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孝贤作品与第三世界新电影的叙事策略

作为台湾新电影运动的代表人物,侯孝贤电影的长镜头话语风格、反叛性的叙事立场和不断自我突破的创作生涯,所表现的精英与大众、艺术与商业的矛盾统一关系,为第三世界电影今后的发展,尤其是大华语电影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试论跨文化语境下侯孝贤电影外来影响及其本土化研究

在台湾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之下,以侯孝贤的电影为例,从电影的题材、叙事原则、镜头表现、等方面来探究外来文化对侯孝贤在电影创作方面的影响,即侯孝贤如何吸收西方电影思潮再通过独特的电影语言展现本土的东方意象,如何在电影时空中将台湾的本土文化展现与传统的东方美学相融合。     

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文化危机——评侯孝贤电影《尼罗河女儿》

《尼罗河女儿》是侯孝贤在告别"成长三部曲"后,首次深刻审视现代城市文明的影片。作为一部过渡性、实验性电影,它在侯孝贤的电影谱系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它多角度呈现了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台北这座城市隐藏的深刻文化危机。本文从西方文化的冲击、学校教育的失效、父权效力的失势、自我救赎的失败等四个角度深入分析文化危机的种种表征和根源。     

声音的反射性:民族志电影中的非同步录音

真实电影是一种根源于纪录片的写实主义电影类型.文章以声音为主题对真实电影创作历史上具有极大影响力的三部影片《我是一个黑人》《西伯利亚的来信》《利维坦》进行深度解读和剖析,分别从声音与图像的关系、电影的作者权、图像所有权、纪录片的客观性等方面入手,解析声音在真实电影制作中的重要性.     

理解当代:2020年海外民族志述略

海外民族志是一个极具中国人类学特色的概念,其创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特殊的学科与现实语境。概念最初指涉的是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地理空间的具体社区中,使用符合人类学田野作业规范的实地调查方法而形成的研究报告。[1]因此,早期的海外民族志多是在某一国家或地区围绕研究对象与所在地理空间的普同性特征而进行的实地研究。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研究取向受到地理尺度的约束,但这一时期的民族志书写已逐渐彰显出中国人类学凝视世界的知识追求。     

杨德昌与侯孝贤

焦雄屏感叹道,香港电影已无电影,所以她的那些香港影评界朋友皆无事可做,寂寞得很。香港电影已无电影,是因为无反体制、反主流的人。电影导演可以是那么多,电影作者却是那么少。我很高兴看见,台湾电影中,至少有两位作者是这样的,杨德     

民族志电影中的主体表述:抗争、景观与民族记忆

民族志电影书写的特定族群的文化往往不易理解,在影像叙事之外,还需要适当地补充一些话语表述.这些表述既包含客观性的说明解释,也涵盖主观性的意见表达,形式包含但不限于解说、同期声、访谈、口述等语言形式.在当代的民族志电影中,文化主体进行自我表述早已成为常态,事实上,受制于录音技术发展的滞后,以及主观理念的不断更替,主体表述...     

乡村家庭空间媒介化——基于自我民族志反思

本文以家庭空间为研究对象,以空间再生产为理论基础,通过自我民族志探索家庭空间媒介化的逻辑,发现：其本质为空间再生产和再建构,关键在于资本和权力的渗透;参与空间实践的人、物及各种行为和社会关系相结合,并将其意向反映在空间实践中。家庭空间既被消费也在为资本进行再生产,社交媒体的“可见性”带来权力的渗透和空间规训,网格化家庭空间成为资本和权力再生产的新场域。     

机器之眼中的存在主义:侯孝贤电影的长镜头美学——以《风柜来的人》为例

侯孝贤指认过《风柜来的人》之于自己的"开端"意义。所谓开端,是指其个性化的长镜头美学。长镜头意在维持时空的完整性,不喜主观的切割来干扰其自由呈现。《风柜来的人》通过长镜头展现了一种意境的美学,以不挖掘、不塑造、不制造悬念、不致力于讲述一个故事的方式去展现日常生活,以摄像机的机器之眼去收录我们以人眼无法看到的世界,用景框中的一个个元素涌现出存而不觉的时间的味道,通过时间性来领会存在,蕴藏着独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     

中国民族志纪录片的艺术化策略研究

本文通过对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发展简史的梳理,归纳出中国民族志纪录片的视听特点,认为民族志纪录片的不足是偏重纪实性和文献性,忽视了观赏性。作者建议民族志纪录片应该重视影视传播特点,在拍摄上要多机位成组拍摄;在现场要注意捕捉细节;拍摄一些必要的空镜头;在编辑上要注意不同蒙太奇的运用;精细设计解说词;讲究配乐。通过前期拍摄和后期制作方面的改进,从而走向中国志民族志纪录片的艺术化之路。     

民族志方法在国外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应用

通过WOS数据库检索获取国外相关文献,从研究主题、调查时长、田野点分布、数据收集方法等方面分析其具体使用情况可以发现,国外使用民族志方法对图书馆开展研究的主题主要涉及图书馆空间建设与评估、图书馆服务项目创新、信息系统设计与评估、图书馆特定用户群体、图书馆价值与作用等方面,并存在以下应用特征：研究主题内容丰富,关注实际问题;坚持站在用户立场,深度理解用户;遵循整体论的视角,系统把握全局;调查时长常有不足,地点多在城市;适应性改变民族志,研究综合多种方法。因此,为了推动民族志方法在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应用,我们应引进国外先进经验,倡导民族志方法的应用;提升研究者理论素养,开展培训与跨学科合作;扩展民族志方法应用领域,增添调查研究对象。     

开放式访谈设计中民族志决策树模型的应用及改进

将民族志决策树模型及扎根理论融合应用到开放式访谈设计的问题条目获取、问卷的模型构建及问卷模型的合理性检验三方面。在阐述民族志决策树模型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分析该模型和扎根理论融合应用的可行性及必要性,并将二者应用到开放式访谈设计中,提出开放式访谈问卷的模型设计架构,并以社交网站用户流失访谈为例给予说明。结果显示,设计的开放式问卷条目顺序合理、内容表述完善,其设计架构对开放式访谈问卷的设计具有指导意义。     

民族志纪录片主体间关系研究——以纪录电影《寻羌》为例

民族志纪录片的主体由创作者和拍摄对象共同构成,二者之间的实践和认识关系即民族志纪录片的主体间关系.创作者与拍摄对象的互动和交往贯穿影像文本建构过程的始终,并对文本之外的内容产生深刻影响.一个民族志纪录片影像文本及其衍生意义的从无到有一般经历记录阐释和行动三个阶段.本文以典型的民族志纪录电影文本《寻羌》为研究...     

民族志方法在中国传播学研究中的运用

本文以中国知网为文献来源,对国内利用民族志方法进行研究的文献进行梳理,对文献进行了计量分析和主题分析.目前民族志方法在中国传播学研究中2010-2016年出现大量研究成果,除了民族志方法以外,研究者多运用综合性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此外,"网络民族志"也成为近年热点话题.但民族志方法在中国传播学研究中的运用也存在田野调查...     

运用民族志方法分析图书馆用户信息行为

运用民族志方法,对图书馆用户利用图书馆的信息行为进行调研,客观描述图书馆在用户心中的地位;结合实际,为促进图书馆的利用提出建议:提高用户信息素养、完善图书馆体制、找准定位、培养与用户的感情等建议.     

范式之争:西方受众研究“民族志转向”的动因、路径与挑战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西方受众研究领域经历了一次"民族志的转向",引发了学界的广泛争议。在回顾既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对此轮范式之争的脉络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爬梳与分析。对"编码一解码"模式的质疑、固有的学术政治规范以及媒介消费的全面兴起,促成了接受研究向媒介民族志的转向,带来了研究对象的语境化和政治立场的位移;面对多重挑战,"民族志转向"的倡导者们继续强调媒介民族志研究在全球化、数字化时代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网络民族志视角下的“网络水军”

网络水军涉及客户、网络公关团队、网络水军三个主体,并由此形成清晰的利益链条,迅速发展。网络水军的主要业务是网络营销,有时充当网络打手,其主要传播平台为QQ群、论坛、YY语音,学生、家庭主妇是网络水军的主要来源。网络水军操控网络舆论、制造舆论假象,扰乱了网络的良性发展。整治网络水军不能依靠行政力量,而需要提高媒介素养和法律意识。     

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志电视观众研究

本文从全球化话语的主要场域———全球化理论与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对峙的双重视域中 ,在考察了民族志电视观众研究经典范例的基础上提出 ,正是新兴起的民族志电视观众研究建构了传播领域的全球化话语 ,并且引发了诸多争论。但可以肯定的是 ,这种研究在全球化进程中已经将电视观众研究从单一的效果问题拓展到日常生活的整体丈化层面 ,从而使电视观众研究走向了深化     

论王家卫电影的时空观

香港电影在华语电影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不同风格的导演们共同构成了香港电影的广阔蓝图,而王家卫则应该说在其中独树一帜,风格也是最具鲜明的。电影作为一门表现时空的综合艺术,时间和空间是其构成的两个基本要素,它们相互交错和影响,体现了电影的特殊魅力。王家卫的电影世界打破了传统电影的时空关系和结构,他的电影时空观是后现代的,时间和空间的表现力大大加强,突出了现代都市人们的焦虑,孤独和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