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浙江的人口和农业初论

浙江人口自晋朝以来,增长就非常迅猛。永嘉之乱以后,司马氏政权南迁,大量的北方移民随继而来,使浙江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土地偏狭,民多地少”的情况,而宁绍平原更是“亩值一金”,一些居民不得已而向未曾垦殖的东南水网沼泽地区移民。如山阴县即“徙无资之家于余姚、鄞、鄮三县界,垦起湖田”。这是浙江历史上由于人口压力而开垦湖泊之地的最早记载。唐代中期安史之乱,中原劫后荒凉,人口大量南迁,人口重心逐渐由前期的北方向后期的南方转移,并成为以后中国人口分布的基本格局。     

关于宋朝经济中心的南移

一、北人南迁对经济中心南移的推动作用 宋朝经济中心的南移不是个偶然现象,而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北人南迁从秦朝时就已开始,在这个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由于北人南移,不仅增加了江南的劳动力,更重要的是带去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加快了南方的开发。 历史上共有五次大规模的北人南迁。第一次,是在秦朝建立后,始皇赢政派遣五十万人南戌五岭,并在统一南方越族之后,设置了桂林、南海、象郡等三个郡,使中原铁器传到珠江流域,更新了当地的生产工具,从而促进了当地生产的发展。     

婺源清华胡氏宗族考略

婺源清华胡氏宗族源于汉代安定郡,唐末为避黄巢之乱南迁,先迁歙县黄墩,再迁祁门义成都,最后才定居婺源清华,成为徽州历史上的望族。     

“木鹅”“流至”与北人南迁——惠州鹅城传说历史原型考辨

作为惠州别称——鹅城的历史由来以及惠州市特色“非遗”,鹅城传说的历史原型并非旧说所谓谢灵运“梦游罗浮”等人物史事,而是有关东晋南朝时期北人规模化南迁于惠州境内的移民历史,而自大庾岭顺江下广州、再溯东江抵惠则是其基本迁移路径。传说中“城”的创建,在很大程度上是北人南迁和土著向化交相作用的历史产物。对于该段历史的认识与正视,既是在理论层面推进鹅城传说相关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在实践层面优化该传说活化利用工作、凸显惠州城市文化形象的迫切需求。     

唐后期华北平原经济状况分析

唐后期华北平原经过安史乱后的经营,其社会经济得到新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人口依然保持增长,农田水利得以恢复,种植业稳步回升,桑蚕养殖业进一步繁荣,盐业和矿业继续保持常态,赋税收支平稳发展.华北平原经济在唐后期全国经济发展中依然占据重要地位,但发展速度与同时期江淮平原相比明显趋缓.     

北宋时期歙县俞氏进士研究

歙县俞氏是西晋末年为避“永嘉之乱”南迁徽州的北方大族,自其始祖俞纵开始不断繁衍．逐渐融入当地社会。尤其入宋以后,科举盛行,歙县俞氏适应科举的发展,逐渐完成由尚武到尚文的转变,走上科举仕宦之途,成就显赫。北宋时,俞献可、俞献卿二支五代之内10人进士及第,“十榜传家”,出现累世科第的繁荣景象,但是进入南宋之后便逐渐衰落下去。通过对北宋歙县俞氏科举、仕宦兴盛情况的研究,可窥探宋代徽州科举与地方家族之间的关系。     

隋以前文化中心的迁移与文学的发展

隋以前文化中心的迁移与文学的发展钟仕伦著名文化地理学家陈正祥先生在考察中国文化中心的迁移时曾说，迫使汉文化中心南迁有三次大的波澜，一是东汉末三国时期的长期战乱和永嘉南渡，人口大量南迁；二是唐代“安史之乱”，人口南迁亦多，成都这样的城市已成为新的文化中...     

再论唐后期节度使存在的积极作用

唐代设节度使职,实乃军国要政之创举。节度使的设置及其权势的发展演变,与唐王朝的治乱兴衰有着重要关系,且以唐后期尤甚。唐后期中央制衡地方的主要特征是"以乱治乱",这决定了节度使职存在的必要性;而地方节度使自身对其藩镇政治、经济的治理和改良则昭示其存在的重要性。由此看来,唐后期节度使在削弱中央集权的同时,也在客观上维持着摇摇欲坠的王朝。     

练习29 新闻阅读（9）

（一）广东南雄发现一座明代古城堡 南雄发现一座完好的明代古城堡．占地万余平米的“世外桃源”曾为中原士族南迁避敌之所。     

唐代经济研究三题

本文由“越人娶织妇”辨、唐后期苏州城区人口考和唐代南粮北调考三部分组成。作者对原始材料和传统观点作了新的解释，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唐人”与“唐人街”

侨居海外的华人,都以“唐人”自称或被称,而不称之为“秦人”或“汉人”,是有其历史原因的。现在的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绝大部分人是自福建和广东迁去的,其中又以福建沿海的漳州、泉州、福州等地区的人为最多,其远祖的绝大部分来自中原,而中原人又以固始为最多。固始人南迁人数最多时在唐朝,一是在武则天垂拱二年(686年),固始人陈政、陈元光父子奉命人闽,率大批府兵将校,平息“蛮獠啸乱”;一是在唐僖宗中和元年(881年),寿州人王绪作乱,举兵克固     

论唐末巴蜀文人群体的生存态势和人格心态

唐末五代之际,干戈扰攘、国土分裂,素有"乱世"之称。在武夫称兵、悍将嗜杀的混乱时代,许多文人士人为了躲避战火摧残纷纷选择避地南迁,这些南迁士人以迁入江淮和巴蜀地区居多。唐末之际的巴蜀文坛主要以中原地区播迁而来的移民文人群体为主,这些身处特定时空地域和历史背景下的文人士子在流寓和侨居巴蜀地区的过程中,呈现出了卓立挺出、特色鲜明的生成聚合态势和人格思想心态。     

一“乱”值千金

钓鱼湾——唐储光曦垂钓绿湾春,春深杏花乱。潭清疑水浅,莲动知鱼散。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储光曦的《钓鱼湾》的确是一首脍炙人口的诗作,诗评家多有评述。其倒叙的结构,增强了戏剧效果;第二联的心理刻画细致入微,堪称绝唱,这些都是诗评家所极力赞扬的。然而评论者对“春深杏花乱”一句却鲜有赞语,并且大都解释为,“春天将尽,杏花开败,落入水中随水流而逝”。这种解释值得商榷,“春深”是否就是春尽,可不可理解为“春意正浓”?“乱”是否就是花败零落之意,可否理解为是“杏花怒放”的形象说法?通常的说法也许符合生活的真实,但其艺术趣味…     

我心有主

元代大学者许衡一日外出．因天气炎热，口渴难忍。路边正好有一棵梨树，行人纷纷去摘梨，惟独许衡不为所动。有人便问：“你不摘梨解褐?”他答道：“不是自己的梨，岂能乱摘。”那人笑其迂腐。“世道这样乱，管它是谁的梨。”许衡正色道：“梨虽无主，我心有主。”     

唐后期进士和显宦构成简论

唐后期公卿子弟几代进士,在史籍中不乏记载。是否可以因此认为公卿已几乎垄断了进士科?唐后期也确实出现过公卿世任高官的现象,是否能据以得出公卿子弟在显宦构成中已垄断独占的结论? 由于这些问题实际上关系到对唐后期诸多方面的认识,因此,不可不探析清楚。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个问题的分析,表述笔者的初步看法,并简略地勾画唐后期进士和显宦构成的大体轮廓。唐后期特别是宣宗朝,进士科确实有过被公卿子弟垄断的某些迹象。大中十四年(860     

时间的礼物 客家人、闽南人的圆形堡垒——福建土楼

<正>平面呈圆形的建筑你知道哪些呢?古罗马斗兽场、比萨斜塔、天坛的祈年殿……其中有没有让人居住的处所呢?客家人、闽南人南迁福建省,简称“闽”。汉高祖时在那里设闽越国,后被汉武帝所灭,居民被迫北迁。然而,西晋末期北方的战乱、唐朝黄巢起义、南宋金人入侵,中原人不堪其乱,陆续迁入福建。分布在漳州、泉州等沿海地带的人形成了说闽南话的闽南人。     

论文献记载的唐宋词真迹之价值

唐宋词真迹今天已很少见,古籍文献特别是唐宋文献对唐宋词真迹的记载,可视为是唐宋词真迹保存的一种方式。文献记载的唐宋词真迹,在校勘、还原、鉴赏方面有一定的价值,如李煜?临江仙?词的创作场景,黄庭坚?念奴娇?词“爱听临风笛”之“笛”、?西江月?词“杯行到手莫留残”之“莫留残”,秦观?踏莎行?词“杜鹃声里斜阳暮”之“斜阳暮”等。词人词作真迹记载,不仅可以据之考察词作初创之面貌,还可以考察词人笔迹,了解其书法水平,并进一步考察词人人品、情趣。     

河洛文化、汉人南迁及其有关史迹

河洛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和核心,它构成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西晋八王之乱、永嘉之乱迫使中原汉人大规模南迁,成为客家人的第一批先民,客家人“根在河洛”,客家文化源于河洛文化;在洛阳和河洛地区,至今保留了许多有关的遗迹、遗物。     

“杂然相许”的注解欠妥

近日在执教《愚公移山》的过程中发现: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2002年初审通过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九年级下册179页注释10对“杂然相许”的注解欠妥。原文如下:[杂然相许]异口同声地表示赞成。杂然,纷纷。许,赞同。笔者认为: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2001年审查通过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语文第二册137页对“杂然相许”的注解更合情理。原文如下:[杂然相许]纷纷地表示赞成。杂然,纷纷地。许,赞同。因为愚公的家庭人口多,发表意见的人也很多,用“杂然”很形象。“纷纷同意”并不等于人人同意,愚公的妻子就提出了疑问“: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显然用“异口同声”来解释“杂然”很不妥。再者,大家都用同一个声音说话,只能说明不动脑筋,而实际上全家人是经过了一番思考和讨论的。由此可见,教科书虽是教师教学的范本,但它毕竟只是个参考,任何教科书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疏忽和漏洞是难免的,教师在借助教科书来教学的过程中也应坚持怀疑求真的态度。“杂然相许”的注解欠妥@唐新飞$浏阳市张坊中学     

六朝江南城市人口数量的探测

对江南城市人口数量的准确估算,将有助于认识江南城市的发展水平。东吴前期都城吴郡,城内人口约有10万人。东吴县城中的人口,一般估计不会超过2、3千人;郡城内的人口,在数千人至1万人左右。东晋南朝时期,江南城市人口数量大增,都城建康人口已逼近百万。东晋一般郡城内的人口估计能达到1万人,大的郡城在2万左右。南朝京口城内的人数大概在4万到5万人左右,会稽城有10至11万人。南朝大县的人口达到2万人,一些小县城中的人口可能连1500人也不到,县城人口数量差别很大。江南城市人口呈逐渐增加的态势,和政府用行政手段将人口迁入城市、农业人口从事工商业进入城市、北人南迁进入城市和士人聚族而居等因素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