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康藏精英与“康人治康”运动

20世纪30年代的西康地区相继发生了一系列由康巴精英发起的事变,其共同之处是发起者都提出了“康人治康”的口号。本文通过对这一系列事件的爬梳,以期透析当时中央与川康地方及西藏地方之间复杂的政治斗争。     

试论民国时期地方行政制度的演革——以县制为例

民国时期地方行政制度的演革是以官治和自治两种基本模式的相互排斥和结合为主轴进行的,经历了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前后期三个阶段。北洋政府时期,确立了省、道、县三级制的地方行政制度,开始了中国地方行政制度的现代化历程,但不稳固。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建立起了一套从省到邻、闾的严密的地方行政制度,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后期推行“新县制”,建立地方自治与国家行政相结合,自治与保甲制度相结合的新县制。但囿于国民政府本身政权性质、经济极度困难,“新县制”最终没有摆脱失败的厄运。     

魏、元复县分治对民国《大名县志》的影响

民国大名县系魏县、元城县并入大名县而成,旧魏县、元城县士绅发起的复县分治运动对民国《大名县志》的编纂影响至深,直接导致某些史料与史实相悖,使民国《大名县志》名为一县县志实则大、元、魏三县合志,这在民国县志中颇为罕见。     

民国四川鸦片泛滥的成因及影响

鸦片祸川,继晚晴之后,民国四川鸦片泛滥达到了鼎盛时期。在防区制时代,各军阀纷纷混战,军费所需,鸦片烟税贡献最巨。在军阀和官吏的勒种下,川地“红花白花开满田”。高额赋税的缴纳和吸食鸦片,川人的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受到严重的影响。即使在蒋介石政权的禁烟政策下,罂粟种植、鸦片泛滥的状况甚至不见好转。     

试论我国区县旅游规划的目的性核心理念

我国区县旅游发展规划基本处于开发性规划阶段，并正进入到关键的整合与规范化时期。区县旅游规划的历史使命和现实要求，决定了在其编制及实施过程中，必须树立旅游可持续发展和品牌化经营旅游目的地两大目的性核心理念。这对推动我国区县旅游业的合理有序发展乃至各省市旅游发展总体战略的实现、提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康区藏传绘画派别和系统初探

康区是藏族传统的三大地理和文化区域之一，在这一区域中，藏传绘画十分发达。自公元17世纪以来，康区就已是藏传绘画三大画派（门派、钦派和噶玛噶孜画派）中噶玛噶孜画派的传承中心。在这个传承中心中，西藏昌都地区的噶玛丹萨寺、四川甘孜州德格的八邦寺和青海玉树州囊谦的奇吉寺是重要的传承场（或称传承分中心），其中，德格八邦是重要的一个分中心。文章重点对这个分中心的形成和发展作了论述。其他一个画派和一个系统分别是门派的分支——新门派和朗卡杰绘画系统。三者之间风格各异，但也互相渗透、互相影响。     

民国时期康区民众教育的发展

历史上的康区,包括甘孜藏族自治州全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部分,以及安多藏区部分。本文所指的康区,系指今甘孜藏族自治州所在的地域。本文就康区民众教育的规划与发展、机构设置、经费筹措、教育人员遴选及民众教育活动推动等进行论述,进而探析康区民众教育对社会发展所做的贡献。     

卫藏与康区关系研究综述

卫藏与康区是藏族三大传统地理概念中的两区。过去,学术界对卫藏与康区关系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研究者多关注这一关系的某些方面或某个时段,未见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国外的藏学研究者们则往往囿于某些政治偏见,在他们的研究中多将卫藏与康区视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而无视两区之间存在的历史关系。这一研究现状的存在,均不利于我们客观、公正地探讨卫藏与康区之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相互关系及形成这一关系的内在必然性。     

近代入康活动之部分外国人及其重要史实考述

在中外文献资料互证的基础上,对近代入康活动之部分外国人及其重要史实进行考述.入康外国人之间的史实关联,此前研究中甚为薄弱,文中尤其侧重于发掘、梳理人物与史事之间的关联（包括直接和间接关系、交往、情节、故事等）.     

安多、康区区域的形成及民族来源综论

安多、康区、西藏作为藏族三大聚居区域已经被普遍接受,但并非行政区域,严格地来说,安多、康区是地理空间概念与文化语言范围相结合的产物,藏族文化特色明朗,其形成时间可以大致确定为清代.从历史上来看,这两个区域经历着政治更迭、文化交融,共同缔造了以藏族文化为主体的文化地理区域.     

民国地方政府管理近代文化娱乐业的探索--以汉口为中心

近代文化娱乐业是随着传统社会逐步向近代社会转轨而发展起来的。民国政府对文化娱乐业的管理经历了一个由探索、试验到逐步定型的过程,它的演变轨迹是,由“以禁为管”的封堵型管理模式向以“内容审查”为特点的许可证管理模式发展。     

民国时期华北运动会管窥

运用报刊等档案史料对民国时期华北运动会进行研究,看出其二十余年的发展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自身的个质属性,即:民族危机日深,体育与救国并举;比赛内容日渐丰富,科技运用成为亮点;力量之美彰显,成绩斐然纷呈。因此,就影响力、持续时间而言,华北运动会在中国近代体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民国时期陕西创建公共卫生体系活动探析

民国21年,大旱后的关中爆发了“虎列拉”疫病。陕西国民政府在总结疫情惨痛教训之后,开出了医治创伤的药方。即以“防疫”为重心、建立“陕西防疫处”。以此为发端。近代陕西公共卫生体系初现端倪。“陕西防疫处”通过推行卫生助理员制度,初步建立起从省到县、乡。集防疫、医药、保健为一体的公共卫生体系。卫生助理员制度在公共卫生知识的宣传、公共卫生观念的形成、公共环境卫生的调查以及卫生防疫工作的普及方面发挥了较显著的作用。卫生助理员制度的推行过程,则反映了公共卫生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政府主导角色的发挥、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与参与。以及社会结构各部分的协同变革。     

"民初文学"论

民初(1912-1917)文学虽然相对于晚清文学革新运动来说,显示出某种历史的"倒退",但就文学自身的现代化来说又不能不说是某种历史的进步.这不仅体现为它对情感的重视,传达出某种黎明前夕的青春气息;也表现为现代文学形式建构的进步,并开启了现代通俗小说的先河;同时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戏剧——话剧也开始在中国大地成长起来.     

民国宪政译著研究

法学翻译是联系各国法律理论和实践成果的重要媒介.民国时期堪称近代中国法学翻译的鼎盛时期,其中宪政方面的译著尤为丰富醒目且意义重大.这些译著中,有来自不同国别、不同背景译者的作品,代表了不同的流派,反映了不同的宪政思潮.译者中既有本身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法学家、翻译家,更有大量作为近代东西方文化交流媒介的留学生们.译者自身学术背景和价值观念各异,促使他们创作了不同风格的译著.宪政译著无疑对当时的政治思潮和实践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这些未能成功的宪政和其译著一起,给今日的宪法实践留下了经验与思考.     

试论古代中国"县政"之弊

古代中国的"县大牢方百里、人口万户",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由于它远离国家政治中心,同时又受制于地方各种政治势力的影响,成为存在制度漏洞最多、隐患最大、隐蔽性最强、盘剥农民最直接、社会危害最严重的一种变态的"尾大不掉"问题.     

试论古代中国“县政”之弊

古代中国的“县大率方百里、人口万户”,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由于它远离国家政治中心,同时又受制于地方各种政治势力的影响,成为存在制度漏洞最多、隐患最大、隐蔽性最强、盘剥农民最直接、社会危害最严重的一种变态的“尾大不掉”问题。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英文科构建的奖励制度探析及其启示

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英文科在中国近现代函授教育、成人教育的发展历程中均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探讨英文科的奖励制度构建和实施情况对于深入了解其办学取得成功的具体原因有着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英文科动态性地构建了一套多元化、多层次、多种类的奖励制度;这套奖励制度有效地调动了函授学员的学习积极性,产生了较为显著的教学效果。上述奖励制度对当今的高等函授教育及成人教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清末民国时期秦东地区自然灾害的预防及救治

清末民国时期是秦东地区自然灾害的高发期。由于防灾抗灾手段落后，设施脆弱，能力低下；政府救灾职能弱化，救灾不力；官员腐败，各种势力借机为祸百姓，致使自然灾害频繁肆虐，给社会经济造成极为严重的破坏。     

民国时期我国地政机关组织的变迁

地政机关为实施土地行政的行政机关组织,肇始于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于1914至1915年组建的经界局,但旋即裁撤。国民政府为遵奉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政策,高度重视土地行政工作,从中央到地方逐渐建立了一套管理土地行政的行政机关组织体系,为实施国民政府土地行政工作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