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刑罚处罚方法之功能探析与体系完善

刑法中的非刑罚处罚方法可界分为普通非刑罚处罚方法、特殊非刑罚处罚方法、人民法院适用的非刑罚处罚方法和行政机关适用的非刑罚处罚方法。普通非刑罚处罚方法存在功能缺陷,为弥补功能缺陷,应完善其体系,增加普通非刑罚处罚方法种类。教育矫正是特殊非刑罚处罚方法应有的功能,现有的特殊非刑罚处罚方法种类稀少,难以有效发挥教育矫正功能,应当增加其种类;特殊非刑罚处罚方法在适用对象、适用原则上均有不足,需要完善。行政机关适用非刑罚处罚方法有悖法理,应将行政机关适用的部分非刑罚处罚方法植移入人民法院适用的非刑罚处罚方法体系之中。     

论累犯处罚

对累犯从重或加重处罚,乃世界各国刑法之通例.累犯从重或加重处罚的根据在于累犯的人身危险性大于初犯."行为中心论"的累犯处罚突出强调加重刑罚的份量,"行为人中心论"的累犯处罚突出刑罚的矫正、改善功能.我国刑法对累犯处罚应以初犯作为参照系的从重处罚.     

论非刑罚处罚制度的核心价值

重刑主义观念在刑事立法、刑事司法领域确有泛滥之虞。在比较分析了关于非刑罚处罚制度价值的不同认知后,阐明非刑罚处罚制度的核心价值,即抑制重刑主义,并实现犯罪人的罪、责、刑相统一。坚持不断完善非刑罚处罚制度对推进刑法社会化、维护个案司法公正、实现刑罚的社会价值均有重大积极意义。     

完善我国非刑罚处罚制度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在当下的中国,选择何种刑事法治,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效果具有重要影响,这在根本上是刑事政策模式的选择问题。宽严相济政策是中外刑事政策实践的最新成果,他代表了现代刑法的发展方向。在司法实践中,非刑罚处罚制度正是这种刑事政策的生动体现,他对于保障人权,打击犯罪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我国目前的非刑罚处罚制度还有很多不足,需要在宏观、微观两个层面进行完善。     

危害矿山生产、生态安全犯罪的刑法对策研究

通过考察我国刑法,可以发现我国刑法在规制危害矿山生产、生态安全犯罪方面存在忽视对矿山生态安全的保护、预防滞后、刑罚体系不科学等不足,应从加强对矿山生态安全的保护、增设危险犯、增加刑罚种类和非刑罚处罚措施等方面着手,加强刑法对危害矿山生产、生态安全犯罪的抗制.     

对刑罚中的非刑罚处理方法的思考

<刑法>第37条是完全"非刑罚处理"的看法是不确切的.第37条的前提是对犯罪分子免除了刑事罚处罚,但不论处刑还是免刑,从程序上讲,都是刑事诉讼后的判决结果,因而伴随这种判决的其它处理方法都是附属的.     

中止犯减免处罚的根据二元论及其对自动性认定的影响

晚近以来,我国刑法理论对中止犯减免刑罚的根据的讨论趋于热烈,但多是基于日本刑法理论并和说的思想展开论证。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刑法规范第43条将中止犯作为未遂罪的一种减轻或者免除刑罚,而我国《刑法》第24条对中止犯的规定却有所不同,是以是否造成损害为界限,分为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在梳理以往关于中止犯减免处罚的根据的学说基础之上,从我国刑法规范出发,可以分离中止犯减轻处罚的根据与免除处罚的根据,最终形成中止犯减免处罚的根据二元论立场:在中止犯造成损害时,对其减轻处罚的根据与违法、责任减少说具有亲和性;在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时,对其免除处罚的根据与刑罚目的理论具有亲和性,并以二元论立场为根据,进一步探讨对认定中止犯自动性认定的具体影响。     

谦抑原则问题研究——以日本刑法为例

只有在具有不得不使用刑罚进行处罚的法益侵害或者威胁的时候,才可以将行为人的行为作为犯罪,动用刑罚手段进行制裁,这是刑法谦抑原则的本质体现.谦抑原则要求在司法实践中把一些行为进行非犯罪化、非刑罚化、轻刑化处理.     

浅析非犯罪化刑事政策

非犯罪化是20世纪中叶以来各国刑法最富新意的改革.广义的非犯罪化是指对一直以来科处刑罚的行为不再用刑罚手段予以处罚;狭义的非犯罪化是指法律上的非犯罪化,非犯罪观念的出现绝非偶然,有着深厚的现实背景和理念基础。在刑事一体化下,要达到保障人权、维护秩序的刑法功能,非犯罪化刑事政策的运行应该是与犯罪化相结合.     

论我国单位犯罪中对单位的处罚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单位犯罪已成为我国目前刑事犯罪的一个突出特点。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虽然规定了单位犯罪及其处罚,但笔者认为其不够规范、具体,文章从我国单位犯罪中对单位处罚的特点入手,构思了与自然人犯罪刑罚体系相对应的对单位处罚的刑罚体系。     

刑罚轻缓化及其与相关范畴的关系

刑罚轻缓化是指国家适用于刑事立法、司法和行刑等整个刑罚运作过程的,旨在从整体上降低刑罚的残酷性和严厉性,并倡导尽可能以较轻的刑罚来惩罚和控制犯罪的刑事政策。西方的刑罚轻缓化运动大致经历了大幅度降低刑罚的残酷性和严厉性、对刑罚过度轻缓化的适当纠正以及"轻轻重重"两极化刑事政策的形成三个阶段。我国的刑罚轻缓化改革应当重点理顺以下几类关系:刑罚轻缓化程度与当前具体国情的相互适应关系;刑罚轻缓程度与我国刑法调整范围的协调统一关系;刑罚轻缓化与刑罚结构合理性的互动共存关系;刑罚轻缓化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并行不悖关系。     

论我国死刑赦免制度的构建

死刑赦免制度,是指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生效后,如果该死刑犯确有悔改并有立功表现或具有其他特定条件,暂缓死刑命令的执行,在法定期限内,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死刑执行的赦免令,原死刑判决不予执行,而改处并执行其他刑罚的制度。这一制度的建立,可以消除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的若干矛盾,也有利于进一步贯彻“少杀慎杀”死刑政策,有利于避免错杀,同时也是更好地履行我国国际义务的需要。     

对大学生犯罪教育改造的几点思考

做好犯罪的大学生的教育改造工作,对其重归社会、刑事司法的效果、社会的和谐进步与文明都有重要意义。对犯罪的大学生的教育改造工作应从三个方面予以加强和完善：一是顺应刑罚轻缓化的趋势,对犯罪的大学生科以较轻缓的刑罚;二是在对犯罪的大学生的刑罚宣告及执行方面完善缓刑执行制度、推行社区矫治制度,确立前科消灭制度,完善监狱管理制度等;三是对犯罪的大学生各高校要慎用处分,并规范处分程序。     

论犯罪性自杀

犯罪性自杀既是一种自杀行为，又是一种犯罪行为。犯罪性自杀有报复型犯罪性自杀、怜悯型犯罪性自杀和教型犯罪性自杀。在实践中应注意区分犯罪性自杀与犯罪自杀、犯罪性自杀与自杀性违法犯罪的界限。防治犯罪性自杀，刑罚的效果是微不足道的，应着眼于消除促使其产生的各种因素。     

依法"严打":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的统一

"严打"是根据治安态势而提出的一项具体的刑事政策.在社会治安整治中,既要坚持刑事政策的指导作用,又要坚持依法办事.刑事政策指明了"严打"的范围,而该范围都是刑法明文规定属于犯罪的."严打"要符合"罪之法定"、"刑罚之法定"与"刑事责任之法定".依法"严打"是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的统一.正确执行"严打",必须坚持刑法三大基本原则,树立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能够并存发生作用的理念.     

刑罚轻缓化的价值意蕴

刑罚轻缓化已成为世界发展趋势,我国实行刑罚轻缓化有其现实可能性。然而,在我国传统的重刑化、泛刑化思想积淀很深。为此,树立刑罚新观念、倡导刑罚轻缓化的价值意蕴理应首当其冲。文章从刑法的人道性、节制性两个层面阐释了刑罚轻缓化的价值意蕴,并在此价值理念下探讨贯彻实现之路径,从而逐步实现刑罚轻缓化。     

论老年人刑事责任的轻缓化

老年人犯罪是指60岁以上的人所实施的犯罪。不论从我国法律传统,抑或世界刑法的潮流,还是就刑法目的和公平原则考虑,老年人刑事责任轻缓化都应得到立法的肯认。刑法应明确规定对老年人犯罪可以从宽处罚,老年人犯罪原则上不适用死刑,并且对于老年人判处的刑期应予缩限,在刑罚的执行上还应做适当变通处理。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检察实务中的实践

“宽严相济”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刑事政策,检察机关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就是要在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中实行区别对待,坚持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区别对待、注重效果。在立法上,应当在限制死刑、完善自由刑等刑罚体系方面作修改。     

论现行刑罚结构的立法完善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权意识的增强和刑罚人道性的认同,世界各国刑罚结构趋轻化的改革已成为主流。我国刑罚结构是以死刑和监禁刑为主导的重刑刑罚结构,这妨碍了刑罚功能的有效发挥。减少死刑、完善自由刑、提高罚金刑地位和增设相关刑种应是我国刑罚结构完善的方向。     

论国家过错对定罪量刑的影响

国家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肩负着打击犯罪的职责;同时,国家在具体犯罪事件中又可能负有一定过错,直接引发了他人的犯罪。国家过错引发他人犯罪,应当根据国家过错的大小豁免加害人的罪行或部分刑事责任,这种豁免符合责任分担的法律原理,符合国家打击犯罪的主体身份,也符合刑罚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