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法经营罪司法适用中的问题

非法经营罪是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一种犯罪，该罪在实践适用中暴露出很多问题。应对作为本罪的客观行为表现作严格的限定和解释，以最大限度地克服小口袋罪的弊端。同时，对于本罪中罚金刑的适用及与相关犯罪的区别也应予以充分重视。     

简论非法经营罪中的数额问题

非法经营罪是一种贪利型的经济犯罪，关于非法经营罪在成立的数额要求上应该采取哪种数鞭模式，这是非法经营罪中的一个基础问题，对于认定犯罪具有重要意义，非法经营罪作为自然人和单位都可以构成的一个罪名，在认定数额要求的标准上是否应该统一，在刑法学界不无争议。为了在新刑法中贯彻客观主义的刑法立场，在数额模式上应该采取非法经营数额，而废除违法所得数额，单位非法经营罪和自然人非法经营罪在数额要求上应该统一。     

多元视角下刑事缺席审判程序与特别没收程序的关系论纲

基于特别没收程序与缺席审判程序的高度相似性以及刑事缺席审判程序较没收程序所具有的全面性、优越性,特别没收程序的存在备受质疑。但2018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增加缺席审判程序的同时仍旧保留了特别没收程序,这其中不免涉及到对特别没收程序存在必要性的考量。文章分别从目的学、体系学、法教育学三个角度对两程序所具有的内在逻辑关系以及外在规则体系进行了分析。特别没收程序是针对财产的处置,缺席审判程序是对人的处置。为丰富追赃追逃手段,一方面应理顺两程序在《刑事诉讼法》中的程序梯度关系,另一方面应推动两程序的协调与衔接,打造刑事一体化视域下的多元化庭审模式。     

影响罚金刑适用的若干问题研究

一、罚金的利弊之争 随着刑罚的轻缓化,自由刑在刑罚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开始动摇,财产刑（主要是指罚金）大有取而代之之势。因此,财产刑应当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罚金作为财产刑,可以说是利弊兼具,优劣并存。正因如此,在刑法理论上围绕着罚金的存废长期以来争论不休。下面就双方对罚金的论点逐步加以介绍。     

刑事涉案财物处置措施的理解与适用——基于刑法第64条的规范分析

刑法第64条规定的各项处置措施作为一个整体形成了对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的完整流程。作为程序性处置措施的追缴实践中包含多种具体财物控制措施;责令退赔应当对不同原因导致的违法所得追缴不能做出回应;返还的适用对象应当仅为违法所得原物;没收的适用对象不仅为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还应当包括无被害人的案件中犯罪分子的违法所得,违法所得没收的性质应当区别不同的适用对象分别认定。     

新《刑事诉讼法》设立特别程序的意义

新《刑事诉讼法》增设了特别程序作为独立的一编,包括未成年人案件诉讼程序,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程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和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四个部分,立法者在此次修改中单独设立一编是对我国司法实践活动的总结和与世界各国司法制度进行接轨的表现。     

反思非法经营罪兜底性规定的司法适用——以“王力军收购玉米”案为切入点

"王力军收购玉米案"折射出司法者对农民未办理粮食收购许可证及工商营业执照,却从事粮食收购经营的态度。从一审的有罪判决到再审改判无罪的历程,再次质疑非法经营罪的兜底性条款,把握其司法适用的标准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国家规定"中需要设置刑事责任条款;"国家规定"的制法主体范围仅限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在适用非法经营罪兜底性规定时,要在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上,采取同类判断原则;非法经营罪中前置法与刑法的衔接亟需完善。     

贪污贿赂犯罪特别从宽条款的适用研究

《刑法修正案(九)》中贪污贿赂犯罪特别从宽条款的增设,作为立法者酌定量刑情节法定化的制度性尝试,对于推动案件进程、节约司法资源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可是令人遗憾的是,学界对其设置必要性与妥当性的争论,并未在随后出台的司法解释中得到权威阐述,实践中部分操作难点仍缺乏明确的司法判断准则。现阶段的当务之急在于细化从宽处罚的规则设计,进而在有效配置刑罚强度让案件办理有据可依的同时,赋予法官适度的自由裁量空间,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基础上的公平正义。     

科学发展观视角下的区域经济立法问题研究

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法学界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法律制度安排进行了初步探讨,但并未取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鉴于此,本以科学发展观为视角,就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对法律制度安排的启示,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立法缺失及主要法律制度的构建等问题进行了宏观层面的探讨。     

非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的适用--以涉嫌贪污贿赂的逃匿者为例

涉嫌贪污贿赂的被追诉人逃匿时,可以对其适用没收程序。但在启动方面,存在逃匿时间限制,并且需要依附检察机关申请。在审理方式上,在质证和公开审理方面存在公正性质疑。对于归案的逃匿者,需要分情况进行繁简程度不一的程序衔接。为加大反腐力度,可以取消逃匿时间限制,在此基础上改革程序衔接;设立推定制度以顺应缺席审的庭审方式;完善权利救济机制,对于是否启动没收程序、是否公开审理进行程序异议。     

互联网销售公益彩票不构成非法经营罪之辨正

在国家有关部门明令禁止以前,我国曾有大量企业和个人从事互联网公益彩票的销售业务,绝大多数销售者并未取得过相关行政部门的授权,实质上一直处于“无证经营”的行政违法状态,司法实务中业已出现此类行为是否涉嫌非法经营罪的案件。通过对“国家规定”涵盖范围的分析,同地方彩票销售机构合作互联网销售公益彩票行为并不满足该罪的犯罪构成;对于其他类型擅自在互联网上销售公益彩票的行为而言,由于并没有严重侵害非法经营罪的法益,亦不宜作犯罪化处理。     

论贷款诈骗罪之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认定

在惩治贷款诈骗罪的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存在不少分歧。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认识：刑法规定推定说、司法解释推定说、主客观一致说。事实上,上述认识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需要重新研究。在司法实践中对非法占有目的的科学认定应当紧紧把握以下两个方面：保证基础事实与推断结论之间具有高度的盖然联系;允许被告人提出反证。     

试论非法发行股票、债券罪

本文分析了非法发行股票、债券罪的构成要件,剖析了此罪与集资诈骗罪、虚假发行股票、债券罪的区别。     

完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立法研究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颁布实施至今已有十来年,在预防环境污染犯罪方面树立起了坚强的法律屏障,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随着时代的超速发展,我国环境污染状况依旧严峻,控制环境污染的效果还是不甚理想,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立法在实施过程中引发了较多的理论争议,难以解决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完善我国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立法制度已成为当务之急。     

试论非法行医罪的构成

1997年我国新刑法典产生,该法典新设了非法行医罪。另一方面,因为种种原因,我国当前非法行医的现象非常普遍,而且屡禁不止,严重破坏了我国正常的医疗管理秩序,也严重侵犯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及时有效的打击非法行医的犯罪活动成了当务之急。但对于非法行医罪的认定,在理论上还有不足,故本文尝试以此为切入点,分析了非法行医罪的主体、客体以及其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的有关问题。     

民营企业数据分析视域下优化营商环境问题研究

借助国家创新创业的政策指向,为带动区域高速发展,营商环境优化问题引起重点关注。通过对本区域民营企业以及在创新创业大潮中的初创公司进行走访调研,有针对性地提出具备应用价值的营商环境评价指标,根据调研数据分析及指标评价反馈出的区域问题,提出优化地方营商环境的具体措施。     

从检察视角思考未成年人犯罪的成因与对策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呈上升趋势,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应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着眼于消除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和条件,改进工作,创新模式,努力实现由事后消极惩罚转向事前积极防范,有效控制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现代经济学“伦理不涉”与企业非道德性经营

利益与道德、经济与伦理的内在联系及经济学与伦理学的相互关系,是学术界一直在探讨的问题。本文从现代经济学“伦理不涉”现象人手,对企业非道德性经营活动进行分析,认为只有在企业经营和决策过程中,大大提升除盈利目标之外的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的理念,才能发展出一种能够兼顾实现企业经济绩效与道德责任的内在机制。     

法律规避制度在离岸商业运作中的适用

全球化迅猛发展背景下,为追求最大化利润,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和分工中,大量采取离岸商业运作模式。金融危机爆发后,商业竞争进一步加剧,该运作模式得到强化和推广。但在2009年4月2日20国集团伦敦峰会上,一些发达国家呼吁应在全球范围内封杀＂避税天堂＂离岸中心。为此,对离岸商业运作模式合理性进行分析十分必要。首先依据国际私法中法律规避制度否定离岸商业运作模式合理性存在障碍;然后通过比较各国对该问题所持态度,我国应侧重采取立法纠正离岸商业运作负面效应;而在司法中则应具体案件区分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