞的称引和化用则呈现出特殊的光芒。     

郑玄《诗纬》学论略

以汉代经学大家郑玄《诗》学研究为考察中心,从其现存的《毛诗郑笺》及辑佚的《毛诗谱》、《六艺论》对《诗》的论述中去寻绎《诗纬》的客观存在。郑玄笺注《毛诗》,虽"以宗毛为主",但对三家诗的引用时有,对纬书及《诗纬》的引用亦有。同时,《毛诗谱》解《诗》还部分吸收了《诗纬》解《诗》的方法与内容,并在《六艺论》论《诗》中直接引用《诗纬》论《诗》之"五际"、"六情",从细节处揭示了郑玄对于《诗纬》的吸收与运用,也彰显了《诗纬》对于汉代《诗》学的影响。     

汉代"《诗经》学"说《诗》方法浅探

汉四家对《诗经》的解说,运用的是“取《春秋》,采杂说“的方法.这种方法具体包括用史说《诗》、用礼说《诗》、用谶纬说《诗》、用美刺说《诗》、用稗文野说说《诗》、用神话传说说《诗》.虽然在解《诗》过程中,四家各有侧重,但是这些做法,还是为各家所共有.     

论焦琳《诗蠲》的文学思想

焦琳《诗蠲》是清末民国时期重要的一部《诗经》研究著作.以文学性的思想来研究《诗》学是《诗蠲》的一大特点,焦琳《诗蠲》的文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以文本为主、以情论诗、以意逆志、以诗释《诗》上,以文学思想解读《诗经》打破了文学与经学的藩篱,使《诗》脱离了圣人之义的窠臼,重新焕发出文学的生机与活力.     

论魏晋时期“以《诗》为经”与“以《诗》为戏”——以《世说新语》所载用《诗》为中心

魏晋时期同时出现了"以《诗》为经"和"以《诗》为戏"两种矛盾的现象,分别体现了宗经和离经两种相反的倾向性。"以《诗》为经"表现出对《诗》的态度是尤为宗崇的,"以《诗》为戏"则显示出一种戏谑和幽默的态度,二者是不同性质的语言游戏。"以《诗》为经"显然是有汉一代经学意识形态的延续,而"以《诗》为戏"则反映了魏晋之际《诗》文化的新风貌。《世说新语》较为真实地再现魏晋史实,对上述《诗》文化面貌也有很好的记录与反映。在"以《诗》为经"的大文化环境下,"以《诗》为戏"显得相当特殊,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以《诗》观赋与引《诗》入赋－两汉《诗》学史札记之一

汉人以《诗》观赋，以《诗》论赋，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此一历史阶段之经学化了的《诗》学观，从汉赋中的一批引《诗》资料看，很多是藉称《诗》以宣讲儒道，张扬经学，但却有一部分则重在援引古诗原有的蕴义和诗文本身，或援用诗典，或化用诗意，或引用诗句，客观上已经具有了文学借鉴的意义，《诗》三百一经流传，就不断产生双向的影响，既是政治的，经学的，也是诗学的，文学的，汉人以《诗》观斌与引《诗》入赋，又于此提供了新的例证。     

钟嵘诗学的《诗》学母体及其转化——从《诗》六义到诗三义

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出了诗三义的概念,其与《毛诗序》的《诗》六义之间貌似存在着意义关联,然在本质上却并不相同.《诗》六义的提出乃基于诗教说的前提,从六诗到六义,说明了《诗》学阐释由诗教立场而经学立场的发展变化.而钟嵘对于诗三义的揭示与阐释,虽然与《毛诗序》的《诗》六义之间存在着语词、语义上的关联,然而其去经学化的立场却是十分显著的.钟嵘追溯诗歌源流上至风雅,看似是宗经思想的支配,然而究其原因,一方面缘于齐梁人的《诗》源共识,一方面宗经实为一种表象,钟嵘恰恰是在经学的语汇范畴中寻求到了诗学领域内的突破.与汉唐经学思想笼罩下的经典诗学相比,钟嵘诗三义的揭橥在六朝诗学史上的价值应该受到足够重视.     

试析《我侬说诗》对《诗归》评选思想的继承与批评

康熙间的诗歌选评之作《我侬说诗》高标唐诗,贬斥宋诗。此著在字句的删削、组诗的选录、题材的承袭等方面皆受到《诗归》的影响。而在对王勃《滕王阁》的去取、陶渊明诗学地位的认识、应制诗的评价等方面,又与《诗归》迥异。这些体现出《我侬说诗》对《诗归》的选评思想既有继承也有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