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知识分子与基督教文化

梳理“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基督教文化的不同态度：启蒙知识分子对于基督教文化的推崇，民族主义意识下知识分子的非基督教的倾向，基督教知识分子对于基督教文化的弘扬。“五四”时期有关基督教问题的论辩，促进了中国社会对于救国救民问题的思考，促进了国人对于基督教问题的了解，促进了中国基督教会本色化的进程，加强了非基督徒与基督教知识分子的交往，也应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基督教文化方面存在着的问题。著者提出应将人类文化视为一个整体，不仅要站在本土文化之中观照异域文化，更要超脱本土文化观照理解异域文化，观照与理解本土文化与其它文化之间的联系与接触。     

碎片化与意识形态批评——詹姆逊后现代文化批评研究

本文分析对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枇评理论，认为后现代文化的碎片化、不可分析性与詹姆逊对后现代文本的深度挖掘形成矛盾，后现代文化中距离的消失与詹姆逊的“认知测绘”理论形成矛盾；詹姆逊文化批评是后现代知识分子在当代语境中对意识形态的想象性把握，对社会矛盾的虚幻解决，这又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形成矛盾。企图在文本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之间、在后现代的碎片与总体性的意识形态之间进行调和，使詹姆逊的文化批评处于理论的建构与自我解构之中。     

寻找昨日的世界

本文通过对张杰先生知识分子题材系列散文的评述，阐述了作者对２０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命运、性格和未来使命的一些思考，分析了知识分子与中国文化体系之间的复杂关系，肯定了其忧患意识。     

角色自塑与意识重构－－试论赵树理的“知识分子”意义

赵树理作为一个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有着重要贡献的作家，应当把他置于“知识分子”文化范畴中才能更显示其特殊意义。他的“社会角色”身份游弋于“启蒙者”与“实践者”之间，“情感角色”、“权力角色”则在“知识分子性”的自觉强化过程中被定位。在当代复杂多变的文化语境里，他的“角色焦虑”，一直以困惑、痛苦的方式呈现着。他的创作体现为对“知识分子性”的完整性的坚韧卫护和摆脱痛苦、冲出困惑的不懈挣扎。     

沉重的肉身和虚空的反抗--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创作的悖论

当下的文化语境中，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创作面临着深刘的悖论。女性主义文化意在反抗男性文化．但种种原因使其文化反抗归于虚妄：女性文化面临着文化历史的苍白和身体欲望的陷阱，商业文化语境和图像化文化趋向对其文本的误读，相对主义文化语境对其内容的拆解，女性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缺陷等等．使女性文化在沉重的肉身和文化反抗之间的深刻悖论中迷失方向。     

坚守与质疑的双声对话——试论李锐小说对启蒙的深刻表达

李锐的小说呈现出鲜明的启蒙意识。集中体现在对传统文化中的奴隶意识、看客意识、安土意识的思考与批判。在这种启蒙话语的背后，同时潜隐着对启蒙本身的质疑，这种质疑主要表现于李锐对自我完满与自在运动着的民间社会的描写上。李锐小说中存在的启蒙的坚守与质疑的双声对话，折射出20世纪知识分子一种普遍的精神焦虑，其原因与20世纪的启蒙文化情境以及启蒙者在启蒙立场与民间立场之间的矛盾密切相关。     

新保守主义与新理性主义──九十年代人文思潮批判

九十年代，由于政治激进变革的受挫以及市场经济的兴起，文化激进主义失势；新保守主义与新理性主义崛起。它暴露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两大根本弱点：一是对传统的难以割舍的依恋，激烈的反传统一旦受挫，就归返传统文化；二是对体制的根深蒂固的依赖，在体制内进行启蒙勇敢激烈，一旦失去体制支持，就陷于无所作为。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必须克服上述缺点，才能担当文化转型的历史使命。     

阎真小说知识分子“失节”论

阎真小说多关注知识青年群体在当代社会生存的“底层”境遇。当知识青年面临着人格志业理想与现实物质生存的选择困境时，“失节”与否的拷问便横亘于这一选择之上，有待文本内外的审判。然而，知识分子“失节”的根本原因在于作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和作为对象的知识之间的异化。作者对两性主体在失节困境中的文本营构和失节审判立场上的差异，隐喻了作者的偏见。同时，作者的知识分子人格审美理想、姿态与其底层写实意图和技巧之间存在着不适，过于强调现实的下沉而将失节作宿命化的处理，消解着知识分子的主体性。     

论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

任何时代都有特定的社会主体力量，农业经济时代的社会主体力量是农民，工业经济时代的社会主体力量是工人，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主体力量是知识分子；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分子已经不是零星的“分子”，而是一个逐渐庞大的社会群体，表现为不同层次的“集合”，以其特有的脑力劳动方式，已经成为从事知识产业、信息产业、教育产业活动的社会主体力量，并且直接影响着社会经济活动的内容、结构、方式、规模及效益，不断推动着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在知识经济时代 ，以知识分子为主体、以知识为中轴的各种活动具有创新性、科学性、更符合人的主体性的特点。     

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关怀及其困境：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生存样态解读 ——以罗家伦为个案的剖析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双重任务：作为社会的中坚和政治精英,他们须肩负起救亡图存、改造社会的政治任务;作为文化的创造者和知识精英,他们又须承担起建构民族新文化的历史重任。换言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必须一身兼任“文化人”与“政治人”的双重社会角色,具备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关怀。遗憾的是,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情境使得政治与文化的双重追求之间总是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与冲突,并由此导致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难以摆脱的内心困惑与身心煎熬。作为近代中国典型的政学两栖型人物,罗家伦的人生境遇及其思想历程为我们解读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样态提供了极好的范本。     

从天人关系的发展演变到和谐社会的构建

本文以天人关系为线索,阐述了国人自古以来对自然的认识过程,以及与这一过程相对应的对自然的态度,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所走的和谐、矛盾、再和谐和持续发展的艰难道路,论证了"天人舍一"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作用.     

北宋词中情与景的交融趋向与词境的升华

在诗歌的发展进程中,人们先是对情与景的融合有了一定的理论认识,然后在创作实践中才转向作品内情与景的融合。而对作品内情与景融合的认识经过了一个景物的工具化、对象化、主体化三个阶段以及三者与其他各种手法兼容并包的相应变化不断深化发展、逐步完善、最终才走向成熟的过程。情与景的交融又恰在于主客间的彼此交融,景物的主体化使诗词意境中的情景交融成为可能,并使诗词的意境达到空灵蕴藉的高度。     

论《招魂》体辞赋的历史演变

中国古代招魂体辞赋经历了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由开始的招诱灵魂,发展到对人的形体精神同时招诱;由起初的招诱生者,演变到后来的招诱死者。早期的招诱对象和所用的招魂物之间还存在着疏离,后来则变得协调一致;早期的招魂辞是单方面进行呼唤,没有对方的回应,后期招魂辞则出现双方沟通的场面,并且循序渐进,发展的脉络非常清晰。     

20世纪70年代出生诗人创作现状批评

70年代出生的诗人以群体面貌崛起于诗坛.他们在物质与精神之间游离,没有充分挖掘这一写作资源;他们的诗歌创作成为生活表象的罗列;诗歌语言完全追求叙述化的效果.他们进一步发展了第三代诗人的后现代精神,谈不上"诗歌革命".     

论新课改下语文教师角色的重新定位

在传统的师生关系中,教师作为知识的传授者,在学校教育中有着绝对的权威与不可动摇的地位。在新课改下,教师应该既是学生发展的促进者和引导者,又是学生的朋友和自我完善的学习者,这样才能建立新型的我—你师生关系。这种新型的师生关系应该是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合作互动的师生关系、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     

清代乾嘉汉学德性思想的特点探析

清代乾嘉考据学派林立,各自有其丰富的德性思想,但又有其共同特点,在人性论和理欲关系问题上,认为性中有欲,理欲统一,承认情欲的合理性;在德性原则和方法方面强调达情遂欲与躬行践履的重要性;"实事求是之学"是乾嘉考据学派"明道"的基本途径.     

论对联在班主任工作中的应用

对联,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艺术上讲,都具有育人作用。对联作为一种文化载体,班主任老师可以用它来美化环境,陶冶学生情操;赠送学生,增进师生友谊;与学生谈话,劝慰学生;开展主题班会。     

现代远程教育视野中电大教育的反思与展望

广播电视大学作为一种新型的教育形式,在期望与现实的波荡中成长,在封闭与开放的困惑中发展,在传统与现代的技术模式中抉择,成为中国远程高等教育和终身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远程教育的市场博弈中,如何调整发展战略、发挥优势,广播电视大学面临更多挑战,也有着更多的期待。     

论唐代中央学官的官职迁转

唐代学官在国子监内部的迁转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其迁转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各馆内部由助教而博士的升迁;另一途径为先馆内,后馆间的顺次升迁。这两条途径之间也存在交错迁转的任职方式。学官进入国子监前、出国子监后的任职部门也比较集中。中唐以前学官多来自征召和荐举,中唐以后幕府成为学官的重要来源。学官出监之后主要有两种出路:一种是出任地方官,多为地方长官;另一种是留任京官,职位大体都在文化部门之间变动。     

国际法视野下的人权与主权

当今世界,人权与主权的关系理论颇多,这些理论虽有差异,但在本质上都是对传统主权至上原则的冲击和弱化。虽然有其积极意义,但其负面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只有国际法真正建立在国际社会成员平等的基础之上,才能真正发挥其平衡人权与主权关系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