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谷风藏敦煌写经部分残卷之定名

石谷风藏敦煌写经残片以《晋魏隋唐残墨》作为书法史料出版 ,其中佛经部分有 5 0多件未定名 ,笔者就此查核《大正新修大藏经》以定名。     

廉泉、吴芝瑛旧藏敦煌写经来源、真伪及流散考——以南京大学博物馆藏为线索

在搜集散见多处的廉泉、吴芝瑛旧藏敦煌写经的基础上,以南京大学博物馆所藏两件廉泉、吴芝瑛旧藏朱书（血书）写经为线索,结合相关史料、档案,通过考证其题跋、印鉴,指出这批写经系1910—1911年前后经孙寒厓之手得自敦煌藏经洞,真伪应无疑义。1931年廉泉去世前,写经已部分转赠;1931年廉泉死后,这批写经经公开拍卖后流散。     

敦煌市博物馆藏的两件清代诏令

全文公布敦煌市博物馆所收藏的两件清代皇帝诏令 ,并分别予以分析 ,考证     

莫高窟唐代前期艺术中的菩萨头冠

唐代前期是菩萨造像的鼎盛期,亦是菩萨佩饰得到极大发展的时期.头冠作为菩萨身份象征物之一,兼具佛教象征意义及世俗装饰意义,我们于此可以考见民族文化发展的轨迹和各民族间的相互影响.本文依据相关图片及文字资料,试图对敦煌石窟中唐代前期菩萨头冠加以探讨,以期能较透彻地掌握敦煌此期菩萨佩饰的发生演变.     

再论《皇朝中兴纪事本末》与《中兴小历》的几个问题

七十六卷清抄本《皇朝中兴纪事本末》是新近发现的南宋高宗一朝史料,它与另一部记载高宗朝史料,即今存四十卷本《中兴小历》同为熊克所作。两者存在密切关系,但不是南宋时只有同书异名。前者应当是熊克本人依据后者于孝宗末年至光宗时期增补删改而成,二书在南宋同时各自流传并为时人所引。两者各自成书,各自流传,因此今人的整理,不能简单地将二书融合,而应当各自整理,同时相互比勘。     

宋代爱国太学生陈东的《上钦、高宗八书》

陈东是宋代丹阳籍爱国太学生,他的《上钦、高宗八书》是对北宋末年、南宋初年时政、军事问题全面、精辟、系统的分析总结,所论皆有的放矢、高屋建瓴,显示了陈东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和忠义恺切的文风,也体现了陈东“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人格精神。     

敦煌吐鲁番出土回鹘文佛教愿文研究

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发现的回鹘文文献中,有11件属于独立的佛教愿文,此外,还有数量更多的以题跋形式出现的愿文,系回鹘佛教徒用于表达发愿超度、祈福禳灾,及兼表颂赞的应用性文字.其中既有印本,也有写本,更有碑铭题刻.从这些文献看,功德主在布施时,一般都要留下自己的姓名、官职及发愿文或功德记等,以表明自己的愿望,体现出济世度人的大乘佛教思想,是回鹘佛教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从其内容与形式看,回鹘文佛教愿文较多地受到了汉传佛教文化的影响,其中不少作品以其形式灵活,韵律和谐,感情笃实,字里行间流露出真情而生动感人,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从敦煌写本《祭驴文》看唐代的科举与社会

本文结合大量传世文献,对《祭驴文》写作年代及作者身份进行探讨,认为《祭驴文》创作于晚唐时期,可能是在僖宗或昭宗时期;作者是一位为科名而到处奔波的举子,从中可见举子在科举入仕道路上的艰辛情形。作者通过祭驴文针砭时弊,对晚唐时期宦官专权、政治黑暗等社会现象进行批判。     

唐代科举的悲欢录

唐代开科取士,为朝廷选拔人才的最佳途径。应试者得失之际,常赋诗抒怀,落第者羞愧、悲愤;及第者欣喜、得意。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应试者对进士的渴望及取得进士的不易。     

供养人画像与唐宋敦煌世俗佛教

本文运用"图像证史"的理论与方法,在前人对敦煌世俗佛教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唐宋时期敦煌供养人画像详细的分析研究,以供养人画像为中心,就其反映和记录的敦煌世俗佛教,从多个角度阐释了供养人画像与唐宋敦煌世俗佛教的密切关系.     

宋代制科与士风——以仁宗朝为中心

宋代制科与士风关系甚密,这以仁宗朝最为典型。制科自仁宗天圣七年复置后,较之前朝,科目增至十科,施行时间长达40余年,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与连续性。当时士人或亲身应考,或谏言得失,以各自方式、立场处身其中,扩大了制科的影响力。而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有官者举贤良方正,无官者举茂材异等"的现象。其意义在于: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赋予了士人直言犯谏的权利与精神,正与此期士人的议政风潮相互激荡;茂材异等科则深刻影响了当时的布衣群体,引发了布衣精神的新变。     

汉武帝时期的官学之兴

汉武帝以前的经学尚处于私家传授阶段,教授弟子并非博士本职。也未有立博士弟子之制,当然,这并不影响博士招收私门弟子。武帝在长安设太学,置《五经》博士,为博士设弟子。从此,经学官学化。成为为西汉皇朝培养官员的重要机构,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一种全新的政治通道,政治有条件地向社会开放,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汉代政治结构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