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新诗的两次强音——《死水》、《大堰河——我的保姆》诗歌艺术浅谈

通过对《死水》、《大堰河———我的保姆》两首爱国主义新诗在意境、情调、体式的方面的分析 ,管窥中国现代文学中格律体和自由体新诗的独特艺术魅力     

论中国现代诗歌形式的走向

自由体涌现了“五四”时期、三十年代、抗战时期的三次浪潮，与新格律体、民歌体交互演进：中国现代诗歌形式呈现出螺旋形上升的自由化走向。这是由诗歌内部的需要、社会文化的选择以及外域影响的触发等诸多因素形成的合力场所决定的，也体现着诗歌形式辩证发展的规律。其趋向是在多元化格局中竞争与整合，追求合规律的自由。     

爱国主义新诗的两次强音:<<死水>>,<<大堰河-我的保姆>>诗歌艺术?…

通过对《死水》、《大堰河－－我的保姆》两首爱国主义新诗在意境、情调、体式的方面的分析,管窥中国现代文学中格律体和自由体新诗的独特艺术魅力。     

孔子诗论与诗歌的衰微

《诗经》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尤其是抒情诗已趋于成熟。然而,紧接《诗经》之后的却是诗歌的数百年衰微。诗歌的衰微虽有其文化规律性,但孔子诗论起了不可小视的直接影响。孔子忽略了诗歌吟咏情性、抒写心灵的文学特质,以道德家、政治家的眼光,围绕礼义核心和政教目的来评价诗、要求诗,制约了诗人的情感抒发和诗歌题材的发掘,使其超越时空的权威性诗论成为诗歌发展的阻梗。汉末至魏晋,经学衰微,儒家诗教的藩篱被冲破,诗歌才得以复兴和繁荣。     

论郭沫若早期对新诗体的创造--兼论郭沫若并非自由体诗的典范诗人

数十年来,诸多版本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犹如汗牛充栋的诗学宏论,几乎都一致认定开一代诗风的郭沫若为自由体诗人的杰出代表。其实,这种认定,是很不准确、很不科学的。笔者认为:贴到郭沫若诗作上的“自由体”的炫目标签,早就该从各种现、当代文学史和理论文章中撕去——因为郭沫若自新诗创作起始,原本就不是单一的自由体诗人——他在创作惠特曼式的自由体诗的同时,还为我们创作出不少新诗的格律体。郭沫若早期对新格律体的尝试和创新,同样有彪炳千古的开山之功。总之,郭沫若早期的诗,体制新,旋律新,雄丽、华美,激情澎湃;它既给人以不甚整齐、参差跌宕的美感,又在参差跌宕之中,蕴含着极有规律的“律动美”、“对称美”及“均衡的美”。它虽然一泻千里,飞腾跳跃,但却不失错落有致、布局缜密、结构谨严。从美学视点上来加以审视,它无疑具有着参差均衡的大美。同时,本文还着重指出:尽管郭沫若说他“最厌恶形式”,但他自身的创作实践,却雄辩地证明了:艺术形式在形象思维过程中,有着较大的潜能和力量。而那种讥讽新格律体为“豆腐干式”的论者,也只能是在诗体学方面的无知或心存偏见！最后本文强调,诗歌理论界和现、当代文学史界,应从具体诗人的具体作品出发,去进行分析、研究,方可得出正确、中肯的结论。而     

美学框架下中西诗论对比给诗歌翻译的启示

诗歌翻译属于文学翻译,它既有文学翻译的共性,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文章从中西美学传统和诗歌理论传统的比较入手,探讨诗歌翻译所应遵循的原则,即诗歌翻译要迁就目的语读者的审美习惯,这样才算是成功的翻译。     

论我国诗歌及文学发展的独特道路与艺术成就 --从"汉族缺乏史诗"说起

中国汉族文学中的叙事诗并非通常标准意义上的史诗。中国汉族在上古时期很可能拥有过史诗,但后来因为某些原因未有留传。汉族缺乏史诗,形成了我国文学抒情传统强大和叙事传统薄弱的局面．对此后的中国文学和诸体裁的发展道路、艺术特征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论哈代诗歌的意境美

托玛斯·哈代是英国的杰出诗人 ,出版有诗集《威塞克斯诗集》、《今昔诗集》、《时光的笑柄》、《命运的讽刺》等。哈代的诗歌题材广泛 ,诗风质朴清新 ,具有中国传统美学的意境美 ,即艺术空间的无限性、审美情趣的无穷性和生命律动的永恒性。借用意境分析现代西方诗歌作品 ,对于古典美学与现代美学的贯通、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的融合 ,具有不可低估的实践意义     

论顾城诗歌的美学思想与人生追求

一、顾城诗歌的美学思想 顾城诗歌纯净、自然的美学思想与人生追求鲜明而又富有时代气息,对中国八九十年代的诗歌影响极大.天真、孩子气、执着地营造一个没有被污染的童话世界,给人以鲜明印象.     

论英语诗歌的欣赏

以上外教育出版社《大学英语》精读教程中出现的英语诗歌为例子,从英语诗歌的格律、音韵、意象等几方面,简要阐述如何进行英语诗歌的欣赏。     

精于格律的风雅词论略

论述了南宋风雅词派的渊源、成因、题材取向以及审美规范，通过分析姜夔、吴文英代表词作，指出风雅词派的主要特点是词语雅化、精于格律、炼字炼句，用典隶事，既源于婉约词派，又异于婉约词派。     

如何掌握近体诗的平仄

学习近体诗,认识格律是关键,但一般读者由于缺乏必要的音韵学知识,对掌握近体诗的格律感到困难。本文从音韵学的角度分析了一般读者掌握近体诗格律感到困难的原因所在,并提出解决这些困难的基本方法。     

文艺美学园地的拓荒者--胡经之的文艺美学研究论析

胡经之为克服以往文艺研究政治化和美学研究哲学化倾向的弊端,率先倡导建立文艺美学学科,并对这一学科的定位及存在的合理性进行了准确而充分的论证;他的文艺美学理论视角新颖、构架独特、范畴整合合理。他的研究方法独具特色,具体表现为:适应时代要求与保持学术规范的统一;融会中西传统与追求自我创新的统一;重视理论研究与密切联系实际的统一。     

放宽格律尺度是旧体诗词“改造”的重要方面

中国的旧体诗词是诗歌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典范,但旧体诗词格律严,不易学。当今写旧体诗词可以严守"诗谱""词谱"规定的格律,也可以放宽格律尺度,而且放宽尺度是旧体诗词的发展趋势。放宽格律尺度是旧体诗词"改造"的重要方面。     

20世纪的 "唐宋诗之争"及其启示

"唐宋诗之争"是中国文学史与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大公案。在20世纪的"唐宋诗之争"中,宋诗研究在逐步推向深入,但宋诗的命运却是走向冷落的。这就说明:宋诗研究自有其价值,但不必过分推崇宋诗。     

近体诗的拗救

唐人善用“拗救”的格律,“拗救”的情况相当常见。列举“拗救”的各种观点,并对各家的分类情况进行分析,能使人们对近体诗的拗救情况有一个大体的把握。     

兴的缘起与美的发生

《诗经》中兴的产生,其表层原因,当归之于上古审美发生期的形式主义唯美倾向。推诸根本,则其深层动机,又实在于个体心灵深处自我本位意识的萌发。本文的主要内容涉及：（1）兴的定义及兴的成因;（2）兴辞格套的演化;（3）兴在审美发生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其问还谈及了对学术界有关兴起源于“宗教观念内容向艺术形式的积淀”等理论的批评。     

重涉:典律的生成--当前新诗问题的几点思考

以新诗百年反思为切点,对新诗之“新”重新发问。指认当代新诗问题的关键,在于以随意性不断打破应有的局限,只见探索,不见守护,只求变革,不求整合,造成标准的丧失与本质的匮乏,量的堆积而致品质的稀释。由此提出重涉典律、追寻本体、收摄汉语诗歌之语言根性以求“安身立命”的诗学命题。     

研习《声调谱》，轻松标格律

欣赏或创作近体诗，当然要能够标明近体诗的格律，并运用格律要求去创作。历史讲格律的，不是太简单，如“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就是太繁复，如王力先生的《双语诗律学》。其实只要研习一下清人赵执信的三卷《声调谱》，从中总结规律，就可以用很短的时间学会近体诗的格律，并轻轻松松地标出格律进而较纯熟地运用它。     

“跑”字小考

“跑”字二音二义,阳平pao表兽足刨地,上声pao意为“急走”。音义分别,本不该相混。然今人多“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见了“虎跑泉”便念“虎pao泉”,此种误读之普遍,反映了我们语音史、词汇史研究在“跑”字上的缺位,以致诸多大型权威字典、词典等工具书普遍失误。阳平表兽足刨地之“跑”,是早在汉代产生的老词,上声之意为“急走”pao,是晚至元代才出现的一个新词。这个问题不解决好,也会直接影响到对古代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文学史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