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孙应鳌的诗歌创作

孙应鳌的诗歌创作,其艺术特色或基本风格是儒雅纯正、深厚真切。这个特色或风格,主要从他一贯坚持正统的儒家诗教、以“理”入诗,接受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等方面表现出来。下面分别加以说明。 首先,在诗歌创作中贯彻儒家诗教观念。在孙应鳌看来,儒家诗教最重要的一点是,诗的创作必须坚持“思无邪”的原则。他认为《诗经·关睢》一诗,“为修身齐家之诗”(《四书近语》卷三),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之诗,这样的诗就可以“淑身心,理性情,察伦物”(《四书近语》卷五),达到诗教的目的。孙应鳌创作的诗均本于此,所以他的诗篇符合诗教要求,显得儒雅纯正,没有失之哀、淫,没有轻靡妖艳之词。他在做京官的时候,写了几首“雅颂”之诗,正是他贯彻诗教的具体表现。他为皇帝授课以后所写的《辟雍》诗十二首,就几乎同《诗经》中的“雅”、“颂”差不多,全是些歌颂升平、承欢颂德、述志抒怀的教化诗。例如:     

李白·酒·诗

我从小与李白的诗为伴。他的诗或雄奇豪放,或飘逸浪漫,或壮丽夺目,或委婉温情,每一首都充分表达了李白非凡的抱负、奔放的激情和豪侠的气概,他是一位站在盛唐诗坛高峰之巅的伟大诗人。     

李白·酒·诗

我从小与李白的诗为伴。他的诗或雄奇豪放,或飘逸浪漫,或壮丽夺目,或委婉温情,每一首都充分表达了李白非凡的抱负、奔放的激情和豪侠的气概,他是一位站在盛唐诗坛高峰之巅的伟大诗人。     

王椒升与易安词的英译

易安词及其译者研究由来已久,但王椒升在国内翻译界还是个陌生的名字。他不仅翻译了《荷塘月色》《故都的秋》等经典散文,还是李清照词的少数几个全译者之一,他的宋词翻译在国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梳理翻译家王椒升的生平与翻译活动,作为译者他矢志不渝,他的译著质朴传神,他的翻译思想体现在"以诗译诗"之中。王椒升认为译者必须懂诗、写诗,然后才能够译诗;但是翻译诗词绝不能被格律或形式所束缚,思想的表达要优先于形式。译作语言要设法接近原作,要注意保留原诗格律、形象,特别要再现诗中的意境、气氛,意为译诗必须像诗,即以诗译诗。     

空灵俊逸 平实渊深——读白沙诗随想

白沙诗皆达志、抒情、写怀之作。由于受客观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影响,形成了既空灵俊逸又平实渊深的诗风。当其不以世俗为念,自得其乐,则其诗高妙、飘逸而轻灵。这部分诗包括论道诗、闲适诗及仿陶的咏菊诗、田园诗等。当其爱及君亲,仁及众庶,则其诗平实、实质朴而渊深。这部分诗有歌颂君主的,有关心民众疾苦的,有忧念亲母的。总之,他的诗风正如他在一篇诗论中说的,或疾或徐,或洪或微,或为飞云,或为川驰,声之不一,情之变也。     

担当大师的艺术观

担当的艺术观散见于他的诗、序、跋里面。尤其是他的“题画诗”,往往直接、或间接地表现了他的艺术观。若要图真便失真,好将刻画都焚尽;三昧在于无墨处,要从白处想鸿濛;胭脂不染隔年春,顦顇多因一效颦;禅而无禅便是诗,诗而无诗禅俨然等诗画论,以及他的绘画、诗歌创作都体现了担当独树一帜的艺术观。     

寒山子诗的几个问题

几种古籍所载或所收寒山子诗,在篇数、文字及偏次上有差异或讹误,值得探讨。寒山子隐居遁世,以作诗述怀为乐。他的诗内容十分广泛,有写生活遭遇的,有记述山林幽隐之兴的,更有不少讥刺世态炎凉、规劝从善戒恶、同情民生疾苦的劝世、叹世诗。他的诗最显著的特色是通俗平易又不失文雅含蓄。     

论王士祯的神韵说

王士祯的神韵说偏于“韵”,从而把诗歌创作引向淡远境界。因此,他尊盛唐,崇王、孟而不取李、杜。神韵说的内涵就是谈艺四言:典、远、谐、则。在根柢与兴会的关系上,他主张化学为才,强调伫兴而作。神韵说出现在清初,是符合当时广大汉族士大夫的心态的。过去有些人误解王士祯,或说他并非不喜杜诗,或说他诗中无人,或说他才薄,或说他的诗不真,本文一一作了辨正。     

广阔社会生活与丰富内心世界的表现——杨万里诗歌的内容

杨万里诗歌丰富多彩，内容充实，反映生活面广，揭示深隽，对民生疾苦的关切贯穿于其一生创作之中。他的诗，还常常表现出对中原沦丧的愤慨，对江北沦陷区人民的关切。他还有一些诗指斥当时的丑恶现象，或尖锐犀利，或冷嘲热讽。他的自我抒情诗，异彩纷呈。他的写景咏物诗成就不凡。另外，他还写了不少新颖独特的童趣诗、理趣诗、咏史诗。以往对其诗歌内容的评价，往往以偏概全。失之片面。     

元好问寒食诗的意象创造与运用

元好问的寒食诗在意象选取上展现了他的独到眼光,其运用也显示了高超手法。作为金代最杰出的诗人,元好问在唐宋寒食诗深厚情感意蕴的基础上推陈出新,赋予了“寒食”独特的取向;除此之外,元好问在他的寒食诗中引入新的物象或将以往寒食诗常用的意象翻新,构筑遗山寒食诗的独特内涵。     

浅论白居易闲适诗的积极意义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将自己的诗歌分为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四大类,并且对这四大类诗的内容作了简括地叙述。他自己认为,其中最有价值的是两种诗,一种是讽谕诗,一种即是闲适诗。前者是“所适所感,关于美刺比兴者”,表现了他“达则兼济天下”的处世之道,所以得到了他的重视;后者是“知足保和,吟翫情性者”,表现了他“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之道,故而他亦很重视。至于感伤诗,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於咏叹者”,作者在《书》中并未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而杂律诗,“或诱於一时一物,发放一笑一吟,率然成章者”,“非平生所尚”,他说,“他时有为我编集斯文者,略之可也”。     

白居易诗中的马意象探析

马是历代文学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意象。在唐朝尤其是中晚唐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白居易诗中的马不仅反映了他的行踪经历,更寄托了他对时政人事的诸多复杂情感。他诗中的马十分丰富,名称众多,或多骏或羸弱,或恣肆或悲戚,或急驰或闲行。对这些马意象进行分析,可了解时局兴弊和白居易的处世之道,也可更全面地了解白居易在诗歌创作中所采取的对比、烘托手法,及马意象对诗歌或讽喻、或闲适、或感伤主旨的深化作用,从而以小见大,略窥白居易之创作个性。     

苏轼的写景小诗

苏轼一生中写过许多不同诗体的山水诗和咏物诗,或咏花卉,或吟山石,或赞湖亭,或题画赠诗,或记茶芥细事,都能使事物的准确描绘和诗人的性格融合起来而不显痕迹。他的写景诗,大都意境新颖,构思出奇,笔意爽健,格调流畅,清丽雄奇,风趣多姿,富有情趣,能够激起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美感。写景小诗仅仅是他的写景诗中的一小部分,其中有的诗篇,传诵悠久,是诗人得意     

白居易闲适诗创作心态刍议

白居易闲适诗创作心态刍议张金亮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将他当时已作诗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并解释闲适诗的涵义是“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作者不仅在分类的行文次序上将闲适诗列为第二，而且在下文里进一步强调了自己对闲适诗...     

《论衡》引《诗》研究

王充是东汉时期独具个性的文人,他的《论衡》一书直接引《诗》共19处,这些诗句或取自古文经,或取自今文经,或与传世文献文字有异。从王充引《诗》的情况可分析,他采取“以我为主”的写作方式,将《诗》与其他儒家经典按话题类别进行引用,从而说明问题,并且取意不拘泥于《诗》的通行解说,而采用自己的阐释方式。同时,他所引述的诗文大多来自于《大雅》《小雅》,可以看出他强烈的现实政治意图,并往往将诗文引作反驳的靶子使用,证明了他“善与人异”的性格和“疾虚妄”的特点所言非虚。     

唐人咏陕诗简论——《陕西省志·诗歌志》唐代部分前言

一 中华号称诗国,唐诗是中华诗歌的高峰,唐人咏陕诗,是历代咏陕诗的高峰。 长安,作为大唐帝国的京城,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全国诗人,由于入京应试、求官或其他种种原因,大都要到长安及其附近居住、游历。而在他们中进士之后,或在附近各县作地方官,或长期作京官,从而写出了无数歌咏陕西的诗章。通读《全唐诗》,就会发现唐代杰出诗人的多数代表作,都作于陕西、吟咏陕西。有些不出名、或不十分出名的诗人,却因其咏陕诗写得好而出名,他那咏陕诗也成了名篇。例如京兆人刘象,《全唐诗》     

李颀诗歌成就辨析

在论及李颀的诗歌时，文学史家多以为他的主要成就在于边塞诗，把他归并在高适、岑参、王昌龄等边塞诗人的行列，而忽略了对他那些描写音乐的诗和赠别诗。本文认为李颀的这两类作品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都超过边塞诗，并作了详尽的论述。     

方东树《昭昧詹言》评白乐天述论

方东树《昭昧詹言》在中唐诸家中为白居易留了一方天地。他开篇即以“白傅”呼之，从其生平遭际来看，他与曾身居高位的白居易有着天然的隔阂。在选评白居易六首写景诗、三首寄赠诗时，他以“文法高妙”“兴象高妙”“用意高妙”作评点，与稍早一点或当时的诗坛大家相比，他有所纠偏，亦有所缺漏，这也是他力图调和唐宋诗之争的一个缩影。     

情见于词冰雪心--陈毅元帅的教子故事

陈毅元帅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但同时也是一位才情横溢的诗人。他的诗具有多方面的美:既有创业艰难的壮歌和大雪青松的豪情,也有花前月下的倾谈与慈亲至爱的叮咛。他不但自己爱诗,也很注重用诗对子女进行教育。每逢工作余暇,他就吟诗、写诗,并和家人品诗、论诗,或问子女对自己新作的感受,或以诗词中的微言大义对子女进行谆谆教诲,引导孩子们     

《古诗评选》源流探讨的方法建构与理论基础

源流探讨由来有自。船山诗歌源流探讨比起前人或同时稍晚的一些学者来有其别开生面之处：首先,他将这种探讨建构在读诗、识诗和选诗的基础之上,分别从诗歌的发展变化及其相互关系中,从诗歌内部的艺术构造与特征中,从诗人的创作地位、特色中对诗体源流、作品渊源和创作继承进行了全面具体的探讨;其次,他将这种探讨又建构在他的诗学理论之上,其诗学理论既以他的哲学作基础,又以儒家“兴观群怨”诗教为核心。但在具体阐析时,改变了传统的诗教政治伦理观念,赋予了它新的理论意义与价值。方法与理论的结合,使船山源流探讨进入了更高的诗学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