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评蒋介石的抗战观

本文从蒋介石对敌强我弱的基本国情的认识和在此基础上确立的“持久消耗战略”的抗日总方针以及“外交友，少树敌”的外交战略等三个方面对蒋介石复杂的抗战思想进行了简单的评介，既肯定了蒋介石的抗战思想对中国抗战具有较大的积极意义，同时又指出其自身的缺陷和不足。     

南京国民政府与绥远抗战

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在绥远抗战问题上曾表现出明显的两面性特点: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对傅作义领导的绥远抗战以比较积极的支持,另一方面,又把这种支持严格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和基点上,即不能因此而妨害自己的“剿共大业”。我们既要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态度予以适当肯定,同时又要指出它的阶级局限性与消极作用。一味肯定或否定的观点恐怕都是片面的,不足取的。     

抗日战争中期国民政府弃苏亲美外交政策成因初探

本试图探讨抗战中期国民政府外交政策的转变与蒋介石心目中苏美的不同形象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分析这一历史过程，说明形成其不同形象的原因。     

从“史迪威事件”看蒋介石的消极抗战

“史迪威事件”是蒋介石消极抗战的产物。本文根据《史迪威日记》等第一手资料,通过对“史迪威事件”发生发展的全过程进行客观的分析,认为可从两次中国远征军入缅战役、史迪威与陈纳德关于军事战略的分歧、以及史迪威与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抗战力量的不同态度,看出蒋介石的消极抗战与史迪威的对日作战军事行动处处相抵牾。由于史蒋矛盾日益突出,最终导致了“史迪威事件”。劳而无功的史迪威不仅成了蒋介石消极抗战路线的牺牲品,而且成了蒋介石的替罪羊。     

蒋介石关于抗战胜利时间的估计及其变化

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对抗战胜利时间先后得出1938年、1941年、1943年、1944年等多种估计,尤其以1943年和1944年论及最多。抗战胜利时间的多变,既表明持久抗战下蒋介石对战争胜利的渴望,也是蒋介石对战争发展趋势的战略判断和政治信仰取向的外在反映。同时,它也是抗战结局底定与进程变动的映照和中国抗战深度融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相互影响的表征。     

略论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政府抗战之原因

通过对日本侵略中国后,国内政治、经济状况和全国抗日的形势及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抗战所作的努力等问题的分析,论蒋介石抗战的原因。     

复习提示

教材中说,九一八事变后“20万东北军执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张学良晚年的回忆录将责任全部揽到自己头上。将平型关战斗称为“大捷”,有些夸张。“片面抗战路线”的说法也不够客观。抗战初期的失     

西安事变:不同抗战观念的冲突

西安事变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事变前国民政府的对日立场、中共对国民政府内外政策的反应、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关系及事变的发起与解决过程看,导致西安事变发生的关键因素不在于是否抗战,而在于如何抗战,蒋介石与张学良、中共之间最根本的分歧在于两条抗战道路,即全面抗战和片面抗战观念上的冲突.正是由于西安事变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蒋介石自我中心的内外政策,才大大促进了全民族团结抗战的进程.     

皖南事变新四军失败的责任问题之我见

<正>(一) 要明确皖南事变新四军失败的责任问题,首先应该了解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的原因及性质。 蒋介石联共抗日并非真心诚意,而是迫不得已,他想利用抗战之机,削弱甚至消灭共产党的力量,所以,当他实行联共抗日时,内心里就盘算着如何利用抗战之机在适当的时期削弱和消灭共产党的力量,对此,陈诚深有感触地说:“从前,我们在黄埔军校的时候,蒋委员长每次讲     

对察哈尔抗战的再思考

冯玉祥联合共产党在察哈尔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蒋介石认为是赤化、割据,万不能容忍,是错误的。冯玉祥主张调全国百分之八十的精锐军队,由蒋介石亲自统帅立即收复东北失地,这显示了他对日本、对国际大局不十分了解。其抗战的精神是应该肯定的,但其急躁、冒进也是不可取的,必然会中日本“速战速决”的诡计。     

西安事变：不同抗战观念的冲突

西安事变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事变前国民政府的对日立场、中共对国民政府内外政策的反应、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关系及事变的发起与解决过程看，导致西安事迹发生的关键因素不在于是否抗战，而在于如何抗战，蒋介石与张学良、中共之间最根本的分歧在于两条抗战道路，即全面抗战和片面抗战观念上的冲突。正是由于西安事变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蒋介石自我中心的内外政策，才大大促进了全民族团结抗战的进程。     

抗战时期蒋介石上峨嵋山的考究

长期以来,流行一种说法: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住在峨眉山上;或称蒋介石上过峨眉山。在一些回忆文章里也有类似的记述。甚者,部分史书也持此种看法,尽管用词不一,如有的说“缩在峨眉山上”,有的说“躲在峨眉山上”,有的说“跑上峨眉山,避战观战”。等等。但意思都是一样:抗战期间,蒋介石上了峨眉山。上述诸说均未加引号,显然不是一种比喻或寓意,而具有实实在在的内涵。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不久,蒋介石入川,直至抗战胜利返回南京。在川期间,绝大部分时候住在重庆。具体地址,一是曾家岩德安里101号,二是南岸的黄山,三是南     

蒋介石与皖南事变的发生

全面抗战期间,身为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与皖南事变的爆发究竟有什么关系?蒋介石是否有解决皖南新四军的预案?至今,学术界在研究皖南事变时,仍然存在分歧。详细考察蒋介石的档案资料可知,抗战进入1939年后,蒋介石对国内事务关注的焦点之一就是如何处置中共问题。由于中共拒不接受蒋介石提出的"溶共"方针,武力解决中共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成为其必然选择。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又把制裁新四军问题作为其抗战成败的关键。史实表明,从1939年初到皖南事变爆发前,随着蒋介石对中共态度的日趋恶化,加上苏俄的对华援助被其利用,蒋介石国民党便逐渐制定并实施了限制、局部"剿灭"新四军与全歼皖南新四军军部的周密预案。皖南事变这样就发生了。     

皖南事变前后毛泽东、周恩来的斗争艺术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大旗,经多方努力终于和国民党及各民主党派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然而,蒋介石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被迫的,他仍念念不忘削弱以至消灭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因此,从统一战线形成之日起,投降、分裂的危险就已存在。抗战刚开始,蒋介石为了笼络人心,不得不作出抗战的姿态,“国民党在1937年和1938年内,抗战是比较努力的,同我党的关系也比较好,对于人民抗日运动     

积极归因：克服外语学习情感障碍的有效途径

情感障碍是学习者对学习产生的消极情感体验,它直接影响外语学习的成效。不良归因倾向会造成外语学习者的情感障碍,而积极归因倾向则能引起学习者肯定的情感体验,并对后继学习行为起动力作用。引导积极归因,消除情感障碍,教师要调控难度适中的学业任务,适当的期待与评价,建立适当的自我归因参照系,强化学生的努力归因。     

农村义务教育的"离农"倾向:表现、危害与思考

当前农村义务教育存在着价值取向,课程、教材以及教育评价的"离农"倾向,这种倾向的危害是多方面的.针对农村义务教育的"离农"倾向,本文建议:农村义务教育应该着眼于基础性、普及性和全面性;改革、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的课程;加强教材编写队伍的建设;高考政策适当向农村考生倾斜.     

入世之道与出世之教 --试论儒佛的根本分际

判断一种学说是出世抑或入世,关键看其对社会世间和人性的根本态度.佛教以彼岸世,界为终极目标,对人生世间、现实社会及人性都采取了彻底批判与否定的态度;儒家则立足现实,对社会政治、人生价值均持肯定态度,对人性也基本上是肯定的,性善论是其人性论的主流.因此,佛教的基本倾向是出世的,儒家的基本倾向是入世的.儒佛不同的精神趋向根源于各自理论对人性理解的差异,人性论上的对立与互补体现了儒佛的根本分际.     

论抗战传奇英雄叙事的消费转型

中国后现代主义影响下的媒介消费,实际上推动着抗战电视剧的改编实践,新世纪抗战改编剧的传奇英雄叙事的消费倾向越来越明显。满足大众的消费"欲望"与追求利润的目的是转型的原因,集中表现在抗战传奇英雄人物形象塑造对感性审美主义的青睐和抗战传奇英雄故事情节设置对偶然性的重视。市场经济与产业化的背景下,抗战传奇英雄叙事正经历第三次转型——消费转型,但是抗战传奇英雄叙事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     

李烈钧与察哈尔抗战的关系再研究

中原大战之后,李烈钧对蒋介石及其政府非常不满,认为国民党内部的分裂责任主要在蒋介石,故支持冯玉祥在北方倒蒋。长城抗战之后,李烈钧对抗日有了新认识,认为抗日救国惟有团结在蒋介石周围方有希望,而冯玉祥却仍力谋倒蒋。对于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抗战,李烈钧一方面予以支持,一方面对政府表示理解,从整个局势出发,还是力劝冯玉祥下野南行与蒋介石合作,这才是李烈钧的基本政治态度。     

积极归因：克服外语学习情感障碍的有效途径

情感障碍是学习对学习产生的消极情感体验，它直接影响外语学习的成效。不良归因倾向会造成外语学习的情感障碍，而积极归国倾向则能引起学习肯定的情感体验，并对后继学习行为起动力作用。引导积极归因，消除情感障碍，教师要调控难度适中的学业任务，适当的期待与评价，建立适当的自我归因参照系，强化学生的努力归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