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要“雅”

我国近代著名翻译家严复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用现代的话来说,“信”就是忠于原文,“达”就是把原文的意思表达清楚,“雅”就是译文的文笔要优美。严复当时用古文翻译,“雅”被认为是古雅。“五四”运动以来,由于白话文的发展和普及,译界对“雅”有不同看法,发生争论,因而有人提出“信”和“顺”的标准。“信”是指译文要忠实于原文,“顺”是指译文的语言要通顺。把“信、达、雅”与“信和顺”作一比较,除相同部分以外,不同处在于前者强调“雅”,强调文笔优美,后者对文笔优美不加强调。笔者认为从译作的社会效果看,还是应该强调译文文笔应当优美。因而翻译的标准还是“信、达、雅”好。“雅”不但不能从翻译的标准中去掉,而且应该更加强调才是。     

对畅销译著《达·芬奇密码》的翻译探讨

百余年来,我国翻译界对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有异议也有争论,但人们还是基本接受和认可这个标准。翻译工作者和出版界应少一点“商业观念”,多一点职业的责任感,尊重“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使外国文学作品在我国得以真实再现,免遭践踏。     

对畅销译著《达·芬奇密码》的翻译探讨

百余年来,我国翻译界对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有异议也有争论,但人们还是基本接受和认可这个标准。翻译工作者和出版界应少一点“商业观念”,多一点职业的责任感,尊重“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使外国文学作品在我国得以真实再现,免遭践踏。     

试论“信、达、雅”在翻译界的影响

1898年,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译事三难:信、达、雅”。“信”,就是忠实准确;“达”,就是通顺流畅;“雅”,就是文学古雅。近百年来,许多翻译工作者都将其作为翻译的标准。同时,对于“信、达、雅”的研究和探讨也一直延续至今。 从严复提出“译事三难”至“五四”运动以前这段时期,“信、达、雅”都倍受赞赏。然而,自“五四”运动,提倡白话文以后,它就开始遭到争议。从此,围绕着“信、达、雅”的论战一直没有停息过。据笔者初步统计,1898年至1992年散见于我国各种报刊、杂志、书籍     

翻译浅谈

(一)翻译标准的探讨 我国的翻译史约始于近二千年前佛经的翻译。直到清末民初,翻译家严复在他翻译英国十九世纪科学家赫胥黎的名著《天演论》一书的卷首《译例言》中提出著名的“信、达、雅”三字标准后,我国翻译界才有了自己一套完整的翻译理论,开创了近代翻译学说这门“新学”。严复之前一些翻译家也曾有过对翻译标准的探索。如唐代的玄奘提出过“既须求真,     

中国翻译理论的形成

翻译事业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从佛经翻译开始,至今已有1700多年。我国翻译理论的形成,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东汉到唐宋的佛经翻译阶段、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鸦片战争至“五四”的西学翻译,以及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后掀起的第四次翻译高潮。经过无数前辈翻译家的探索与实践,已形成了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系统。     

意识形态与“信”在翻译中的相悖关系研究

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翻译理论在我国翻译界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指导作用。“信”“达”“雅”三大翻译标准中“信”为首,即译文准确,不歪曲,不遗漏,也不能随意增减意思。但是纵览各式翻译发现,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信”从一种绝对的翻译标准演变成了相对的灵活的标准。勒菲弗尔认为,决定翻译的两大因素分别是意识形态和“诗学”。     

胡适与戏剧

丰富的看戏经历为胡适日后进行戏剧改良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和经验,胡适戏剧改良的理论基点是文学进化观念和实验主义哲学,胡适的戏剧改良观念是与其倡导的“五四”文学革命步调是一致的,胡适还在戏剧翻译和戏剧创作中不遗余力,其翻译创作戏剧的动力和标准是写实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戏剧观。厘清胡适和戏剧改革创作的关系,可以更全面深入地了解“五四”文学革命的进程及意义。     

浅谈郑振铎的翻译观及其翻译成果

五四新文学是中国近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继往开来之意义。从五四新文学运动起,白话文学和翻译文学开始在中国文坛占据重要地位。文学研究会是新文学运动的主流与代表,创造社则是对五四文学的重要补充,这两个社团的文学观与翻译观以及二者间有关文学与翻译的种种论战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和翻译理论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作为文学研究会主要成员之一的翻译家郑振铎一生对俄国文学、印度文学和希腊文学的译介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也为我国的翻译理论构建提出了独到的、颇具生命力的见解。     

从龚自珍到梁启超——近代杂文发展的一个抽样分析

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五四”以后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杂文的高度发达是一个相当动人的文学景观。造成这一景观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点似乎还不为人们所注意,即杂文这一古已有之的文体,经过在近代的发展,至“五四”之前已逼近了向现代杂文的“飞跃”。详尽论述近代杂文的发展,自非易易。但是,把龚自珍和梁启超的杂文作为近代杂文不同阶段的抽样进行分析,把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近代化”杂文和“五四”杂文作一些必要的纵向比较,或可为我们提供一些新的认识。     

五四的主题

什么是五四的主题,什么是五四的精神实质？有人提出是“救亡、启蒙”。在“救亡”与“启蒙”二者的关系上,有人提出“救亡压倒启蒙”,还有人提出“救亡、启蒙谁也不能压倒谁,两者都很重要”。我认为,用救亡和启蒙两个词来概括五四的主题显然不够准确,不够科学。科学的提法应是五四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的爱国运动和思想文化运动。这才是五四的主题。当然,反帝反封建并非始于五四,从鸦片战争起,我国人民就一直在反帝,也在某种意义上反封建,但五四运动比起过去来说要彻底得多,对封建主义的批判要深刻得多。五四运动是彻底地反帝…     

发展与开拓:走向新世纪的老舍研究──兼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拓展

一 回溯新时期２０年来的老舍研 究,反观新时期２０年来的现代文学 研究,虽然我们已经取得了诸多的成就,但我们也面临着新的发展与开拓。 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是与欧风美丽的吹拂滋润密切相关的,这已经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带着一种“文化偏至”的姿态,批判反对中国的一切文化传统、文学传统,翻译介绍众多的西方文化、文学著作,学习借鉴西方的文化与文学,因此有人认为“五四”时期构成了一种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的断层。 “五四“时期,鲁迅以“拿来主义”的姿态阅读果戈理、显克微支、夏日漱石、森…     

厨川白村在现代中国的译介与传播

厨川白村在“五四”时期被翻译过来,但似乎并没有引起广泛关注;“五四”落潮后,厨川白村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达到高潮,几乎所有的作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厨川白村的影响;1927年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成为文学的主流,厨川白村的影响逐渐式微,但仍不乏知音。厨川白村的文艺观既包括文艺发展史观,也包含具体的文艺问题,虽然在某些方面有明显的偏颇,但他的影响却是广泛而深远的,贯穿了整部中国新文学史。     

论翻译标准"信"与林业文献英译现状

翻译是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这种转换要以忠实“原作”为前提。因此,翻译中,特别是以客观性和准确性为基本原则的科技翻译中,“信”是第一性的、本质的标准。但总观林业文献翻译现状,违背这一标准的现象却屡见不鲜,这势必会影响我国林业的对外交流。因此,译者既要认识到“忠实”、“准确”是改善林业文献翻译现状的根本,又要有意识地培养严谨的翻译态度、提高自身的双语水平,进行林业文献研究,厚实林业知识底蕴。     

论科技英语的翻译标准

论科技英语的翻译标准葛志宏翻译标准是科技英语翻译理论中的核心内容，是衡量译文质量的尺度，也是科技翻译工作者不断努力以期达到的目标。纵观我国翻译史，近代著名翻译家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的“信、达、雅”的理论主张，乃是我国翻译标准的最初较完整的厦...     

汉英翻译中的Chinglish

严复的“信、达、雅”三个字精辟地概括了翻译的标准,但在实践中达到这个标准,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汉英翻译中有两种倾向:一种是一味追求译文流畅、文辞优美,忽略乃至偏离了原意;另一种是过于拘泥原文字句,机械地从字面上“对号入座”,译文不顺而且难懂。这两种倾向都不符合“信、达、雅标准。我国的翻译工作一直在进步、在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时间里,解决了大量出现的新问题、新词汇、新提法,在外交和对外宣传工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不客忽视翻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译文质量方面的问题。     

试论马建忠的“善译”理论

中日甲午战争后，马建忠写成《拟设翻译书院议》，提出了“善译”理论，努力矫正洋务翻译的弊端。“善译”构建了我国近代重要译学理论的发展基础，“翻译书院”则勾画了清末译学馆的基本办学框架。但“善译”以培养对外交涉“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翻译人才为宗旨，在甲午战争后变革图强的转型社会中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     

“五四”时期的安徒生童话翻译

“五四”之前的儿童学翻译,未能完全做到以儿童与原为本位,同完型意义上的儿童学翻译尚有一段距离。完型意义上的儿童学翻译始于“五四”,其起点与成熟的标志是安徒生童话的翻译。安徒生童话的意旨已经进入到个性与人道的终极价值及其相互冲突的深刻层面,恰合新化运动的启蒙需求;安徒生谛听天籁的敏感与悟性、多彩而精妙的诗性笔触与贴近童心童趣的讲述体,创造了舒展而灵性、质朴而瑰丽的审美境界,其“伟大的感动力”引起了“五四”坛的热切关注,带来了安徒生童话翻译的丰收。     

试论严复的"信达雅"在《红楼梦》译文The Dream Of Red Mansion中的应用

“信、达、雅”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严复提出的翻译思想，我国翻译实践家们历来以此为翻译标准．本文摘取了《红楼梦》译本The Dream of Red Mansion第三回中三段译文进行了分析与评鉴，讨论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是如何遵循并运用“信、达、雅”翻译原则的。     

关于翻译与创作的若干比较(初探)——试谈我国翻译地位的演变及展望

重创作,轻翻译的偏见由来已久。 早在一千二百多年前,唐代著名的革新派诗人陈子昂就为翻译家们鸣过不平:“勿谓翻译徒,不为文雅雄!”陈子昂是否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为翻译家说话的人,无从稽考。但从他慷慨陈词一事至少可以看出:重创作、轻翻译的偏见不仅古已有之,而且偏见与反偏见的论战也是古已有之。纵观我国两千多年的翻译发展史,似乎也可以看出:大抵翻译事业受到压抑而无法抬头之日,正是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之时。而在封建专制统治下,翻译事业即使被若干开明的统治者看重于一时,也根本不可能有彻底翻身之日。“五四”运动以后,翻译工作在介绍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促进和推动我国新文学的发展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然而,大革命失败后,进步的翻译工作者,不仅和进步的作家一样,受到反动派的政治迫害,而且还遭到自己营垒中某些人的歧视和攻击。我国文化新军的旗手鲁迅对当时轻视翻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