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传”——论《李鸿章传》史传特征

在中国文化史上,司马迁《史记》以人物为中心来表现历史,开创纪传体样式,史传合一成为定体。作为一位对国家具有重大责任感的史学家,梁启超在进行传记创作时,毫不犹豫放弃了更具文学色彩的传记传统,而选择了对古代史传传统的继承,以"史"作"传",使《李鸿章传》显出鲜明的本民族史传特征,而"新民"的启蒙理想又为这一特征着上了西方资产阶级意识色彩,使梁氏传记显出现代品格,从而为梁氏传记创作打上过渡的烙印。     

观其文章 想见人德——从《报任少卿书》看司马迁

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开创了我国传记体的史学,同时也开创了我国传记体的文学.司马迁创作的这部伟大作品,奠定了他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使他列于世界伟大作家之林而无逊色.《史记》以它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与高度的艺术成就,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两千多年来,它一直是史学家和文学家学习的典范.不过历史上的文人学士对《史记》的认识和评价也并不完全一致,也并非是毫无微词的.东汉时期的班彪、班固父子就曾指评《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的确,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所记述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所持的判断是非的观点或所表现的爱憎态度,是有些“离经叛道”的.其实,这正是司马迁超越同时代作家,思想进步的一面.     

传记源流考评

传记,它是一种记叙人物生平史的记传性散文,它的形成不会晚于秦汉。乔象钟等人在《中国古典传记·前言》中说:“传记文学的正式登上舞台是在西汉中叶的武帝时期。”这显然是将《史记》的问世同传记文学划上等号。褚斌杰在《中国古代文体概论》中说:“至司马迁的《史记》产生以后,我国正式出现了以人物为描写中心的史传文。”若把《史记》的问世同史传文联系起来说“正式出现了”,那还不失为一说。不少人认为“以人物为描写中心”的传记或类传记文也始于《史记》那就失诸偏颇了。史传应属传记的一种,     

《史记》《新序》校勘记

刘向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校书的主持者,他所编撰的《新序》《说苑》两部书,大多采自百家传记,其内容与《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互相出入。余嘉锡先生《四库提要辨证》云:“此二书乃向采传记为之,所叙之事一仍古书原文。”今本《新序》已经不全,但就仅存十卷来看,它保存了所据古书的原貌,文字内容可补充《国语》《战国策》及《史记》的不足,也可作为校勘这些古籍的参考。     

《史记》与中国古典传记（三）

《史记》与中国古典传记（三）张新科《史记》对中国古典传记的影响《新大英百科全书》“传记文学”条目中说：“虽然传记在搜集事实，对真实负责这方面与历史有关，但它实际上是文学的一个部门。它试图通过选材、构思，从事实中得出生活形象，在给定的材料范围内，传记作...     

《史记》文学性的传记特色刍议

司马迁的《史记》以其如椽大笔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通过对史料的必要裁剪、加工,将历史人物写得栩栩如生、鲜明生动。因此,后世的诸多研究者纷纷将它作为传记文学的典范加以研究探讨。从文学的角度看,《史记》确实具有不少文学特征,然而从中国“文史不分”的传统来看,“史”的特征自然就应该包含“丈”的特征,《史记》的文学性不能简单等同于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它具有本身即有的“传记特色”。     

陈寿游学成都太学史事考

中国历史名著《三国志》、《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前四史”,对后世著史治史都产生了深远巨大的影响.这已为二千多年来中外研究中国历史学家所共识和接受.《三国志》作者陈寿,之所以获得如此巨大成就和声誉,除了他具有天资敏慧、勤奋好学的条件外,于成都太学师事谯周习研经史典籍有着至为重要的关系.本文仅就这方面作些粗浅的探讨.     

俞樟华的学术探索与创新之路

俞樟华教授的学术之路,从《史记》研究到传记文学研究再到学术史研究,是一条探索与创新之路。《史记》研究领域,其《史记研究资料索引和论文专著提要》《史记研究史略》具有集大成的性质,《史记新探》《史记艺术论》及系列《史记》接受史等论著则凸显了创新性;传记研究领域,《中国传记文学理论研究》《古代杂传研究》《传记文学谈薮》《清代传记研究》《古代传记真实论》等体现了其创新的精神;学术史研究,以《王学编年》《桐城派编年》《中国学术编年》《辛亥日志》为代表,体现了对前两者的坚守与超越。     

从“诗言志”到“史言志”——《史记》文学发生论

司马迁在《史记》中发愤抒情,为中华民族写心。他自觉将“诗言志”的艺术观念移植到《史记》中,完成了从“诗言志”到“史言志”的转变。这正是《史记》文学性得以产生的根本。     

浅析《鸿门宴》人物形象的塑造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鲁讯先生对《史记》的史（文）学价值的高度评价。这个评价鲜明地表明《史记》既是一部伟大的历史巨著,也是一部闪烁着现实主义光辉的文学作品。它不朽的艺术魅力,不仅得力于司马迁对材料的取舍和安排上,而且也得力于他运用了生动的文学语言和多种表现手法去表现人物的思想和性格特征。《鸿门宴》这篇文章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艺术特点。     

用史实阐释的"人本"哲学--略论司马迁《史记》的"人本"思想

司马迁《史记》一书中蕴含的“人本”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人为本位来书写历史，以人为本位选取、评价历史人物，以人为本位衡量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以人为本”是他思想的核心和写史的出发点。《史记》首创的以“纪传”为主的史学体裁，第一次以人为本位来记载历史。从“以人为本”的述史原则出发，他对历史进行了创造性的编撰。他在史书中第一次客观公正地对“利”作了叙写，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略谈历史教学中的文史联系

历史课重视文史知识的联系和贯通,是当前改进教学,提高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古人说"文史相通",表明了文与史两门学科密切相关.众所周知,古代优秀的历史著作,如《左传》、《战国策》、《史记》、《资治通鉴》等,同时也是优秀的文学著作;古代有些优秀诗文,也同时是珍贵的历史资科.一些古代学问家在治史的同时,也兼治经、治文;经学家、文学家和史学家兼为一身的,不乏其例.中学历史教学虽说是传授历史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但文与史的客观关联性并未改变.目前,如何注意文史知识的联系和贯通,还未在教学中引起普遍重视.对此略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论陶渊明对《史记》的接受

陶渊明对《史记》有着浓厚的兴趣，这在他的作品中可以得到体现。陶渊明对《史记》的接受表现在从《史记》中取词、从《史记》中取材、以诗的笔法勾勒历史这三个方面。     

《五柳先生传》学习问答录

１．《五柳先生传》这篇纯文学性传记真的是陶渊明的自传吗？答：我国史书比较发达，传记一类文字也出现较早。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等史书中都包括大量人物传记，而这些史传，尽管也具有文学性，可以称之为“传记文学”，但本质上属于历史。《五柳先生传》不同，它是纯文学性传记，不等于人物的纪实。说《五柳先生传》是作者的“自传”（“自况”）也只是在一定意义上讲。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五柳先生传》所写的一些五柳先生的生活情态的事，都可以从史传和《陶渊明集》有关作者的记事中得到印证。从这个角度来讲，可以说《五…     

论金批《史记》

未完成的金批《史记》的最大贡献,在于金圣叹看到这部作品的传人本质,抓住了中国文学发展中史传文学与小说、戏曲的关系这个重要链结,在三者的横向比较中,宏观地研究了三类文本在创作方法上的异同。这集中表现于在对《史记》与《水浒传》的比较批评中,他提出了“文”与“事”这一对概念,表达了对历史真实、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关系的认识。他认为,史家必须同时是文学家,述史必须与文学创作同步;修史者处理“文”与“事”的关系,应当以“文”为主,作为历史真实的“事”,不过是提供了创造艺术形象的材料－这就是《史记》已作出典范的“为文计,不为事计”。对于小说创作,上述原则更是题中之义。那么,可否轻视“事”呢？回答是否定的。但是,在史传与小说的创作中,情形并不一样：《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传》是“因文生事”。一“运”一“生”之间,史传文学在艺术创造上的局限性与小说的自在性已经了然,故从传承性看,小说之于史传,是青山于蓝而胜于蓝。在《史记》与《西厢记》的比较批评中,金圣叹认为其共同处是都纯熟地运用了戛然而止法和狮子滚球法。金批《史记》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在《才子必读古文》中以知人论世的态度,对九十余篇论赞进行评点。     

《项羽本纪》(节选)教学案例

"凡读一部书,就像认识一个朋友一样,如果不晓得他的个性,则无论说短论长,全无是处。"(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关注人物,人成为历史的中心,从《史记》始。梁启超认为《史记》最显著的个性在于"以无数个人传记之集合体成一史,对于能发动社会事变之主要人物,各留一较详确之面影以传于后"(《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史记》)。本课所属专题的研习目标为"摹形传神,千载如生——《史记》的人物刻画艺术",体现了编者对于《史记》独特魅力的准确理解。葛兆光认为"《史记》属于历史与文学尚未彻     

褚续“西门豹治邺”史实的真伪——读《史记·滑稽列传》札记

褚少孙,西汉元、成之世为博士,是一位著名的《史记》续补者。褚补六人中有一则“西门豹治邺”的故事,反映了战国中期魏国变法图强的史实,丰富了《史记》的内容。关于西门豹治邺,《史记·河渠书》有记载,云:“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但司马迁没有给西门豹作传,所以他的生平事迹不详。但西门豹治邺是真实的历史事实,故《史记》在《魏世家》中又记载说:魏“任西门豹守邺,而河内称治。”     

《史记》的辨证艺术

司马迁不仅是我国汉代的伟大历史学家和文学家,而且是杰出的思想家。他不仅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而且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他的辩证法思想运用到《史记》的写作上,就形成了《史记》的辩证艺术。一、历史的“实录”原则与文学的表现方法《史记》首先是历史其次才是文学。司马迁在写作《史记》时是坚持了“实录”这一根本历史原则的。因为他是以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作指导来写作《史记》的,他所记叙的史实     

《史通》所见“三史”考证

刘知栽在《史通》中经常提到“三史”,周一良先生认为这“三史”是指“旧三史”（《史记》、《汉书》、《东观汉记》）而非“新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他说：“徐坚《初学记》卷二一《文部·史传二》云：‘世以《史记》、班固《汉书》、《东观汉记》为三史矣。’知开元中犹承六代旧习,目此三者为三史。刘子玄之作《史通》,其心目中三史亦指此三书也。”（《敦煌写本杂钞考》）并以《史通》中《叙事》篇“《晋》、《宋》杀青,又三史之不若”与《书事》篇“王隐、何法盛之徒所撰《晋史》,……异乎三史之所书,五经之所载也。范晔博采众书,     

《庐山典籍史》误解《史记》一则

“庐山”之最早见于典籍,是司马迁的《史记·河渠书》：“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这是庐山文化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徐效钢著《庐山典籍史》第一章和第二章两次引用《史记》此节.徐先生文中说：“司马迁特意指出他是从南面登山的.这说明庐山当时已有了比较方便和固定的登山道路.”这种理解恐怕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