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觉的欣赏与内在的抗拒——从王韬看近代中国文人对西方文化的反应

近代上海的开放把它变成了有名的"十里洋场",作为中国近代出现的第一批知识分子中的一员,王韬19世纪40年代末初次来到上海时就被发达的西方物质文明所吸引,并成为他后来进入上海墨海书馆从事翻译工作的重要原因.虽然王韬承认西方文明有其自身的优点,虽然进入上海墨海书馆工作是自己主动的选择,虽然其收入之高令人羡慕,可王韬却把自己在上海和西方人合作的生活描写得苦不堪言.他再三表白他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希望能获得朋友们谅解.为西方人工作使得王韬受到传统社会的排斥,置身于中西文化的激烈冲突之中,成为生活在正统社会文化边缘的"边缘人".在墨海书馆工作的10年中,他一直抱有强烈的"华尊夷卑"的观念,总是为自己不得不为夷人工作感到非常耻辱,一直陷入对自己的"事夷"行为的深深地自责和挣扎之中,表现出对西方文化的强烈抗拒.     

“嫦娥”奔月

2007年10月24日18时05分04秒,带着亿万中国人美好愿望的"嫦娥一号"于西昌卫星发射基地顺利升空,在太空中开始了它一年的征程……中国小学生天天是个小天文爱好者,他正趴在书桌上翻看自己收集的"嫦娥一号"的资料,越看越兴奋的他推开窗户,看着夜空中的月球,口中喃喃道:"‘嫦娥一号’,你好吗?""呵呵,我很好啊,天天!"天天忽然听到了一个声音,竟然是"嫦娥一号"在和他对话!天天抑制不住自己的心情,将自己的问题一股脑都说了出来。     

从林语堂小说《朱门》看“孔教乌托邦”

西方的"中国形象"从古至今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这些形象影响着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与接受。林语堂以其丰富的西方学习、生活经历对西方文化当然也包括西方的"中国形象"非常熟悉。他知道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是什么样,也知道西方人接受中国文化的方式。因此,他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注重对西方的"中国形象"进行吸纳和利用。从小说《朱门》可以看出林语堂是如何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对西方的"孔教乌托邦"形象加以利用的。     

T形幻方之迷

曾经有位西方人来中国旅行,他向中国人夸耀幻方的构造方法,自以为自己的高深知识会让这些中国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不料,中国人听完之后说:"这     

开心乐园

无名氏语文课上,冬冬读了一篇文章,作者是"无名氏"。他问老师:"‘无名氏’是什么意思?"老师解释说:"凡是不愿意透露自己姓名的人,都叫‘无名氏’。"这时,教室后面传来     

费孝通的学者、作家和政治之旅

在西方人看来,费孝通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他是中国本土民族志学者中在西方学术界影响最大的人;二、他是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乡土经济和制度,介绍中国人和英美人民与社会的高产作家;三、他是温和建言的上层政治家。费孝通是中国乡村工业化主张的提出者和终生实践者。他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创建、并于"文革"后重建了中国高校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学科,也战略性地开展了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研究工作,这些努力都推进了中国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发展。     

周作人与兰学

"五四"时期的周作人致力于对西方文化的介绍与引进,在西方文化中,他不仅关注西方文明的源头——"两希"文明,翻译与评介古希腊的文学,而且推崇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思想与近代科学理性精神,以此作为自己思想的基石,构筑了自己的"人的文学"的思想大厦."五四"时期的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理论,对整个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再论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从翻译伦理分析“五四”翻译文学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法国当代翻译家、哲学家安托瓦纳.贝尔曼(Antonie Berman)提出了"翻译伦理"的概念,并认为翻译的伦理就在于在目的语的语言和文化中"把‘他者’当作‘他者’来承认和接受"。"五四"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文学翻译的高潮时期,西方文学作品充当了"他者"的地位,受到中国学者的青睐而大量介入,他们在承认和接受西方文学的同时填补了中国文学的空白,大大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本文旨在从翻译伦理的角度,以"五四"时期西学翻译为研究对象,讨论其对中国现代文学体裁、题材以及语言的丰富和发展,进一步肯定并巩固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     

名家眼中的数学比喻

托尔斯泰的分数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说:"一个人好比分数,他的实际才能好比分子,而他对自己的估价好比分母,分母越大,则分数的值就越小。"雷巴柯夫的常数与变数俄国历史学家雷巴柯夫在利用时间方面是这样说的:"时间是个常数,但对勤奋者来说,是个‘变数’,用‘分’来计算时间的人比用‘小时’来     

抬头看日本

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建国初期,周恩来总理接见外国记者。某西方记者不怀好意地问:"为什么中国人走路都低着头,像犯了什么错似的,在我们国家,人们走路可都是抬头挺胸的。"周总理回答说:"据我所知,凡是走‘上坡路’的人都是低着头的,走‘下坡路’的倒是抬头挺胸的多。"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没有让周总理的话落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人民埋头苦干,狠狠地走了一段又陡又长的"上坡路"。然而,低头久了,似乎并不是件好事,我们该抬起头来看看,看看自己也看看别人走过的路。那么,让我们先来看看离我们那么近又那么远、总让我们百味杂陈的日本吧。     

马尔罗与中国

马尔罗的《西方的诱惑》揭示了不同系统的东西方文明共同承受着价值危机的考验,都面临着生存的荒诞。《征服者》和《人的命运》以中国革命为题材,描写人类境遇,突出异国情调。他作品中的中国革命不是中国实际的真实的革命,只不过是他表现异国情调的背景。马尔罗借中国革命表达了20世纪一代人试图走出荒诞、走出危机的尝试与努力,他所塑造的中国"革命者"只不过是他思想的具体化身。这两部小说不能被当做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革命小说,它们只不过是马尔罗借中国舞台来演绎他自己所理解的人类境遇之作。     

小脚,辫子,英国诗

辜鸿铭的名字曾经很响亮过的,至少他的怪癖,使他成为在本世纪一二十年代,京师轰动,举国侧目的一位人物.他用英文写成的<中国人的精神>一书,对于西方世界,也是产生过强烈反响的.罗曼·罗兰说他"在西方是很为有名的",勃兰兑斯说他是"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可见对他的评价之高.     

合道德与讲真话

2012年4月25日《人民政协报》"教育在线"刊文说:"‘如果你是孔融,会不会让梨?’最近一道小学一年级的语文阅读题在网上引起巨大争议。有位学生答‘我不会让梨’,结果被老师打了个大大的叉号。"这让人陷入两难:"‘让’是一种美德,一种传统,尤其在我们这个时代更需要弘扬。但‘不让’是一个孩子内心的真实想法,他说出了‘自己心里话’,敢于表达真话又是     

由中国古典诗文的“去留”说开去

正2014年教师节,习近平主席到北师大视察时,就中国古典诗文在教材中的"去留"问题,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在参观北师大的教材陈列室时,他一边翻阅教材,一边对陪同考察的同志说:"我很不希望古代经典的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加入一堆什么西方的东西。我觉得‘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的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作为十三亿人民的当家人,习主席对教材取舍问题的表态,     

中国人的山水观

中国人对山水的看法和西方人有所不同。中国人游山玩水,是持着纯欣赏的态度,而不是持着运动的态度。而西方人则是抱着健行和征服的"壮志"。现在我们也有了这风气。过去中国人谈游山,从未见有人说他"征服"了某个冰封雪冻的高山而引以为豪。中国人游山是欣赏它的深邃幽缈、高不     

钱锺书"诠释循环"与西方诠释学的关系辨析

李清良新近发表的文章认为:钱锺书的"诠释循环"对西方诠释学虽有所借鉴,但更多的是"不谋而合"、"不期而同"的"冥契暗合",这种"借鉴"只是"提法"即命名上的,至于实质内容,则是钱锺书从自己的学术旨趣学术经历出发而形成的,与西方诠释学没有直接关系,而且钱锺书"并不像某些研究者所说的非常熟悉西方阐释学"。因此无论从钱锺书对西方诠释学的了解程度进行反面印证,还是从他自己的学术旨趣学术经历作正面推论,都不能证明钱锺书自己形成了"诠释循环"方法。钱锺书的"诠释循环"是他有意识地借鉴西方诠释学理论发展中国传统诠释方法的结果。     

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对当下价值观的影响

<正>王阳明是我国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他的心学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朵奇葩"。他宣扬"知行合一"的哲学观,强调躬行实践的重要,更提出"致良知"学说,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提倡独立思考具有深刻的意义。习近平主席曾经在公开场合多次提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提到"中国人讲‘知行合一’,法国人讲‘打铁方能成铁匠’,都强调要把思想转化成为行动。"。今天,研究王阳明"知行合一"思     

黄帝的传说

中国人一直称自己是"炎黄子孙",这里的"黄"就是指黄帝。黄帝不但是中国人原始社会末期的英雄和领袖,而且还是道教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关于黄帝的传说是这样的:他本来姓公孙,他的父亲名叫少典,也是一位王。     

用“童心”冲淡身上的“铜臭”——记著名词作家黄春祥

词作家黄春祥伯伯其实是一位金融系统的工作人员,他常常与人开玩笑地说:"我身上沾满了‘铜臭’"。黄伯伯又说:"我要学荷花出污泥而不染!身处钱堆中仍保持心灵的一份纯净!"用什么来保持心灵的纯净呢?他想到了自己的童年。童年有一颗"童心",没有邪念,没有贪欲,充满理想,充满快乐,于是,他便让自己的业余生活走进了"童心世界"。从中学时代     

寻索后后现代城市的灵性与正义

西方全球化发展,形成"受伤城市",后现代极端自由主义文化,形成自我中心主义(Egoism),引致城市精神文化与道德崩落.当代西方城市文化的困境,是马克思早年所谓的"异化"(alienation),城市建筑中,人都用铁窗、铁闸把自己锁在屋内,结果形成"枷锁城市"(carceral city).一个正义的城市,必须有义人传统,要解决当代城市这些问题,须了解城市是一个"他者共在的世界",由此寻索一个城市和谐文化的方向.蒲伯(Martin Buber)提出的"我一你"思想模式,关键就是要把"他者"视为一个完整的存在,人与人须建立一种真诚的关系.这人与他者间建立和谐关系的思想,在中国文化来说,就是"仁义"的理念.仁是人性中一种对"他者"的"感通",义则是正直合宜的行为.设计一个后后现代的城市,必须考虑一个文化的空间,建造一个有仁义感通的精神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