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他者的生成:德勒兹的“生成-动物”理论探析

生成-动物作为德勒兹生成理论的一项具体实践,是德勒兹哲性诗学和文学批评中的重要概念,同时也是他反对西方传统的同一性和存在理念的有力工具。它通过物质身体对异质项的感知,生产出人与动物之间的解辖域化倾向,挑战了二元对立的权力机制。从这一角度而言,"生成-动物"被赋予了鲜明的政治色彩,暗示了由强势群体向弱势他者的政治生成,并成为引领弱势群体体认并反抗权力压迫的方式,呈现出后现代语境中差异化和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为当下的现实政治及文化思考提供了借鉴与启示。     

“超人”亚哈的悲剧探源

美国浪漫主义作家赫尔曼·麦尔维尔的《白鲸》是一部有关捕鲸业的百科全书式的经典之作。该书为读者展现了大海的博大恢弘、捕鲸业的惊险刺激以及人与自然的永恒魅力,其中最具有魅力的就是其中心人物亚哈,全书赋予了亚哈一种非比寻常的悲壮豪气,同时还赋予他魔鬼般的疯狂、冷酷、无人性和非理性等气质。他是一个作者称之为“不敬神的,神一般的人”悲剧武英雄,本文就拟从几个方面来分析其悲剧形成的原因及其所达到的悲剧效应。以达到对这样一个悲剧武英雄人物的全新诠释。     

从“异化”主题的角度解读《我的叔叔于勒》

1912年,奥地利作家卡夫卡在小说《变形记》中呈现了一个这样荒诞的故事:旅行推销员格里高尔长年奔波,靠微薄的薪金辛苦支撑着整个家庭的花销。那时候,他是家中受到感激的长子:父母夸赞他,妹妹爱戴他。某一天,一觉醒来的格里高尔变成了一只大甲虫,他丧失了劳动能力,对这个家再也没有贡献了。这时候,母亲逃避他,妹妹想摆脱他,父亲用苹果把他往死里砸。     

像绵羊一样洁白无瑕的“坏书”——论《白鲸》中亚哈船长之性格

《白鲸》讲述了捕鲸船亚哈船长与他的仇敌白鲸之间惊心动魄的故事。评论界对麦尔维尔笔下的亚哈船长的评论褒贬不一,其主要原因在于亚哈复杂的个性。一方面,他是一个不畏艰险铁骨铮铮的硬汉,另一方面,他偏执而功利,造成了“皮阔德”号覆灭的悲剧。剖析亚哈复杂的个性对于解读《白鲸》这部历史巨著是极其重要的。亚哈身上体现了令人钦佩的正义品质：百折不挠、英勇无畏、经验丰富;同时还具有令人恐惧的邪恶力量：偏执、自私、专横。他集正义与邪恶与一身,具有鲜明的双重性。     

简论《变形记》的“化隐为实”

《变形记》的悖谬恰恰可以“化隐为实”，使被夸张和变形的生活具有了一种独特的真实感。     

差异的图像——论德勒兹对康德综合观的批判

德勒兹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纯粹知性概念的先验演绎"的三次综合提出批判,目的在于证明客体的差异性不可能受制于主体的先验意识,这为德勒兹差异思想的经验性谋求了合法地位。德勒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勾勒出其后现代的差异图像,这一方面反映了德勒兹对康德的超越:对主体性哲学及同一性宏大主旨的批判性颠覆,另一方面则暗示德勒兹的差异思想同样难逃先验哲学的宿命。     

《阿罗史密斯》的解辖域化叙事策略

关于《阿罗史密斯》的艺术技巧,西方学术界长期以来的研究重点放在现实主义和讽刺文体的关注上,然而,本文认为：该小说融合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特征。辛克莱·刘易斯赋予了他的全知叙述者一种超越传统的＂多元＂特质,创造性地运用了一种＂解辖域化＂的叙事策略。叙述者通过人物的解辖域化解决叙述进程中的局部冲突,表现人物思想上产生的＂断裂、创新和新认知＂的认识过程,用批判-赞美、逃跑-追求、舍弃-获取、断裂-连接的多元叙述线条串起了美国民族精神的现代传承者阿罗史密斯跌宕起伏、平凡而又伟大的生命乐章。     

从“叶子”到“甲虫”——论卡夫卡表达的精确性

卡夫卡艺术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表达的精确性",其依赖于两个关键因素——个性化的叙述方式和突破性的意象选择——的协同合作。卡夫卡将"现实与幻想"组合成昆德拉所说的"定义性的比喻",从而精确地揭示出他难以明言的内心体验。《变形记》的人变"虫"就是利用"虫"的意象来对一种特定的人物状态下定义,是卡夫卡准确地把握"格里高尔"的最佳也是唯一的方式。     

亚哈的复仇及其失败——论麦尔维尔长篇小说《白鲸》中的生态指向与启示

作为一部意蕴丰富的文本,麦尔维尔的长篇小说《白鲸》涉及了人与自然关联的主题。亚哈是作者对18世纪人类精神气质的文学表达,但在他的身上暴露出了人类对自然无知和蔑视,他的生命悲剧以及“裴廓德号”捕鲸船的沉陷,宣告了复仇活动的彻底失败。莫比-迪克是自然的代表,它在没有人类入侵的海水中自由自在地生存,与为了保卫自身而被激起的勇敢和抵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与亚哈的同归于尽象征了自然对人类惩罚的程度。文本的启示意义在于:人类需要回归自然,只有在自然的生态系统中与之相融才是未来生存的希望路径。     

伦理困境中的无奈抉择——评《变形记》之“变形”

卡夫卡的《变形记》是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异化”主题成为评论界谈论不休的话题,但对于格里高尔由“人”变成真正的“虫”的原因及其身份界定的研究相对较少.通过家庭人伦环境的变化、他者中的自我确认等方面论述,揭示格里高尔的蜕变过程及原因,说明伦理环境的重大作用,同时对其是“人”还是“虫”的身份加以确定.     

悲剧英雄的赞歌——论《白鲸》的主人公亚哈

《白鲸》是麦尔维尔的代表作,小说的主人公亚哈船长,是一个敢于挑战自然、而又注定失败的英雄人物。亚哈的动机、性格和命运折射出了他身上的悲剧英雄主义气质。麦尔维尔成功地塑造了亚哈这一悲剧英雄,揭示出人与自然必须保持和谐统一关系的真理。     

“变形前后”：格里高尔的神及弟兄——关于卡夫卡的《变形记》

卡夫卡《变形记》的含混迫使读者对格里高尔所变成的东西与变成了格里高尔的东西进行猜测和联想。作为“变形前记”,《乡村婚礼的筹备》中的“甲虫想象”为理解格里高尔的变形逻辑提供了参照。自我灵魂想象性地从躯壳分离出来逃避身体性生育的烦恼,所呈现的恰是灵魂自身及其与身体之间唯有神学可以解释的困局。作为“变形后记”,《乡村医生》的“乡村婚礼”是这一困局的复现。     

20世纪中国文学的异文化观照——从《变形记》与《一九八六年》看卡夫卡对余华的影响

摘要：本文从影响研究的角度,以《变形记》和《一九八六年》两部短篇小说为例,分析奥地利作家卡夫卡对中国先锋作家余华的影响。余华的《一九八六午》在叙事风格、情节模式、细节处理和主题思路方面,均与20世纪现代文学鼻祖卡夫卡遥相呼应。这种影响使余华的写作无论是在形式层面上还是在思想层面上,都有了相当的突破与创新;在卡夫卡的深刻影响下,余华的创作同时有了一个自由表述的空间,而不再拘泥于现实的束缚。     

从《变形记》窥探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中“变形”之差异

在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作品中,作家们时常会用到"变形"这种特殊的艺术表现手法。但由于接受主体的不同,"变形"的原因、结果和意义存在较大差异。通过对《变形记》和若干儿童文学作品中"变形"手法运用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论“合”在《乐记》与《声无哀乐论》中的差异

"合"在《乐记》、《声无哀乐论》中有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内涵。本文从思想渊源、内涵和作用三个方面论述他们的差异。     

人性的异化和神话的复活——论卡夫卡的《变形记》

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以非理性的梦呓文字建立在对生活的感受和想象基础上,对人性的异化和采用荒诞的神话变形正是作者对社会生活的感受。表面上看卡夫卡的文风怪异,实际上,是他对生活的怪异感受（内容）生发成艺术的怪异表现,在某种意义上,让生活与艺术、内容与形式和谐地走进他的小说,这也许是我们有效地理解和破译其小说《变形记》内涵的一个切入口。     

“空间三一论”视阈下动画电影的成长叙事——以《青春变形记》为例

“空间三一论”是列斐伏尔提出的空间理论,他认为“空间实践”“表征性空间”和“空间表象”在空间的生产过程中构成了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体。文章以2022年皮克斯的动画电影《青春变形记》为例,借助“空间三一论”来阐述该片的成长叙事。华裔主人公美美在进入青春期后,开始利用“可变形的身体”来进行她的成长“空间实践”：一方面,她在母亲监控和家族仪式之下的“空间表象”中选择人类身体去顺应;另一方面,她又在主体意识觉醒后变身为小熊猫去逃离“表征性空间”——家、祠堂和唐人街,并最终挑战母亲及家族的权威。可以说,《青春变形记》以“变身”为契机,揭示了新生代华裔如何在社会空间中构建主体和族裔身份,生成中西文化相融的成长空间。由此来看,动画电影的成长叙事亦可看作主体如何在社会空间中生成,并同时作用于空间的过程。     

一样化“虫”两样“情”——《促织》和《变形记》比较赏读

中国清朝作家蒲松龄的《促织》和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变形记》都是小说,都写到人化为虫子的故事,都极富想象力,都揭示了社会的不合理,且同为脍炙人口的名作。本文侧重探究两篇文章的不同。《促织》是文言短篇小说,带有很强的传奇色彩;而《变形记》是现代表现主义小说的代表作,虽为短篇,而篇幅颇长,且带有荒诞的意味。     

《论语》英译本识解“偏离”之考辨——以詹姆斯·理雅各、亚瑟·韦利译本为例

英译本《论语》（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自1938年在西方出版以来,各种译本越来越引起目标语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的兴趣。其中以英国传教士理雅各和韦利的两个英译本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在认知语言学识解理论的指导下,尝试从辖域、视角两个维度加以新的考辨,发现理雅各、韦利的《论语》英译本存在着不少偏离现象。借助“识解”理论的分析框架,在破解两个《论语》英译本偏离成因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建设性的翻译对策。     

《戏为六绝句》:中国古代的“文学接受论”

杜甫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诗作,同时还有宝贵的文学理论财富。其文学主张,集中体现在他的《戏为六绝句》里。然而,后人对这组诗的阐释却多有歧见。其实,该组诗针对当时文坛上的接受偏见有感而发,蕴藏着颇富价值的文学接受理论内涵,可视为中国古代的“文学接受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