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立法,司法与守法看唐太宗的法治思想

唐太宗李世民统治的贞观时期,是我国封建法制最健全的时期。贞观法制的推行,维护和巩固了唐初的政治统治,社会经济有了大幅度的发展,出现了封建社会的治世局面。作为最高统治唐太宗的法治思想,对贞观法律的制定与推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立法、司法和守法之风中可见太宗礼法合一,依礼制法的法律思想体系。在唐太宗礼法结合的思想指导下制定的《唐律》保障了“贞观之治”的实现,奠定了我国封建专制主义刑法的规范,为以后     

中国古代礼法思想对刑律和监狱管理的影响

《周礼》造就了中华自古为礼仪之邦的美誉,＂礼＂不仅是古时帝王延续和传承统治的要求,也是治国和教化人民、培养民风习俗的基本手段。＂礼＂的思想指导刑律的制定,礼代刑律、礼入刑律后,产生了＂礼法思想;＂忠孝、仁义、尊卑,是礼法思想的主要精髓,汉唐文明,是礼法思想的一个主要传承和发展时期。其时的刑法政策和监狱管理,具有浓厚的＂礼法＂特色,明刑耻之、春秋决狱、无子听妻入狱、赎金刑的运用等,无不体现出＂礼＂的色彩,并对后世的监狱管理和刑法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律述评

唐律是中国封建时代最具代表性与典型性的封建法律，它承袭和发展了以往礼法并用的统治方法，使得封建统治“一准乎礼”，真正实现了礼与法的统一。     

封建家长的权杖——对《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礼法解读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是我国古代名篇,对杜十娘的悲剧及其悲剧产生的原因分析有很多。本文从礼法解读角度对《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进行分析,导致杜十娘悲剧的原因是封建礼法下的封建家长制度。     

荀子礼法思想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荀子是我国先秦儒家代表之一,被后世奉为中国礼法传统的奠基人。其礼法思想以"性恶论"为人性基础,以"礼法"为核心范畴,强调道德修养与政治地位的对应。荀子礼法思想重视人性,重视礼法制度的价值追求,重视道德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可以为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有益的启示。     

先秦礼法之争之现代启示

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是法学研究中一个经久不衰的研讨课题。古代中国,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亦为一代又一代的圣哲们所思考和关注。而在古代中国持续几千年的礼法争论历史中,先秦礼法之争,无疑是涉及领域最广泛、内容最深刻、影响最深远的,在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发展史上有着无与伦比的作用。先秦礼法之争中对礼法关系——即道德与法律各自作用及相互影响的许多研究和定位,在现代社会仍有重要借鉴意义。通过对其辩证思考,可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状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提供诸多伦理方面的参照。     

从《王昌前母服议》看西晋儒家礼法的困境

《全晋文》中西晋"议"类文中90%是关于"礼"的,《王昌前母服议》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品,在《全晋文》中共录18篇,讨论的是王昌为前母服丧的问题。这场讨论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从中可以看到儒家礼法在西晋的尴尬处境:首先是礼法与现实的冲突;其次是礼法与当时政治观念的冲突;再次是礼法与情理的冲突。礼制在西晋遭遇的困境,表明儒学自身有待建设发展,否则就会丧失其生命力。西晋礼法的困境正是西晋儒学衰微的冰山一角。     

夏商周三代礼法制度论略

礼法制度是三代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礼法关系在三代经历了礼对 法的摄,指导与支配,本身的法典化,礼法混一,礼法分野,礼崩法起等的不同阶段三代礼法制度对以后的中国政体,法制多所影响、塑造,并在制度层面上导致了中国现代意义法制的晚出和不成熟。     

武侠小说:独特的文化现象

武侠小说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武侠的率性而行,不受王法、礼法的拘束,近似道家的自然人性;武侠的冒险履危,急人之难,近似墨家的“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实践精神,但是,归根到底,武侠是伦理型的,它的入世思想,它的道德观念,并未超出儒家的思想范围,这表明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对武侠起决定性的影响。     

从"刑德二柄"到"霸王道杂之"--秦汉统治思想的嬗变

秦国以法家的赏罚理论为指导制定国策,经过商鞅变法,国力强盛,终灭六国.秦统一后,继承了法家不重视道德教化的传统,加之专任刑罚,阶级矛盾激化,以致速亡.秦因法家思想而兴,也亡于法家思想.从秦运用"刑德二柄"的法家思想及专任刑罚到汉代采用礼法并用的"霸王道杂之"的转变大约经历了近一个世纪,这近百年的时间可以称之为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大变化时期,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秦汉两代统治思想变化的异同.     

古代伊朗的王权观念

在古代各国历史中,王权观念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本文论述了古代伊朗王权观念的起源、形成过程、特点及其对伊朗历史和民族主义形成的影响。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国王权的兴起

英国王权是以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日耳曼王权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严格地讲,日耳曼王权在塔西佗时代还没有出现.在随后的蛮族大迁徙中,王权逐渐在战争中确立,那时王权还带有强烈的军事色彩.大约从8世纪开始,国王不再只是军事首领,王权出现新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基督教因素也逐步渗入王权之中.     

匈奴单于继承制度突变的探讨

匈奴单于位的继承在呼韩邪单于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单于比之前实行的是单纯的兄终弟及，之后，则实行了传弟与传子相互结合后派生出来的一种传弟与传子交叉继位的混合继承制。这一制度是对此前匈奴王位继承制度的改进，它使得匈奴单于位的继承更趋规范，并对日后匈奴及北方游牧民族的继承制度有着极大的影响。     

李化龙与播州之役

李化龙为河南长垣人 ,明代万历年间率军平定了西南夷播州地区杨应龙的叛乱。这场战争是明代以少胜多、快速取胜的著名战例 ,极大地提高了明政府在西南地区的威势 ,也显示了李化龙卓越的文才武略     

从淮军将领看李鸿章的军事人才观

介绍了晚清八旗绿营将领的状况和李鸿章的军事人才观。认为李鸿章的军事人才观包括三点：人才标准、选才对象和用人原则。李鸿章的人才标准不重视出身,唯才是举,对人品仅要求为人质朴;选才对象以皖北地区为主,兼顾其他;用人原则以功劳判高下,扬长避短。但是,李鸿章军事人才观的缺陷是重才不重德、道德军纪教化薄弱、以利禄驱人、对下属的错误有意护短,导致淮军纪律松弛,给社会带来严重危害。     

"一大"前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大贡献

过去在研究李达时,人们忽略了中共"一大"前李达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大贡献."一大"召开前,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辩论"、"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中,李达是论战的主将,还参与了与修正主义思潮的论战,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进行了思想理论的准备;他主编《共产党》月刊,为建党开辟思想舆论阵地.     

荷马史诗所反映的君主制度

有关荷马时代政治制度的性质仍存在争议：或认为它是完善的君主制．或认为它是军事民主制时代的军事首长,或把巴赛列斯作为拥有某种权力的首领。本根据荷马史诗提供的资料,指出荷马时代的国王享有做出决定的最高权力,拥有司法、立法和行政权力,而且世袭制度已经萌芽,所以荷马时代巴赛列斯的权力是某种形式的王权。但从国王在内政和外交方面的权力看,其权力的实际行使受到多方面的限制,世袭也不是绝对的,因此荷马时代的王权属于早期王权。只是这种王权是从迈锡尼明崩溃后的废墟上产生的,是当时东部地中海地区历史条件的产物。     

《宝剑记》结构管见

明代李开先在传奇《宝剑记》中,于林冲、高俅的斗争主线以外,又设计了高俅之子谋取林妻的辅线,这种结构曾引起众人的批评。但从文本结构、内在结构、表演体制看,李开先的这种安排有其合理性。     

浅析海南黎族赛方言民歌的音乐形态

海南民歌源远流长,黎族是古越族后裔,善于“野音”。黎族五大方言区（“哈”方言、“杞”方言、“润”方言、“赛”方言和“美孚”方言）的民歌各有特色,文章以赛方言民歌的音乐形态作为分析对象,对其音乐的调式、节拍、旋律特点进行归纳和总结。’     

辽河流域渤海人与辽政权的关系

渤海国灭亡以后,辽朝历代统治者对渤海人进行了多次迁徙,由于种种原因,辽河流域成为渤海人迁入的主要地区,并且形成了以上京临潢府和辽东地区为中心的两个定居区.被迁徙到辽代腹心上京地区的渤海人,由于受到较为严格的控制,很大程度上表现出对新王朝的顺从和认可;而被迁徙到辽东地区的渤海人,由于较为集中且距离辽本土较远,辽政权对其采取了相对比较宽松的政策,因此这一地区的渤海人形成了一股较强的政治势力,也进行了多次反辽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