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涪州刺史考

唐代设涪州涪陵郡,其最高军政长官为刺史或郡守,它对当地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生影响极大。然因历史久远和载籍记载等,有关涪州刺史的记载颇少。通过广收博揽,共辑录出唐代涪州刺史近40位。     

唐代商州刺史概述

清代王如玖《直隶商州总志》是研究商洛地方史的一份重要文献。其中收录了唐代商州刺史40人（只具名而未详述）。本文据两《唐书》等有关文献对其进行了考辨。40人中有2人不是商州刺史,1人任而复改,未成行。另外新得8人。同时对其中39人的生卒年、仕途、事迹进行了考述。     

《唐刺史考全编》考补——以《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为中心

根据《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所见唐代刺史新资料,对《唐刺史考全编》加以补遗、订正。增补州郡刺史任职情况、考订刺史姓名、补正任职年限,以期有所裨益。     

北宋滁州守臣题名考

北宋州府守臣更换频繁,宋初一州常常既有知州又有刺史,所以北宋州府守臣数量较多。依据明清方志、《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续资治通鉴》及《宋会要》等史料,北宋滁州守臣有据可查的有89人(其中3人再任)。     

唐代山西刺史校补——以《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系列为中心

新出墓志中多有郁贤皓及其《唐刺史考全编》所未及见者,利用新出墓志校补《唐刺史考全编》亦是完善唐代刺史谱系的主要手段。文章以《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续编》《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三编》为中心,对《唐刺史考全编》所收河东道刺史进行校补,以期进一步完善河东道刺史谱系。     

唐代士大夫在开州的政治、文学及意义——以唐开州刺史韦处厚、唐次、崔泰之为考察对象

唐代开州地处偏僻,为唐朝中央贬官逐臣的重要的流放地之一,这反而使这一“蕞尔下州”与唐代一大批著名的政治、文化人物发生“交集”,结下“良缘”,并对开州文化地位的提升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唐代流贬开州的士大夫们并没有在这里颓废消沉,而是移风易俗,兴修水利,改善民生,并且创作出了不少富于思想与艺术价值的诗赋作品.他们在艰难忧患中体现了士大夫们可贵的富于儒家政治使命感的政治节操和卓越风范,也为开州历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华章,并在渝东北历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里,我们将主要考察唐代韦处厚、唐次、崔泰之等几任刺史贬谪开州的背景及其在开州的政治实践及其诗歌创作等.     

滁州形象及大滁州观

滁州市整体形象的好坏对滁州市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树立大滁州观就是凡滁州地域的企业、商品统一隐去县域身份,突出滁州形象。宣传滁州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但更持久的、更有浸润作用的宣传还是商品本身的形象。树立大滁州观必须遵循诚信原则。它是发展市场经济所允许的资源整合、突出优势的一种以诚信为前提的合理行为。     

越王楼征诗及唐代绵州刺史于兴宗小考

越王楼征诗是绵州刺史于兴宗对朝廷的一次试探，是对朝廷“征黄”的期待。于兴宗“朝中知友”的唱和诗大部分都属于题画诗。于兴宗任绵州刺史的时间是在大中六年。     

白居易恋爱事迹与唐代婚姻制度

本文通过对白居易恋爱悲剧始末的勾勒及其社会原因的分析，揭示了它对诗人心灵的巨大创伤。这一恋爱悲剧对白居易的打击或许有甚于被贬江州。它对诗人思想的影响在于，一方面使他对封建礼教的罪恶有了切身的感受，从而写出大量同情妇女命运的作品；另一方面屈从于封建礼教淫威的内疚感，又使他不得不到佛教思想中去手求麻醉和解脱。     

浅论刺史制度的产生及其演变过程

汉初,继“文景之治”后,中央政权仍面临内忧外患,加强中央集权是统治者首先要考虑的重要问题。为此,刺史制度应运而生。在此背景下,本文详尽地论述了刺史制度产生、发展的演变过程。     

汉代的刺史制度及其演变

汉代的刺史制度是在秦朝监御史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地方监察制度,对巩固和维护封建集权政治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刺史制度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尤其是其后来的地方官化,对我国古代的郡县二级地方行政体制向州郡县三级地方行政体制转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西汉对刺史的监察与考核机制

西汉政府在派出刺史监察地方的同时，为使刺史能做到刚正清廉及秉公执法，规定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监察和考核刺史的制度，保障了刺史监察的到位。     

王阳明滁州诗歌评析

王阳明居滁州约七个月,留下三十六首诗篇,歌咏滁州山水胜境,教化弟子,传扬心学,有着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一笔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     

杨谭任桂州刺史时间考辨

杨谭任桂州刺史的时间,《唐刺史考全编》据学界对杜甫《寄杨五桂州谭》一诗的系年将之定于肃宗上元元年(760),仅此一年。然而综合杨谭《兵部奏桂州破西原贼露布》及新旧《唐书》等有关材料来看,杨谭出任桂州刺史应在至德二载(757),离任应在上元二年(761)四月后,首尾共有五年时间。《唐刺史考全编》所定杨谭任桂州刺史的时间以及学界对杜甫《寄杨五桂州谭》一诗的系年,显然都把时间范围定得太窄了。     

庾信不是最后一任洛州刺史

庾信于梁元帝承圣三年(公元554)出使西魏,后梁灭亡,被迫仕周,历任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司宪中大夫、洛州刺史、司宗中大夫等职。宣政元年,古洛州改为商州,庾信该年正好回长安任司宗中大夫,故而有人认为庾信是洛州最后一任刺史。在理顺庾信仕北后期任职顺序的前提下,发现庾信离任后,萧圆肃于宣政元年曾担任过洛州刺史,进而得出庾信并非为洛州最后一任刺史。     

南朝之扬州刺史及其治所考析

南朝时扬州刺史控制京城，皇帝们鉴于前朝兴亡的经验教训，刻意选择最可信赖任此职。就任的49人中，皇室宗亲达40人之多。扬州刺史治所，前人有西州、东府两说。本详史实，认为以宋孝建三年为界，此前宗室诸王以宰相录尚书事而兼扬州刺史居东府，其他人任扬州刺史居西州，其后在通常情况下，凡扬州刺史皆居东府。此说纠正了前人之偏失。     

东汉后期徐州刺史影响探析

刺史制度是汉武帝在秦御史监郡和汉初丞相史出刺基础上的独创,是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产物。东汉后期刺史制度伴随着政治格局的变化而发生嬗变。通过分析其时徐州刺史的籍贯、任职时间、来源及在职事迹,验证了两汉州刺史部由监察区逐渐向行政区的转化过程。     

颜真卿在湖州刺史任上的文史贡献

唐朝著名的政治家、文人、书法家颜真卿一生在文化上多有建树。在湖州刺史任上,他广罗文化精英,编著中国古文字形声之义巨著《韵海镜源》三百六十卷;重视新建和恢复历史文化遗迹;撰《湖州石柱记》《项王碑阴述》等,厘清史实,提升了湖州的文化品位。     

论滁州电信业务的战略转型

滁州电信业务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其业务的战略转型向全业务运营商方向转型、产业链上下游方向延伸以及技术/服务综合业务发展。     

解读辛弃疾与滁州

辛弃疾在滁州任知州的两年,是他一生中的重要转折时期。在此期间,他由一位政论大手笔,转向以慷慨雄奇、沉郁苍凉之作为主的爱国大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