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风》中祭祀歌舞诗的狂欢化色彩

上古社会有祭春社、祭“高禖”的习俗,还有东门祭日神的仪式。这些宗教节日给先民提供了一个尽情游观、狂欢的机会。《国风》中有关祭祀的民间歌舞诗中,正反映了这种狂欢化色彩。这种规模巨大的宗教节日实在是具有全民节日的意义。     

建构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和谐发展模式

中国在探索走自己的路的曲折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系列关于自身发展的重要理念——本文归之为“和谐发展观”，而正是这一日益凝练的“和谐发展观”还将引领要去走的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并逐渐外化为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和谐发展模式”。中国和谐发展模式是由三个不同层次——和谐国内社会、和谐地区与和谐国际社会之间相辅相成、相互制约地建构起来的，而它们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能否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建设。则需要构建相应的和谐机制。     

EPR实验检验与实在论争论

80年代,“实在”问题重新引起科学哲学关注。其起因源于EPR.从EPR思想实验到贝尔不等式的实际检验,实现了从一般哲学论争到科学精确检验的转变,这种转变进一步推动了对“量子实在”本性的认识。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及其对“反常事实”的消化,使实在概念更为深化:“隐实在”与“潜实在”;EPR定域实在论的问题;微观实在与宏观实在的差异与统一,实在的感知问题即科学实践在争论中被双方所忽视,乃是一个老问题不断被赋予新形式而一再提出的症结所在。     

中西宗教精神的不同及其文化内涵

本文从文化角度对中西方宗教进行比较，指出西方宗教中的神是由超人类的终极之神所赋予，其宗教的原始动力是“罪感“，故而其人神关系是单向的皈依，其宗教态度是膜拜，其价值张力是远离世俗；中国宗教中的神则是由现实中的杰出人物经过修炼而成的，其宗教的原始动力是“畏感“，故而其人神关系是双向的交换，其宗教态度是恭敬，其价值张力是固着世俗。文中还以此解释了中西宗教中其他一些方面（如对异教的态度、宗教的地位、屋顶选型以及不朽观等）的不同。     

教师：儿童“对话”的伙伴——一种“对话教育”的主张（下）

三、互主体性是一种“对话”关系“对话”有不同层次的含义:①按照其原始意义,对话是一种语言活动,专指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谈话。在谈话过程中,言者和听者就所谈论的话题不断言说和倾听,从而达到理解或达成共识。②对话不限于用言语交谈。作为一种借喻的“对话”,它是消除了种种对立之后而形成的平等相互作用。在“对话”中双方都达到新的超越,共同创造出一个更美好的新世界。③“对话”是一种意识或境界,一种关系状态。这是作为借喻的“对话”最广泛的含义。这种意识,这种境界,这种关系状态,不仅可以支配人们的交谈,使人们的交谈成为对话,而且可以支配人的     

形而上学的沉沦——后现代主义哲学背景论

我试图用“形而上学的沉沦”来描述资本主义世界在后工业社会所依存的哲学背景.这一背景的形成有自身的原因.从中我们或许可以看出西方社会进入后现代的历史可能性或必然性,从而更有利于我们对后现代主义作出一种贴近西方文化传统的历史性理解.西方古典哲学的主题是以本体论(存在的问题)为核心的.至近代,逐渐转向主体论(认识论问题).然而无论本体论,还是主体论,它们始终认为宇宙有一个终极的本源,人类有一种终极的本质.追溯这种本源与本质,不仅是人的责任与使命,而且也是人的能力完全可以胜任的.人有这种自信与自负.从古希腊开始,西方哲人就开始了这种乐观而又艰难的探求.数本源、原子本源、理念本源,神本源,以至于理性主义、经验主义等,都是这种探求的结果.甚至可以说,在人类的早期所出现的神话与巫术也是一种不自觉的探求,只是在这种探求解决不了终极的问题时,才一步步转向自然,转向宗教,转向人本身.与此相关的是方法的变迁,(?)逻辑演绎到经验归纳,再     

印第安人的太阳崇拜文化对劳伦斯“血肉信仰”的启示

解放被理性压制和放逐的情感是劳伦斯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劳伦斯尝试建构以生命本体为核心的新宗教来唤醒肉体,建立和谐的两性关系,开启重生之门。但在其前期作品中,他的新神——“健康的两性关系”一直是以缺席者的身份存在。在接触印第安人宗教特别是阿兹特克宗教后,劳伦斯才找到他的“黑暗之神”,完善对“血肉信仰”的建构,并藉此最终解放情感,获得新生。     

与品德教材对话

《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教科书努力成为一种对话的文本,而不是“独白”的文本。教科书在儿童面前就好像跟他进行对话的另一个人,通过教材中的儿童与教室里的儿童对话,学生的生活经验不断地与教科书的思想观念融合;通过这种对话,教材中的儿童与教室里的儿童相依相伴,共同成长。在使用新教材时,我们不仅要在教材与学生之间树立这种对话观,作为教材的使用者——教师同样也需要树立这样的对话观。在新课程中教师与教科书的关系应该是“合作伙伴关系”,教师不是一味地在学生头脑中复制教材上的一切,而是通过与教科书平等对话以求得专业支持。教材虽然不是课堂教!学的唯一资源,但它依然是重要的资源。教师与教材之间的对话是推进“教学创新”的重要途径,教师有必要通过与教材对话来理解教材的编写意图和创意,提高创造性地“用教材教”的能力。     

终极信仰视野下的三种人类文化价值模式

人与世界的部分和整体的关系决定了人对世界的依赖性,从而使追求人与世界的整体和谐关系成为人类所向往和追求的一种终极价值目标,追求精神自由并使之在现实中得以实现又构成了人类向往和追求的另一种终极价值目标。因此,自由与和谐是人类最根本的、永恒的价值追求。但自由与和谐在人类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空间背景下并不是完全统一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对立的,从而形成了以片面强调人的部分存在和超越存在、以自由为终极价值关怀的西方文化价值模式,以片面追求整体和谐的纠缠于超越与非超越之间的中国文化价值模式,以及以寻求解脱而彻底否弃现世的自由和谐的印度文化价值模式。这是由人类自身存在的完整性和根本生存处境决定的,这也构成了各种文化价值模式能够从对立走向对话、交流的深层机制。     

从课堂提问的角度考察教师的＂位＂

现代阅读观以对话理论为基础,将阅读行为视为人与人之间确立的一种对话和交流的关系。而“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和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这三者形成了一个“对话场”。学生无疑是“对话场”中最重要的一极。因此新课程理念突出了学生在阅读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充分顾及学生阅读态度的主动性、阅读需求的多样性和阅读趣味的独特性,     

中国哲学中的知识论(上)

西方知识论始于希腊哲学，探讨对于外部实在的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这种知识论是包含在实在论中的；至近代，康德提出批判的知识论，为作为知识范例的科学知识提供了理论基础；在现代，则建立了自然主义知识论。中国传统知识论的主题乃是实体与功能、经验与悟性、理论与行为的统一。主要形式有《周易》本体知识论模式，其要在于“观”；孔子的心性知识论，其中心为包括“观”与“行”的“学”。     

试论科学理论中的虚构

科学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争论所涉及到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科学理论术语有无真实指称,即在客观世界中是否真正存在着科学理论术语所指称的对象。在某种意义上,这个问题也可以看成是科学理论术语所指称的对象是实在的还是虚构的问题。某些科学实在论者坚持科学理论术语真正有所指称,如“电子”、“基因”等术语所指称的对象是真实存在的,而非人为的虚构。他们把这一点作为他们真理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这正如L.劳丹所指出的:“一个实在论者从来不会认为,一个理论的核心理论术语如果没有指称,它     

形散神也散——评商震的《另眼看张岱及其他》

形散神聚——这个简洁明了、概括精道的词语,曾经是散文写作的“金科玉律”,提到散文,这四个字就“噌地”从脑海里冒出来。这个词实在是好的说法,它既是方法论,又是评价观——写散文时它是“写作指南”：形如何散、神如何聚;读散文时它是衡量标准：是否做到了“形散神不散”。一篇散文从“制造出品”到“质检优劣”都围绕这四个字展开,可见“形散神聚”的说法多么深入人心。     

科学与宗教间对话机制的探构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渐走出科学与宗教关系“冲突论”的既定模式,日益认识到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可以协调发展、相得益彰的。但是,多数研究者只是探讨了宗教和科学是否可以和谐相处的问题,文章在肯定这一观点的基础上,以中国为实例,从构建科学与宗教之间的相互信任机制、内部提升机制、外部提升机制以及和谐共进机制四个层面来具体阐述科学与宗教双向沟通的对话机制,试图回答两者如何更好地相处的问题。     

从"现实的个人"到"自由个性"--试论马克思哲学的终极关怀观

人生存的有限性决定了人总是要寻求某种终极的眷顾,哲学是人对自己的终级命运进行自觉的和理论上的关怀。马克思哲学的终极关怀观以“现实的个人”为关怀的主体,代替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和费尔巴哈的“类”,以“人的全面发展”、“自由个性”代替了“最高的善”、“爱的宗教”,具有了真实性和可实现性。同时,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种最高的价值指向,在现代社会具有更加突出的意义。     

实在的危机

“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斗争延续至今,似有愈演愈烈之势.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虚拟实在的出现,似乎预示着“实在论“的“崩溃“.而实际上虚拟实在建立在对现实实在的仿真基础上,其不否认现实实在的优先性.     

对话视域下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融通

当今世界,对话已经成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间处理相互关系的一种重要方式。在当代众多对话中,宗教与文化对话异常重要。基督教自从在中国传布以来便遭逢了中国文化,并与之开展相互对话、交流与融通的漫长历程。从文化学、史学维度探讨二者融通之凭据,在天神观、超越观和仁爱观方面找寻彼此融汇之基点,以达至社会安定、文化共在与共生和谐,并由此促动和谐世界的建构。     

启蒙运动中的非理性之思——浅析霍布斯和卢梭的宗教观

霍布斯认为宗教信仰是人愚昧本性的一种表现,而这种本性常常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它是人应该抛弃的,也是可以被消灭的;而卢梭在赞同宗教附属于王权的基础上,看到了宗教在精神上有超越性的一面。这两种宗教观都是他们各自政治观的延伸,是有失偏颇的。宗教是个人情感的一种表达方式,它是与人性密切相关的。对于这种现象我们不能简单地加以肯定或否定而要在多维的视角中加以考察,给予其应有的价值和定位。     

神在圣与俗之间：理解宗教的一种社会学视角

自涂尔干首倡以来,神圣与世俗即成为宗教学研究中的一对经典范畴,而人与神的关系则是贯穿宗教学研究的一条主线。从本质上说,人与神的关系是个体与自我、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一种反映。宗教正是人神互构、圣俗交织而成的一种客观社会建制,宗教中的神介于圣与俗之间。“神”作为宗教社会学分析的概念,具有生成性、建构性、功能性、多样性等特征,应从宗教活动的客观事实方面进行理解,做出符合科学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阐释。     

中西文化模式孕育下的教育思想之比较

中国教育重人性西方教育重神性中国文化以人为本,是一种人本文化。在人与神的关系上,中国文化是重人而轻神。这就势必在教育上重视人性,发扬人性,轻视神性。这与西方文化教育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由教会控制,灌输宗教意识,大异其趣。这也是东西方教育思想从起源性即表现出来的思维方法上的第一个重大差异”。中国教育重道义西方教育重功利从价值系统上进行分析,中国文化的特质是偏重“义”与“德”,看轻利”与“力”,是突出刚健自强之类个人修养的思维模式。中国人最讲礼”,“礼”就成为最具中华文化的原初性和普遍意义。以人为本,讲求理性,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