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反思录（上）

20世纪90年代,由于市场化的推动、大众文化的兴起以及知识界的分化,在其时的文学领域,80年代所提出的“大写的人”的意识形态,“文学是人学”的“人的文学”观出现危机,表现为以“大写的人”为表现对象的文化、文学制度的危机,而只有在这种抽象的自我、抽象的人的话语面临危机的时刻,我们才能发现作为“类本质的人”,正在分化为不同的区域和阶层的人。     

80年代文学:新时期文学的逻辑起点

1980年代的文学,在四个方面对整个新时期文学作了奠基:价值观上,经历了从人道主义大写的人到存在主义小写的人的探索,颠覆了"当代文学"的"政治文学"体系;方法论上,经历了从本质的人到现象的人、从古典思维到现代思维的革命,建立了新的艺术叙事体系;体制论上,经历了从体制的人到市民的人的嬗变,实现了作家队伍的非体制化与文学形象市民人格重建;传播论上,实现了从文学的人与传媒的人的变异,实现了从文学选择到传媒选择,勃起新的文学-传媒体系。在此意义上理解,80年代文学是异于前此"政治文学"的新时期、新世纪文学的逻辑起点。     

试论文学教育的当代危机与自我教育的导入

文学教育的当代危机实质上源于文学在当代的危机,源于当代人的精神生态危机,对此,应该从"精神立人"的高度加以考量,寻求文学教育中文学与教育的契合之道。文学教育兼具文学的"人学"内涵和教育的人本特征,包含着对人之自我的深沉关切。故此,在文学教育中导入自我教育,不失为破解当下文学教育危机的一道良策。     

周立波在两个口号论争中的贡献

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论争,是革命和进步文学阵营在民族危机时期文艺论争。"文化大革命"中江青一伙把"国防文学"诬指为"投降主义路线",口号之争变成了政治迫害。周扬和周立波,这两个出生于湖南益阳的现代作家,一个是首先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一个是最早响应,并发表多篇文章全面阐述这个口号的作家,周立波在理论上和创作实践上廓清了一些左翼文学中长期存在的偏颇,为"国防文学"口号的推广,为文学在民族和国家危机之际发挥更大作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论文学

文学是个非常古老的精神活动、精神形式,但人们对它既熟悉又陌生,熟知却未必真知。加上西方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文学的＂文化转向＂后,文学的疆界变得无限开阔,而其自身的界定也面临空前的危机。因此,对＂文学是什么＂的回答就成了一个迫切的学术问题。而此前的＂形象论＂、＂表现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文学观都存在着严重不足,故而需要另辟蹊径,再进行新的界定。新的结论是：从其本源上看,文学是一种高级的魅态文化形式;从其历史面貌上看,文学是个历史性的家族,表现为文学观、特征论、形式定位、流派形态,同时还呈现为杂化和纯化的周期性变奏;从本质的抽象定义看,文学则是象征性的语言艺术,它不以科学和实用为目的,而以想象性超越和诗性的解放为旨归。中国当代文学的致命危机就是＂象征性＂传统谱系的断裂。     

新时期文学:传递“人”的声音

中国新时期文学思潮丰富多彩 ,潮起潮落。文学越来越重视对大写人的书写 ,这不仅表现在文学思潮的变迁上 ,还表现在作家的主体化创作上     

文学的发展与"人"的观念的历史演变——对中国新时期文学思潮内在发展逻辑的思考

从上世纪80年代初文学对于理想人格的追求,到80年代中期以来文学对于传统的人性观念、人的生存价值的怀疑,这种对于"人"的重新认识对9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写实小说、王朔现象、《废都》现象的内在实质都在于放弃了对于理想人格的追求,突出了人的生存本身的意义,这种强调生存本身的意义的态度在沉溺于人的感性生命之中的"身体写作"中得到了同样的体现。     

中国现代文学的又一次探索--试论四十年代的文学环境

1937年到1945年,由于日本的侵略,中国广大的版图被分割为"沦陷区"、"国统区"和"根据地"三个部分.这种分割,对本时期的文化、文学的构成产生了很大影响.如果进一步考察,这三个文学区域中文学流派、作家群体的组成是比较复杂的,其间有一个迁徙、转移、分化和重组的过程.重庆、延安和昆明这三座城市代表着三地,折射出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坛面貌,反映了40年代前半期中国文学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在40年代,虽然战争使交通和媒体的传播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文艺协会和杂志的活动、发行仍然呈现出比较活跃的局面.1946年"五@四"文艺节的次日,上海<大公报>发表了该报编辑萧乾写的"社评"<中国文艺往哪里走?>,对文艺现状和发展前景表示了深深的忧虑,表现了40年代后半期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中所普遍感受到的一种"大茫然".     

无产阶级文学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

文学流派的划分众说纷纭,其中以"无产阶级文学"为甚,有入认为是模糊不清的概念,有人反对按阶级属性划分文学。作为一个文学概念,"无产阶级文学"是1917年由鲍格丹诺夫等人提出的。而20世纪的前苏联无产阶级文学则更经常被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这个概念是1930年代初期前苏联文艺界提出的。     

文学作品中的"荒诞"——以中学语文课文为例

"荒诞"指不合情理、毫无意义.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表现"荒诞"方面成就斐然,卡夫卡、萨特、贝克特等是这一文学潮流最杰出的代表.他们的作品在表现人的绝望和孤独、理想的虚无、存在的荒谬等方面,具有深刻而有巨大的艺术感染力.荒诞派文学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人的精神出现危机而反思"存在"的结果,它具有批判、揭露、救赎的社会功能.     

论法治文化的重建

由于西方法治文化使当今世界面临着生态危机、区际危机、社会危机等多重危机的威胁。因此,必须重新认识法治文化并进行法治文化的重建。唯如此,才能保证法治建设的正确轨道。而法治文化的重建,需要以人的生存与发展为价值指引,秉持法治文化的多元立场,更新法治观念,形成超越民族界限的、生态化的法治认识。     

意义的焦虑——从《彷徨》看鲁迅五四启蒙主义的悲剧体验

主要以鲁迅的立人说为背景,在以往大量研究的基础上,重点阐述在当时特殊的文化空间,《彷徨》中知识分子在中外文化对撞中的内在精神危机及其形成根源,以及这种危机所带来的后果,并以此探讨鲁迅五四启蒙主义的悲剧体验和它对作者甚至对重新认识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产生的巨大意义。     

西方危机的东方救赎——评菲利普·罗斯作品《退场的鬼魂》

美国著名作家菲利普·罗斯在其作品《退场的鬼魂》中,通过主人公祖克曼在纽约的种种经历,再现了西方世界的安全危机、政治危机、科技对人的物化及由此而来的人的危机,同时蕴藏在本书字里行间的东方文化元素如隐居、禅及天人合一理念却显示出对人类心灵的抚慰功能。东方文化对深陷西方危机中的人们起着重要的救赎作用。     

回到通识教育的原点

＂人＂的培养是通识教育根本的价值追求。对＂人是什么＂的追问是通识教育不变的主题。哲学人类学告诉我们,人是＂文化的存在＂,人创造文化,同时又被文化所创造。因此,我国的通识教育应该回到＂文化的存在＂这一原点,即尊重人的主体性,同时强调培养具有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并能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的人。     

从“嫉妒说”到“他者”的理论转向——论莎士比亚的《奥赛罗》兼及对主人公文化身份的理解

莎士比亚的著名的四大悲剧之一的《奥赛罗》曾经引起无数的争议,其中“嫉妒说”长期在《奥赛罗》研究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尽管一批著名莎学家、文学家从各种角度对嫉妒一说进行了否定,指出“嫉妒”并不能令人信服地全面解释《奥赛罗》中蕴涵的人文主义思想光辉。从“他者”文化身份认同危机的角度,可以看到不断被强化的文化身份认同危机是造成悲剧的根本原因。中国改编莎剧也注意到《奥赛罗》中文化身份的差异。     

“现实的人”与精神

马克思是在对黑格尔“自我意识人”和费尔巴哈“抽象人”的批判中创造性地确立了“现实的人”这一理论的,批判并意味着完全的否定,马克思同时吸收了黑格尔的精神能动性和费尔巴哈关于“感性”的思想。从事实际活动的“现实的人”构成精神的真正主体,精神则是“现实的人”实际活动中的主导力量。     

生态危机、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的天性

L·怀特在他的著名论文《我们的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中,断言我们当代社会的生态危机根源于世界上已知的最为人类中心主义的基督教,因为基督教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强调:自然除了服务于人之外便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怀特认为解决生态危机的唯一出路,就是采取一种谦逊的、而非异端的人与自然友好的宗教观,以取代那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基督教信仰。然而,包括基督教在内的所有宗教,它们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仅仅是表面意义的,因为,我们在自然以及与它的关系上所形成的态度,本质上是与我们的天性深刻地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说,生态危机包括人类中心主义的基督教教义有一个共同的生物学上的根源,即人类天生渴望占有他们想要占有的一切东西,而基督教的教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不过是对人的这种不愿受到任何限制的天性的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观念化。     

冲突与和谐:经济人与政府人——兼论和谐社会中政府"经济人"的行为模式

"经济人"是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基石之一,其本身经历了一个从提出到发展再到逐步完善的过程.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政府人一方面具有"经济人"所具有的特性,另一方面也具有"道德人"所具有的特性,是"经济人"和"道德人"的统一.当前,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只有合理定位政府"经济人"的社会角色,切实体现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适时转变政府"经济人"的行为模式,才能促进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和整体繁荣.     

论尤金·奥尼尔超前的生态意识——以《毛猿》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解读为例

《毛猿》是奥尼尔早期的代表作之一。在这部作品中,奥尼尔运用戏剧创作手法刻画了遭到破坏的自然以及被剥削的工人阶级,展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纯粹利益关系,表明整个人类已陷入生态危机的困境。而奥尼尔在剧中所表现出的对这一危机的思考:回归自然,建立公正公平的社会与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所提出的解决生态危机的观点不谋而合,表现了奥尼尔超前的生态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