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民族的形成与族称

蒙古民族在８０００前就已形成,“蒙古”这个族称民族形成的当初便已定性,史书称“忙豁勒”,汉书称“蛮”的形式,在诸蒙古部落中流传下来。如检狁（Ｋｈｉｇａｎ）蒙古、北狄（ＢｉｄＧｕｄ）蒙古、胡奴（Ｋｈｕｎ）蒙古、尼伦蒙古、鲜卑蒙古、突厥蒙古等几十个部落。到中世纪时鞑靼蒙古、乃蛮蒙古等已达１００多个部落。现代有喀尔喀蒙古、内蒙古、达斡尔蒙古、察干蒙古尔、布里亚特蒙古、图瓦蒙古、四川蒙古、云南蒙古、上海蒙古、北京蒙古、台湾蒙古……等１００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卡尔梅壳、德额都、伊和蒙古等在它们的前面或后面均有“蒙古”这个族称。所以,蒙古由诸部落组成,蒙古是总称,是统你,均为──蒙古族,蒙古人。     

词族“X棍”探析

源于李绅《拜三川守诗序》,用“棍”称坏人在唐代就已出现,从“棍”的“无赖、坏人”义产生构成了一系列“X棍”族词.词族“X棍”是一个形式与意义的结合体,形式是模槽“X”加模标“棍”,意义上的统一是表示一类具有共同属性的人;从语用功能方面分析,“X棍”族词都属于认知称谓名词,这个词族能够表达丰富的语义内涵,印在指称人时带有明显的性别指向,语义上表达的是对男性的鄙视,并且含有骂詈的意味;词族“X棍”的形成是语言中的类推机制和经济原则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     

古代蒙古族的时间观念

蒙古族对于时间观念的认识是逐步形成的。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有其自身特点,对民族文化诸方面的认知是由其居住的生态环境决定的,而且要受该环境经济类型的制约,同时吸收了其他民族的记时观念。 我们从《蒙古秘史》这部充满草原气息的战争史著作可以窥见蒙古民族对时间的把握。《蒙古秘史》作为一部战争编年史,以时间序列来说,上溯成吉思汗第二十二世祖,以其远祖孛儿贴赤那、豁埃马阑勒写起,到窝阔台在灭金战争结束后对国内外形势的全面总结为止,前后时间达五百年(公元八世纪至十三世纪)。其编年是以十二生肖按顺序计算的。《蒙古秘史》在时间序列的表述上,也是比较系统而又准确的。如“鼠儿年四月十六日,成吉思汗祭了旗纛去征乃蛮”。(193节)节肖年的后面是季节,如狗儿年秋、猪几年春,过夏(259节)紧接着是月、日,如正是夏四月十六日(118节),还有日夜,昼夜之分,如兼行了三昼夜(92节),最后是时分,如一日清早苍黄将明的时分”(98节)等。编年史以一个侧面向人们展示了古代蒙古民族的时间观念,表现了游牧业生产方式和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错把绵州作锦州——读书献疑录

最近读到《今古奇观》上册第六卷《李谪仙醉草吓蛮书》时,不意发现三处错讹,把李白在蜀的故地“绵州”误为“锦州”,令人十分惊讶！这三处错讹分别是: 1、“话说唐玄宗皇帝朝,有个才子,姓李名白,字太白,……西川锦州人也”。(第八一页) 2、“李白锦衣纱帽,上马登程,一路只称锦衣公子。……不一日,回至锦州,与许氏夫人相见。官府闻李学士回家,都来拜贺,无日不醉。”(第九一页)     

《蒙古族当代爱情诗选》散论

由蒙古族诗人勒·敖德斯尔编选的蒙文诗集《蒙古族当代爱情诗选》(1992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汇集了蒙古族当代76位诗人127篇蒙文爱情诗作。其中不乏五十年代的诗坛名宿,也有初露头角的新秀,更有颇具才华的中年诗人。可以说这是一次蒙古族蒙文爱情诗的巡礼。是蒙古族当代诗歌的丰硕成果,也是中国少数民族爱情诗歌的巨大收获。     

朱辅非“南宋末年人”辨

宋代典籍中,正面提及“苗”这一族名者,惟朱熹之《记三苗》和朱辅之《溪蛮丛笑》。《记三苗》书成日已有定说。朱辅生平无确考,又小朱熹十多岁,《四库全书》遂定其为南宋末年人,世人则谓《溪蛮丛笑》袭《记三苗》而作。今考朱辅实南宋前期人。其《溪蛮丛笑》先于《记三苗》,殆《记三苗》承袭《溪蛮丛笑》之用例,则《四库》之论谬也。     

蒙古勒津剪纸的传承与创新实践研究

剪纸作为中国传统民间艺术之一,深受人民群众喜爱。我国许多民族都有剪纸这项民间艺术,其中蒙古族剪纸是蒙古民族艺术之一,其形式多样,地域特征明显,体现了蒙古族特有的价值观、审美取向。本文通过对阜蒙县蒙古勒津剪纸艺术的传承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从高校美术教育创新、新媒体传播、社会化扶持三个方面为蒙古勒津剪纸艺术的传承与创新发展提供了可行性建议。     

《蒙古秘史》成书年代考证

一 《蒙古秘史》结语,即282节写道: 也客 忽邻勒塔 忽里周 忽(?)合纳 只勒 忽阑 撒刺答 客鲁洌讷 阔迭额 阿刺仑 朵罗安 孛勒答合 失勒斤扯克 豁牙兜 扎兀剌 斡兜朵思 保兀周 不厌突兜 必赤周 倒兀畏罢。 关于此段的译文,按不同版本,逐一抄录如下: 明初《元朝秘史》总译为:“此书大聚会著,鼠兒年七月,于客鲁连河阔迭额阿剌勒地面处下时,写毕了。” 美国札奇欺钦教授新译并注释《蒙古秘史》译为:“大聚会正在聚会,鼠兜年七月,各宫帐在客鲁涟河,阔迭额——阿剌勒[地方],朵罗安——孛勒答黑[与]失勒斤扯克两[山]之间留驻之时,写毕。”     

“蒙古”与“大元”

“蒙古”一词之涵义,说法不一,有沙漠说,勇敢说,山名说,王国维均以为无稽。据今人道润梯步研究,“蒙古”一词是由蒙语“长生天”和“炉灶之火”结合而成。长生天的蒙语读音为。炉灶之火的蒙语读音为,表示氏族部落的象征。由于语意和谐律的支配作用,取长生天的,加上炉灶之火,遂演变为“蒙古”。《黑鞑事略》载;蒙古人所为,“无一事不归于天,自鞑主至其民,无不然”。所以道润梯步教授认为“蒙古”一词象征着蒙古是个敬天的民族,而天是一个永恒的存在,所以有长生天之意(见新译简注《蒙古秘史》卷一P~2)。     

陇右地区西戎民族集团的诸族考辨——兼论传说时代和三代时期陇右民族格局的形成

古代将陇山以西的居民称为西戎民族集团,说它是游牧民族。实际上问题比较复杂,这一地区在古代除广大的土著外,尚有三皇等族及五帝之族,还有苗及北狄等族。这些氏族或部落先民皆为定居农耕之族。黄帝时期戎族(土著)中的一部分称羌,戎与羌在夏代转为半耕半牧民族;华夏结合戎族的一部分,则一直定居农耕,至夏末称氐族。商代时期,甘肃武威以西的羌族、兰州以西和青海湖以东的戎族,由半耕半牧转为游牧民族;居于兰州以东的氐族仍为定居农耕民族,交错相居的戎族、羌族则为游牧民族。西周见于记载的是不同称谓的戎族,几乎不见羌、氐,是皆以强盛的“西戎”统称之故。商末嬴姓方国余民被逐于“西垂”(今甘肃天水)后,沦为戎地的半耕半牧民族。周懿王时期,迁秦遗民大骆与子“非子”族于西犬丘(今甘肃礼县),与同族先民相聚。周孝王时期,非子邑之秦,成为附庸国,揭开了陇右历史新的一页。     

再谈布哈林与社会主义模式问题

读了高放老师针对拙文《布哈林与社会主义模式理论》(见《苏联历史问题》1985年第3期,并以补白形式摘要刊登于《陕西师大学报》1985年第4期)而写的商榷文章,很受教益。例如文中介绍的塞顿—沃森的有关观点等等,均为我所未闻。但在受益之余,对文中一些看法仍觉有进一步商榷之余地。兹作此文,略抒浅见。高放老师说,我把与当作“同一个词”是“不符合实际”的,这是误解。我只是说布哈林文中被人译为“民族模式”与“民族类型”的“模式”与“类型”是“同一个词”(即,由于技术的原因,《苏联历史问题》付排时去掉了原文字母),     

关于陶器起源的补充意见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一文中指出:“陶器的起源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粘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便发现,成型的粘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也可以用于这个目的.”(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上)第19页,人民出版社).后来,学者们大都授引恩格斯这一说法,把陶器的起源(发明)跟在容器上涂粘土联系起来.笔者认为:在不同的地区、民族中,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活方式(习俗)不同,启发发明创造的触发因素不同,发明(起源)的创造形式也就不可能是单一的模式.关于这点,恩格斯在论述陶器的起源时亦指出:这种形式“也许是在一切地方”(同上引),也许就不等于完全肯定了.因此,就不能排除其它形式的陶器起源了,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对陶器的起源的其它形式作点补充说明.     

顾撰《梅村先生年谱》补正

道光顾师轼撰《梅村先生年谱》,所见资料有限,难免阙误,兹据《清实录》予以补正。《年谱》阙漏未收而见于《清实录》者四:(1)赵弘文荐吴伟业。“顺治三年八月王寅,苏松巡按赵弘文疏荐吴伟业”,“九月乙酉,降赵弘文二级调用,以滥举吴地乡绅多员,市恩循私故也。”(2)命吴纂修《顺治大训》。“顺治十二年正月辛亥,谕:朕……欲勒成……《顺治大训》,……特命……吴伟业……为纂修官。”(3)命吴纂修《太祖圣训》。“顺治十二年四月癸未,谕:……《太祖圣训》、《太宗圣训》即于五月开馆。特命……吴伟业……为纂修官”,“五月庚戌,宴纂修……官于礼部。”(4)命吴纂修《孝经衍义》。“顺治十三年正月癸未,谕:……兹欲勒成《孝经     

改“反函数法”为“反解法”——也谈反函数法求值域问题

《数学通报》一九九○年第四期和一九九一年第一期先后发表了《反函数法求函数值域质疑》(以下称“前文”)和《对<反函数法求函数值域质疑>一文的质疑》(以下称“后文”)两篇文章。笔者对两文争论的问题也曾思考多年,想向同行们谈谈自己的看法。不当之处,盼赐教。     

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述评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是古希腊文化的泰斗,马克思曾把他称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47页),他为人类文明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他的思想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恩格斯说:“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8页)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在他恢宏的哲学体系中,孕育了以后几千年欧洲哲学思想的诸多果实,本文述评的“四因说”,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中占居着重要的地位,而且,这个     

《蒙古秘史》自然生态观及其表达方式

蒙古族作为北方游牧民族,在适应和改造蒙古高原渔猎和游牧环境中,创造出了独具北方游牧民族特色的语言文字。作为蒙古族百科全书的《蒙古秘史》以浓郁游牧民族语言全面真实地记录了蒙古人源流、历史、经济、政治、军事、教育、文化等多领域的内容,是蒙古人对天、地、人三者之间关系的认识和表达。《蒙古秘史》是一部了解蒙古族历史文化的珍贵典籍,对其原生态语言进行系统整理和科学分析,有助于了解蒙古人的宇宙观、哲学观、生态观、价值观的演进及发展的历程,对当代传播正确的生态理念、生态知识及生态智慧,保护草原生态环境,促进草原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独特的参考价值。     

“x女”族新词语的产生方式与特点

“X女”族新词语语源有新造词、新借词、传统词的新含义、方言词的吸收等情况,其中新造词与新借词的现象最突出。新借词中日语借词占很大比重。“x女”族新词语与《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中的“x女”族固有词语比较,x的音节数量更自由,形式更多样,有很多新词语运用了修辞手法,使新词语语义更丰富,这一词语模有了更高的能产性。“x女”族新词语的大量出现,在语用上是一种“从众心理”,也使“女”有了缀化的可能。     

论蒙古族史诗《江格尔》的原始意象

蒙古族史诗《江格尔》中有众多意象,诸如英雄意象、女性意象、魔鬼意象、智者意象、精灵意象等。运用荣格的原始意象理论,从接受者的心理角度去分析这些原始意象正好反映了蒙古族祖先的心理历程的碎片,它们再也不是个人的,而是民族的。这就是蒙古族史诗《江格尔》如此吸引人的原因所在。     

“比”字居于连及段之后的另一类比字句

比字句的研究已经有黄晓惠先生《现代汉语差比格式的来源及演变》(载《中国语文》1992年第3期)和史佩信先生《比字句溯源》(下称史文,载《中国语文》1993年第6期)。史文曰:“到了战国末年,用‘比’作比较词的比较旬式(即比字句)已经崭露头角了。”并且将“先秦两汉比字句的序列格式”作了归纳。(本文将史文归纳的比字句序列格式称作甲类比字句。)甲类比     

浅谈玉溪地区苗族服饰

远古时代,苗族先民被称为“三苗”,聚居长江中游的“荆楚”之地。后沿沅江的五条支流向西迁徙,成为秦汉时期的“五溪蛮”。他们居住在现今湖南西部和贵州东部的地区。这里先后建立过黔中郡和武陵郡,所以又叫“黔中蛮”和“武陵蛮”。苗族又是一个以盘瓠(神犬)作为图腾的民族,属于“盘瓠蛮”,现代的苗族还保存着关于盘瓠的信仰和传说。唐、宋时期,五溪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被称作“苗人”、“苗众”。南宋以后,苗族的名称便固定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