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科学究竟有哪些功用?

为什么选这个题目做文章?因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江泽民同志就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发表了三次相当重要的讲话,全国上下,尤其是相关业界,都在深入学习贯彻,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一个分支的出版科学当然概莫能外.二是全国现在的出版科研机构,少说也有二十家左右,需要反刍一下其存在之根据,发展之源头.     

蔡学俭与他的文集

我和学俭同志认识多年。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我记不清了。但是,第一件给我印象很深的事,我一直记得。1983年2月,文化部发出了《关于制订1983-1990年图书出版规划的意见》。这个文件是我起草的,费了不少力气。在一次会议期间,学俭同志跟我谈起制订规划时提到这个文件。     

孙中山研究著作和资料出版概述

今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日。三十多年来中国大陆对孙中山的研究著作和资料出版的概况如何?本刊特发李侃、陈铮同志的述评,以供学术界和出版界参考。     

国家出版委员会座谈出版改革

国家出版委员会于1月25日举行会议,座谈关于出版工作的改革问题。会议由委员会主任王子野主持。出席会议的有副主任严文井、常紫钟,秘书长王仿子,委员吕叔湘、朱语今、邵公文、陈茂仪、陈翰伯、李鸿范、徐光霄;人民文学出版社孙绳武、中华书局李侃应邀出席了会议。与会的同志一致认为:出版界的改革势在必行。改革不容易,但不改革更困难。不改革就无法开创出版工作的新局面。改革,这个题目虽大,但是不妨先从小的方面开始,个别问题上突破。在对待改革的根本态度问题上,陈翰伯说:要改革,首先要     

陈翰伯同志对出版工作的重大贡献——《陈翰伯出版文集》补遗

陈翰伯同志对出版工作的重大贡献———《陈翰伯出版文集》补遗宋木文作者题记年初，在谈起《中国出版论丛》这套书时，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所长袁亮同志对我说，陈翰伯同志的出版文集太单薄了。这话引起了我的注意，书一印出，我便找来阅读，果然如此。手捧《陈翰伯出版文...     

胡真和他的出版观

胡真同志的《我的出版观》自1995年由湖南出版社出版后,1997年7月又出版了增补本,可见读者是很喜爱这本书的。我感谢胡真同志亲自签名赠送我一本学习。那时候《书屋》刚刚创刊,编辑部陆续收到了宋木文、孙五川、鲁之洛、李频、傅岩山等同志对这本书的评介文章,我们刊登了宋木文同志为该书作的序文,充分地肯定了胡真不仅为湖南而且为全国出版事业作出的贡献。     

站在理论高度不断创新——庆祝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成立25周年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成立25年了,自成立那一天开始,就和我有着密切的联系。从第一任所长边春光同志到袁亮同志,一直到现在的郝振省同志,都和我的关系较深,平时都有来往。所内     

坚持以社会主义思想占领出版阵地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建党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是全党和全国人民今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出版工作属于意识形态领域,出版工作者应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本期刊登了《坚持以社会主义思想占领出版阵地》的评论,愿与广大读者一起对这个重要讲话进行深入学习。     

一个出版思想者的心声——写在于友先《出版畅言录》出版之际

于友先同志2000年10月从新闻出版署署长任上退下来后即专职做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简称中国版协)主席工作,于是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坐下来思考研究一些问题,思想更放得开,见解也入木三分。近日出版的《出版畅言录》(线装书局2011年4月出版——编者注)一书,146篇文章从真情实感出发,展现了一名老出版人对出版事业矢志不渝的深情,坦露了一个出版思想者的心声。     

论“认真做好出版工作”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的题辞“认真做好出版工作”,堪称是新中国出版工作的指导方针,最概括地指出了做好出版工作的方向。40多年来,出版工作所取得的成绩,莫不是得之于“认真做好出版工作”。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提出要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今天,出版工作也要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同样要以“认真做好出版工作”作为指导方针。如何认识“认真做好出版工作”的深刻内涵,对出版界来说,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也具有现实意义。     

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而拼搏——走访中华书局

在向90年代奋进之际,为了解中华书局的“七五”成果和“八五”规划,记者走访了该局的总编辑李侃等有关同志。一、“七五”成果、特点、经验1、成果中华书局在全国规划的古籍整理出版任务中,承担了相当繁重的任务。“七五”期间(1985—1990),她出版的6大类900多种书籍,全国规划项     

欧美大学出版社出版工作实务

关于出版出版这个名词在出版行业包含有广义和狭义两重意思。广义的出版指整个出版活动,包括这个行业及其相关的各个方面。狭义的出版一般单指出版活动过程中与编辑、发行等相对应的中间环节——生产制作环节。汉语均沿用了出版一个词,而在英语中则区分得非常清楚,广义的出版用publishing一词,而专指生产的出版则用production一词。本文所要讨论的欧美大学出版中的出版实务系指后者,即图书的生产。欧美大学出版社中出版部门及出版业务人员的设置我们在对欧美大学出版社的组织结构作了调查后发现了一个普遍的现象,即在绝大部分欧美大学出版社…     

从实际出发切实做好出版理论研究工作——在第二届全国出版科学研究优秀论文奖颁奖会上的讲话

从实际出发切实做好出版理论研究工作———在第二届全国出版科学研究优秀论文奖颁奖会上的讲话□宋木文首先，我表个态，完全赞同于友先同志的讲话。友先同志讲了加强出版理论研究的重要性，讲的很明确，我不必重复了。第二，讲了出版理论研究面临的各种迫切问题，给我们...     

追忆重视出版史研究的王益同志

2009年2月26日,我到新闻出版总署参加《中国出版通史》出版座谈会时,惊悉王益同志已于25日晨病逝,深感悲痛。看到会场上陈列的一大摞每套九卷的《中国出版通史》,我的脑海中清晰地记起王益同志2001年2月19日出席《中国出版通史》第一次编撰工作会议上讲话的情景。他说：“出版史要强调研究,不能是资料的堆砌。     

编辑与文化软实力——祝贺《出版科学》创刊20周年

时间过得真快,《出版科学》创刊已经20年了。这个杂志是在湖北省编辑学会成立以后创办的。从创办人蔡学俭同志到贺剑锋同志再到现在的方卿、黄先蓉同志,尽管杂志创办人几度易手,但它坚持出     

出版业发展不能背离出版规律

在大众传播时代,图书改变了它原本缓慢的知识传播过程,变成了一种令人吃惊的跟风消费行为。《于丹〈论语〉心得》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短短3个多月的时间内,销售超过了250万册（出版此书的中华书局,历史上销售成绩最好的是李侃等人编著的《中国近代史》,累计发行近200万册,但花了将近50年时间）。文化界将此称为“于丹现象”,     

《书业寻道》:引领编辑实务的风向标(三)

(接2015年第1期)"八年抗战":香港的出版经营实践我到香港工作是机缘巧合。本来,在我的心底,还有一丝专业情结,时不时地想做回考古专业的事情,哪怕是出版也好。1996年,机会来了。当时文物出版社的社长杨瑾同志觉得我还是个做事情的人,同时因为我是学考古专业的,就想把我调入文物出版社,具体是做副社长还是副总编辑由我选择。这个提议很合我意,因此我便向大百科的社长单基夫同志请示,希望放我走。不想     

清人别集概况

手头有一部清代目录巨著:近年南京师范大学李灵年等六位先生,费十年功夫辑录的《清人别集总目》。出版史的个案研究离不开书,宏观的时代研究则离不开书目。从古到今,出版史最难碰的是清代。明以前的现存书,海内外所藏都有书目记载,失佚书则有历代书目补充。当然古代出版史真正要写好,还必须翻检大量文集,从中发掘有关材料。民国的出版物,陈原同志在上世纪60年代初提议并组织进行了《民国时期总书目》的工作。前后用了三十年时间才出版,只能了解大概而已。这个《总书目》仅收录“洋装书”,没有线装书。因为民国期间没有基本记录,共和国编全目…     

出版科研的两个特征

为了应付在上海印刷出版国际研讨舍上的发言,我草拟了一个提纲,其中提到了出版科研目前的两个特征问题。当时这个提纲有点急就章的味道,但会后觉得这个提法似乎有几分道理,于是就又写下了如下的文字。第一个特征:在当今时代,出版产业的发展要求把出版业作为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来研究,因此要强化产业链意识。原因何在?     

飘忽的思绪——中国出版随想

我们正在跨越世纪之交的门坎。大家都很兴奋。中国出版．这个世纪如何,下个世纪如何,很多同志都在思索。我也在想,可惜我思绪飘忽,想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