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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海珊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6)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易教下》中说得好:“象之所包广矣,非徒《易》而已,六艺莫不兼之。”现代研究比较文化的人,常说西方文化是科学文化,中国文化是艺术文化,这实际上正是把章学诚的观点扩而大之,意谓中国文化的各种形态都包含形象和形象思维。这种说法当然是有道理的。“以形象和图画说话”的东西姑且不谈,即以医学而言,从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开始,中医就已经对“脏象”“脉象”有了全面研究,并在方剂中讲究“君、 相似文献
2.
一、“说书虽小技,然必句性情,习方俗,如优孟摇头而歌,而后可以得志。”编者注云:“句画出所讲说人物的性格感情。”这里把“句”字释为“句画”,“性情”乃指所讲故事中人物的性格感情。愚谓“句”通“钩”,是勾摄、勾致、吸引、引诱之意。《鬼谷子·飞箝》:“引鉤箝之辞。”注云:“谓诱致其情。”“性情”非指故事情节中的人物性格感情,而是台下听众的感情。“句性情”是说柳敬亭说书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能紧紧抓住听众的情绪。观下文“使人之性情不能自主”,益信当作如是解,方能前后一致,且合乎评书艺术之特点。 相似文献
3.
熊在高 《中学语文(读写新空间)》1992,(1)
艺术产生完美,完美高于艺术。任何事物只要具有艺术性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作文说话也是如此。说话作文的艺术在于它们的“主人”富有心计,说的话、写的文能使人赏心悦目,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人乐于接受。同样一句话在不同情景中以不同方式说产生的效果大不一样。在说话的载体口头语和书面语中,书面语更应讲究艺术,使之集表达的实效性和文学艺术性于一体,起到文字优美和说服力强的双重效果。《陈情表》(作者李密,字令伯,魏晋时期文人)正是这样一篇精品。刘勰《文心雕龙》道:“五情发而为文章。”《陈情 相似文献
4.
周晖 《黄冈师范学院学报》1986,(1)
清代著名文艺理论家金圣叹在评论《水浒》的艺术成就时,曾经颇中肯綮地指出:“《永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水浒传》并无‘之’‘乎’‘者’‘也’等字,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真是绝其本事。”鲁迅先生也一针见血地指出:“《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这些论述充分说明,《水浒》的人物语言描写是极为成功的。《水浒》人物语言描写,究竟成功在哪 相似文献
5.
关于《诗经》爱情诗中风物描写和情事抒叙二之间的艺术关系，历来有“比兴说”、“自然物象说”和“隐语说”三种说法。《诗经》情诗中风物成为主体观照对象的过程经历了五个层面，《诗经》爱情诗中风物描写与情事抒叙二之间进行着绵绵不息的情感交流。是“心物同形”的具体表现。 相似文献
6.
陈晓龙 《中学语文园地(初中版)》2009,(7):4-5
清代学者、理论家包慎伯在《艺舟双辑·文谱》中说：“垫拽者,为其立说之不足耸听也,故垫之使高,为其抒议之未能折服也,故拽之使满。”王高英的散文《故乡那片消失的竹园》描写细腻,气韵生动,尤其值得我们学习的还是作者善于运用“垫”、“拽”的艺术技巧。 相似文献
7.
散文分类细说有多种,其中有一种人称絮语散文,即“不是长篇阔论的逻辑的或理解的文章,乃如家常絮语,用清逸冷隽的笔法所写出来的零碎感想文章。”①我国明代归有光的《项脊轩志》当是典型的杰作。文章若寻寻觅觅的自言自语,又像是断断续续地向人叙说衷肠,似不经意,出平淡语,道寻常事,却满纸淋漓着诗情,隽永而醇美,很有些以诗为文的味道.却是风神独具。 明代谢榛在《四溟诗话》中论作诗,“其法有三:曰事,曰情,曰景。”归有光写《项脊轩志》也大抵如此,状项脊轩之景,述与项脊轩相关之事,抒因项脊轩而生的念远怀旧之情。但仅此尚不足以诗论之。重要的还在于归有光用此造出诗的意境来,即如王国 相似文献
8.
清代刘淇在《助字辨略序》中说：“构文之道不过实字虚字两端,实字其体骨,虚字其性情也。”他认为“虚词一乖,判于燕越”。虚词所表现出的内容就如同一个人的性情,虚灵而又不可或缺。换句话说,细细体察虚词则可能是体悟作者性情的切入口。 相似文献
9.
马育良 《合肥教育学院学报》2007,24(3):30-37
朱熹注《中庸》时，追求义理上的贯通，发明“中和新说”，明确指出“中和”乃兼言性情，“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朱子在贯释孟子“四端”、“四德”说时，也依循伊川的思路，作出了性情论的理解。朱熹的性情论说解，是针对佛禅的“反情”、“恶情”说，李翱等人的“灭情”说而提出的重情的主张；而其“心统性情”论中的“心”，则为一种“有限心”，须“持敬”、“格物致知”，才可达于“理”，这也同佛禅之“心”及受佛禅影响之“心即理”说划清了界线。 相似文献
10.
吴晓红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1989,(2)
纳兰词作中所散露着的精神的芳馨,与其归属于其无意识的创作天性,毋宁说是这创作天性和在这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创作理论、文艺观交互影响的结晶。纳兰在《渌水亭宴集诗序》中曾说:“无取铺张学海所期,抒写性情之尔。”“虞挚曰‘诗发乎性,止乎礼义’此为诗之本也,未闻有临摹仿傲之习也。”在《渌水亭杂识》四中又说:“诗乃心声,性情中事也,发乎情,止乎礼义……”纳兰的文学理论固然带有儒家中庸之道的色彩,但他毕竟处处强调了作者的真性情,作为读者,对其“真性情”不可作狭隘的理解,而当理解作词人整一的精神风貌。这从纳兰所赞赏的对象的幽微研磨中可得到一个较为明晰的认识。 纳兰认为:“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李后主兼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之致。”在《与操药亭书》中云“余少知操觚,即爱《花间》致语, 相似文献
11.
<正> 比喻是一种常用的修辞手法。清沈德潜在《说诗啐语》中指出“事难显陈,理难言磬,每托物连类以形之;郁情欲抒,天机随发,每借物引怀以抒之。比兴互陈,反复唱叹,而中藏欢愉惨戚,隐跃欲传,其言浅,其情深也”。具体说明了比喻在反映客观事物方面的作用。 相似文献
12.
于承武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4)
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见《论语·为政》)。这是孔子对我国古代诗歌总集《诗经》的概括评价,历代奉为诗歌评价的标准和创作的原则,极大的影响着后世的诗歌创作。然而,历代对这句话的意义却存在着极大的误解。 “思无邪”一语,从后汉包咸解作“归于正”起,历代相因。朱熹《诗集传》说:“凡诗之言善者,皆可以感后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佚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说:“论功颂德,止僻仿邪,大抵皆归于正,于此一句可以当之也”按照这个解释,就诗的社会功用说,不管是“言善”、“言恶”,都可以“归于正”。如果就诗的内容说,诗有“言善”、也有“言恶”者。“言恶”就是“邪”。朱熹《诗集传》序说:“惟《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发于言者,乐而不过于淫,哀而不及于伤。是以二篇独为诗之正经;自《邶》而下,则其国之治乱不同,人之贤否亦异,其所感而发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齐”。承认“自《邶》而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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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在《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中提倡兼容并蓄、鼓励个性、因材施教的方法。文章中所记载的孔子的四个学生志趣不同。性情各异。子路能力高强,才华超群,志向远大,自信满满,可是莽撞冲动,骄狂自大。孔子只以一个意味深长的表情“哂之”来评价,肯定学生的才能和实力,又含蓄地批评了他的说话冲动,毫不谦让的态度。冉有和公西华两个学生都谦虚谨慎,坦荡真诚,说话温和自抑,态度谦卑诚恳。两人性情不同在于,冉有说话做事谨小慎微,顾虑重重;公西华说话则口气谦和,措辞得体,反映机敏。孔子对他们两人的谈话没有当即点评,而是待其走后,在曾皙的追问下,才发表看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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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名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27(3)
《说苑·善说》载《越人歌》,以楚语译之。歌末二句云：“山有木兮木有技,心说君兮君不知。”古来学者多能指出“山有木兮木有技”乃用兴。今读《越人歌》,觉得此句实乃以谐声隐语之法,抒发“说（悦）君”之意。今按：“山有木”之“木”,盖谐音“慕”,而意同“说（悦）”;“木有技”之“枝”,盖谐音“知”,而意亦同“知”。以此说读《越人双》,则所谓“今夕何夕兮事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告辞耻,心几顿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云云,诗意贯通,而“一榜世越人犹得”与鄂君子…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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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辛眉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3)
第三类语气上的修辞格13.【含蓄】在说话时,不直接吐露目的,而是利用其他事物,隐约其词,构成一种委婉含蓄的语气,在修辞上称为“含蓄”。先秦古文如《左传》晋楚城洑之战的故事,其中楚国的最后通牒,说得十分含蓄,《左,昭二十八年》:“子玉使斗勃请战,曰:‘请与君之士战,君凭轼而观之,得臣与寓目焉’……”晋侯的回答:“……既不获命矣,敢烦大夫,谓二三子:‘戒尔车乘,敬尔君事,请朝将见’。”这种没有火药气的战争谈判实是“含蓄”手法所赋予的说话艺术。前面提到杜甫的“朋酒日欢会,老夫今始知”两句,也是一种含蓄笔法,浦起龙说:“日日欢会今日始知颇致不得与宴之憾,盖戏笔也”。《诗、株林》刺陈灵公淫于夏姬国人作此诗以刺之说:“胡为乎株林?从夏南兮!匪适株林,从夏南兮!驾我乘马,说(税)于株驾,乘我乘车,朝食于株”。不正面写陈灵公的荒淫,只是形象地写驰驱奔忙于株林之野的一个人,为什么要驱驰于株林?是个什么样的人?作者都不讲明,而是用含蓄的笔触来引人 相似文献
18.
汪远平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4,(2)
人物性格刻划与故事情节安排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的艺术课题。在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史中,从重“事”不重“人”,到“人”、“事”并举,是一大进步。《水浒》等名著的问世,则是标志这一巨大进步的里程碑。《水浒》中,每一个英雄被逼上梁山的过程,都是生动曲折的情节,而这情节又恰恰是性格的历史。这种性格与情节的和谐统一,即是《水浒》独步古人的贡献。本文仅就《水浒》性格与情节关系的艺术处理,说些粗浅的看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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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词缀“性”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陈汝立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2)
一 现代汉语的词缀大都是由过去的独立的词或词根变化而成的,是具有实在意义的词或词根虚化的结果。词缀“性”也不例外。 “性”本是一个具有实在意义的词。《说文解字》说:“性,人之阳气,性善者也。从心生声。”《玉篇》说:“性,命也,质也。”“性”的意思大体是指:人的本性(左思《魏都赋》:“人有异同之性。”);事物的固有特点(《荀子·性恶》:“直木不待(?)栝而直者,其性直也。”);性格,性情(刘义庆《世说新语·忿捐》:“王蓝田性急。”);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