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民主观与“观民主”

陈独秀对资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及共产党内民主有深刻的观察与思考，但他本人没有走进上述任何层次的民主。要真正实现人民民主，必须消除坐而论道的陈独秀作风，这就是历史给予后人的启示。     

“观”的文学人类学研究

＂观＂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本体诠释学的意义。＂观＂牵引出人多向度的认知方式、人与物之间互为主体的存在结构、＂天-地-人-神＂彼此勾连的人类源初信仰之域,从而指导人去选择处理社会人生世事的方法与态度。     

论“前五四”时期的雅化文学观

王国维、刘师培等“前五四”学者将对文学审美形式的强调具体化和理论化为雅化文学观,客观上彰显了文学作为以一定形式美打动人的语言艺术的特征和审美特色,对于推进近代纯文学观念的生成具有理论铺垫的意义,是文学观念从传统走向近代的渐变中介,促进了文学研究的现代发展。     

茅盾早期“为人生”文学观的现实主义品格

“为人生”的学观念贯穿于茅盾早期的学思想之中。这一观念内蕴着茅盾对学的言说对象、价值取向、功能承载的积极探索与思考。茅盾早期的学思想在唤醒人的觉悟，以人道的精神和情怀关注现实人生、揭露时弊等基本点上表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呈示出鲜明的现实主义品格和当下意义。     

论“为人生”文学观的发展和演变

学研究会“为人生”的学观是以“表现人生，指导人生”为具体内容的。人道主义是“为人生”学观的灵魂。学研究会最初提出“为人生”，就是“要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但是，在社会先进思潮的影响下，“为人生”的方向逐步得到了明确和发展，由略带全人类性的“为人生”向略带阶级性的“为人生”转化，强调要“同情第四阶级，爱被损害和被侮辱”，要写出他们的“血和泪”，并要求“学在揭露罪恶社会的同时，应该负一部分制造光明的责任”，充分表现了学研究会以学反映时代、批判现实和改造社会的现实主义精神。     

“五四”功用主义文学观新解

“民主”与“科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旗帜。“五四”小说所呈现的科学理性精神、思想方法以及创作观念与西方近代科学有着密切的关联,科学不仅改变了“五四”小说的外部形态,也使得传统的实用文学观披上“科学”的外衣,重新走上了现代小说创作的历史舞台。以往学者往往把实用的文学观摆在客观写实的对立面。事实上,客观写实所蕴含的科学精神本身就含有功用的目的。科学研究精神实际上就是要求作家注重对现实人生问题的“观察”、“分析”和“研究”,使得小说与当下社会存在的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科学主义与儒家注重现世的功用文学观融合为一。     

论周作人“五四”时期的文学观

“五四”时期胡适、陈独秀的学革命理论是学呼唤自由的一个先声。而周作人提出的“人的学”观点，确定了新学发展的大方向。他认为西方的人道主义是新学的哲学基础，倡导平民学和贵族学的融合，指出以人生始、以艺术终应该是学的发展规律。     

从“解读文本”到“文学解释”——语文教学中文学作品阅读观的确立及意义

从课改最初的浮光掠影到＂回到文本＂的教学理念,是语文教改的一个进步,但＂解读文本＂阅读观依然存在着阅读主体错位、阅读目的不明、阅读序列不清的问题。由哲学阐释学发展而来的＂文学解释＂阅读观可以明确阅读主体、阅读目的,并解决困扰语文教学中小、初、高的阅读序列问题,还文学作品阅读教学以真貌。     

陈独秀“妇女解放”意识形态与《妇人观》的译介

改写泛指对文学原作进行的翻译、改写、编选专辑、批评和编辑等各种加工和调整的过程。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改写受到两个方面的限制:意识形态和诗学。文章结合Andre Leferveré的翻译改写理论,从历史角度审视陈独秀的妇女解放的意识形态对其翻译活动操控和影响。陈独秀的翻译活动反映了其"破除封建思想,确立民主独立人格"的"非破不立"的政治诉求,同时译本意识形态的建构取决于译者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     

浅议“四因说”对文学本质观的影响

作为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系的核心,＂四因说＂认为,世间万物的生灭变化的原因在于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的相互联系和不断变化、发展。而文学作为世间事物之一种,其产生和发展也符合＂四因说＂说。亚里士多德曾以此为基础建立了自己的以《诗学》为主体的文艺思想体系。运用＂四因说＂的方法来考查和解析文学,无疑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文学的本质。     

有限的超越与无限的创造——两类“右派”叙事作品文学观的比较

文学观,体现了作家自身对文学认知的基本观念,深刻影响其创作审美价值的取向。由于文学观的不同,两类“右派”叙事作品在艺术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两类右派叙事作品文学观的比较,其实质仍然反映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而虚构是建立文学与现实联系的唯一手段。正是由于作家从小说的虚构本质出发,在充分想象的空间里对人的存在境遇给予热切的关注,才使作品达到了较高的艺术真实。由虚构到真实,这是艺术文本的最高境界。     

朱光潜“三元调适”的文学观

朱光潜的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思想以“趣味”为中心内涵，把文学的“趣味”和作家及读者的情趣、人格、修养联系在一起，赋予了“趣味”以超越狭隘的个人爱好的深广意义，“趣味”成为朱光潜最为重要的文艺理论术语。从价值取向角度而言，朱光潜“趣味论”的文艺理论思想可以理解为审美功利主义，或概括为以审美为核心，追求真、善、美三元调适。     

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新析

以往传统党史将＂二次革命论＂视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错误与理论。本文根据共产国际新史料的挖掘,从三个方面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希望还原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二次革命论＂的来龙去脉。     

试论“以文本为中心”的英美文学教学观

"以文本为中心"的文学教学观是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教学和全国语文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本文所建构的"以文本为中心"的英美文学教学观认为文学教学的基础是正确把握文学教学的本质,关键在于文本的选择,核心是微观解码、由文本之"内"转向文本之"外"以及师生互动交流,具体措施有借鉴文学理论、文学教学与生活、创作和现代技术相结合,最后的归宿是道德教诲。     

陈独秀早期的思想演变与文学观念

陈独秀早期思想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由选学妖孽到康梁派,进而到革命派;由社会革命到思想文化革命,并逐渐迈向政治革命。与之相随的是具有思想启蒙意义的文学活动的展开及其文学思想的产生。提倡平民教育与平民文学,主张社会功利文学观,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纲领。尊白话文学为正宗。批判“文以载道”思想,独尊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文学。     

陈独秀“封建”观的演变

陈独秀对封建的认识大体经历了从接受马克思主义前的以封建的中文原始定义为主,并侧重思想方面;到接受马克思主义前期逐步受泛化封建观影响,开始以之代指社会经济形态,但同时又保留着主要称呼军阀割据状态的模式;再之后陈独秀接受托派思想,关于封建的思考又逐步回到了原始定义中,特指周代的封建制度。     

论"五四""人的文学"观的内涵

“五四”“人的文学”观初萌于晚清文学改良运动 ,此间 ,文学开始由贵族阶层转向广大民众 ,并初步树立了“人生”的价值意义。及至“五四”文学革命时期 ,“人的文学”观由起初“泛人性”地揭示人的“自然存在”,发展为“人生化”地描绘人的“社会存在”,进而达到了“个性化”地表现人的“主体存在”。之后的革命文学的倡导 ,进一步发展了“人的文学”观的意义内涵 ,它更加密切了文学与民众、文学与现实、文学与社会变革的关系 ,并且在文学中确立了广大民众的历史主体地位 ,“五四”“人的文学”观发展到了崭新的阶段     

“五四”时期陈独秀“新教育”的思想体系

“五四”时期，陈独秀是提倡“新教育”的先驱之一。他认为：旧教育问题的核心是它不适应今天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更不适应教育科学的世界大势。主张教育应“趋重社会”、“结合实际”、“学以致用”。提出新教育的“四条方针”(现实主义、唯民主义、职业主义、兽性主义)和“三大改革”(“自动的而非被动的，启发的而非灌输的”、“世俗的而非神圣的，直观的而非幻想的”、“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这显然是切中时弊、亟需实行、而且是行之有效的。陈独秀关于旧教育“主观主义”(抹杀个性)与“形式主义”(应试教育)的批评也是很值得我们留意的。——陈独秀有关“新教育”的改革设计在北京大学“科学长”任上的实践也是本的一个重要内容。     

从“圣经”到“材料”——论教师教材观的转变

“圣经式”教材观是教育的社会控制职能和制度化教育强化的结果，也是中国教育和社会发展水平有限的反映，它不仅限制了教师教学的个性化和创造性，束缚了学生的学习空间和创造意识，而且割裂了课程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联系。“材料式”教材观的兴起是教育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有助于释放教法在教学中的张力，改善教师的职业生活和学习的学习生活，提高教学质量，中国还缺少从整体上拒绝“圣经式”教材观的能力，但“材料式”教材观也有其发展的一定空间。     

“二次革命”论、新民主主义论与民粹主义——对陈独秀“二次革命”论之再评价

胡绳晚年,以民粹主义问题为切入点,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所作的再评价,在中国现代思想史的研究中具有借鉴价值。在批判民粹主义问题上,陈独秀与毛泽东可说是殊途同归。陈独秀运用“二次革命”论批判民粹主义,而毛泽东所凭借的则是新民主主义论。这两个理论虽有原则区别,但在与民粹主义划清界限的问题上却达成了共识。这是因为,二者在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主张有间断的革命和最终的革命目标等方面,见解相似,结论相近。我们应从这一角度对陈之“二次革命”论进行再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