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敲":中国文人本性的迷失

“推敲”使贾岛背叛了释子本性,但后世文人在改诗故事和贾岛是一个“为作诗而生活”等问题上的认识趋同,则说明后世文人在迫使贾岛背叛释子本性的同时,又使贾岛背叛了为仕的俗人本性,通过这一点也使后世文人自己背叛了本性,表明了文人本性的迷失。文人本性的迷失,究其原因则是对尊者的崇拜,对文学主流的认识和确定,是一种主流审美意识的确立,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文人失去了判断力,失去了自我。但也正是这样,文人终于构建了文学的境界,构建了脱离现实的文学世界。     

也谈红楼十二钗

红楼人物的安排,大多是成对的。我们不妨把这些成对出现的人物称之为“对子人物”。实际上,金陵十二钗正册中的十二金钗,就是由六对“对子人物”所组成:黛玉和宝钗是“情”与“理”的矛盾,黛玉任情而做诗,宝钗拘理而做人;凤姐和李纨是“才”与“德”的矛盾,凤姐有才而无德,李纨有德而无才;元春和巧姐是“祸”与“福”的矛盾,元春似福而是祸,巧姐似祸而是福;迎春和探春是“柔”与“刚”的矛盾。迎春柔弱而探春刚强;湘云和可卿是“乐”与“悲”的矛盾,湘云乐观而可卿悲     

新诗技巧十二论（之二）

诗歌要富有“诗意”，首先，要做到音与义的对应，而模糊体验是将音乐与诗相通的桥梁；其次，在语言运用上，要“陌生化”，给读者以新鲜感；再者，在审美意象的使用上，采用通感、荒诞、黑色幽默等表现形式，使读者产生特殊之感。好的诗歌，有的是一个整体，只有读完全诗，才能从中领会出其题旨，而有的常常留有许多空白，调动读者去想像。在诗歌创作中，应用“互文性”技巧，在诗中隐含前人的诗句与意念，往往会使诗歌产生出人意料的魅力。     

中国古代诗人的诗酒情缘论纲

中国是酒的故乡,更是诗的国度,酒与诗都具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在岁月的流逝中,酒与诗不断交织融汇,相互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中国文学史由此而形成别具一格的诗酒文化,诗人与酒的复杂而深厚的情缘,诗与酒的完美结合,吟酒诗独特的艺术特色都是这种诗酒文化的集中体现。 (一)酒与诗人的生活 历代中国大诗人与酒似乎有一种不解之缘,汉代曹操“对酒当歌”(《短歌行》“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嵇康、阮籍在沉醉中留下万言大作,唐代李白更是诗百篇皆因斗酒之功,被称为酒仙兼诗仙,张旭是“三杯草圣传”,戴叔伦则是“每因一樽酒,重和百篇诗”,到宋代,显贵晏殊也是“一曲新词酒一杯”(《浣溪沙》),甚至女流之辈李清照也“浓睡不消残酒”(《如梦令》“险韵诗     

唐代“桂州-广州”线诗路书写研究

“桂州-广州”线诗路的形成由来已久,可从历史传统与文学传统两个方面上溯至秦朝。至唐代,岭南本土文学处于缓慢发展期的同时,大量文人因贬谪、入幕、漫游等种种原由经“桂州—广州”一线进入岭南,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诗路文化。但唐代“桂—广”线上各地发展并不均衡,因而诗路发展情况具有创作空间上的不平衡性和创作时间上的差异性。同时此条诗路因水上交通发达,又存有大量纪行诗与送别诗,由此形成了创作题材多江行诗,创作手法上虚实结合及创作情感多样化的诗歌特点。     

“发现”试谈

清人潘德舆在《养一斋诗话》中说:“天地之间,风云日月,人情物态,无往非吾诗所自出。”可见天地间的一切,无一不是写诗的好材料。但要做到这一点,有个前提,即首先得从“风云日月,人情物态”中发现诗意。所以,罗丹在他的名著《艺术论》中说:“美是到处都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他又进一步指出:“所谓艺术大师,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见过的东西,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能够看出美来”而“拙劣的艺术家永远戴别人的眼镜”,     

试论《诗经》中所蕴涵的古典生态存在论审美意识

对于当代生态存在论审美观探讨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对于某些经典的审美解读,而《诗经》产生于3000多年前,是我国先民对于“天人之和”的审美诉求,其核心内涵是“与天地同和”之“志”。《诗经》的古典生态存在论思想体现在包含生态人文内涵的风体诗、反映初民本真爱情的“桑间濮上”诗、建立在古代生态平等之上的比兴手法与对于生于斯养于斯之家园怀念的“怀归”诗等方面,由此表现出我国古典生态存在论美学思想所特有的“诗体”、“诗意”与“诗法”,说明《诗经》在建设当代生态存在论审美观之中的重要作用与“实践美学”的理论局限。     

从《全唐诗》看唐代诗人的羲皇情结

“羲皇上人”现在已是一条大家熟知的成语,推其源典出东晋陶渊明的《与子俨等疏》,其正确的理解应是“羲皇高人”或“羲皇圣人”,指羲皇时代。出于对陶渊明的尊崇和对闲适恬淡生活的向往,唐代诗人往往化用“羲皇上人”入诗。在唐代诗人的笔下,“羲皇上人”所代表的“羲皇时代”有君似无君,无为无不为,精神愉快,丰衣足食,类神界天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原始共产主义。究其根本,《老子》所展现的“小国寡民”的农家乐园、《礼记·礼运》所描述的“大同世界”及陶渊明《桃花源诗》追忆的“桃花源”以及唐代诗人吟咏的“羲皇代”在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     

宋祁“乐府声诗并著”的创作与宋初“士大夫之词”

李清照追溯歌词发展历史,以为自唐至北宋“涵养百馀年”,均呈“乐府声诗并著”局面。她批评“宋子京兄弟”,“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考宋祁创作,有声诗,亦有“乐府”。宋祁是仁宗朝雅乐建设的骨干,他“乐府声诗并著”的创作,正是宋初礼乐文化建设中“士大夫之词”创作的典型表现,也反映出“旧声”、“新声”竞相发展的态势。     

诗圣·诗仙·诗佛(下)

世人说到诗仙,一般都是指诗才长相清奇绝尘,飘逸若仙而言,而李白又正是天赋这样的诗才长相。据唐代孟启《本事诗·高逸》载:“李太白初至京师(实为第二次应诏入京),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期不间日,由是称誉光赫。”五代王定保在《唐摭言》中亦有类似的记载:“李太白始自西蜀至京,名未甚振,因以所业贽谒贺     

熊十力诠释《诗经》学的向度探析

《诗经》是“六经”之一,熊十力对《诗经》进行新的诠释,走的是一条“经学泛哲学化”的理路,把“四科”之中的“义理之科”作为“六经”之宗,没有“义理之科”的贞定,“经济之科”“考据之科”“文学之科”乃茫荡无根据。他明确指出《诗经》一定有《诗传》,并强调“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是《诗传》的总纲领。同时认为,《诗经》里面的诗歌,大多出自“农家”学派之手。《诗经》中有大量表现“怨”的诗,当作孟子的论断“《诗》亡然后《春秋》作”的原因。熊十力对《诗经》中《二南》诗高度重视,之所以读《关雎》得出“思无邪”的评价,缘见得人生本来清净、真实,不须作更多的猜想。同时他指出了中国宗教之所以不兴的原因,即“即事多所欣”。在日常生活里,自有一种欣悦、和适、勤勉、温柔、敦厚、庄敬、日强等等的意趣,用不着起什么恐怖,也不须幻想什么天国,并要求我们通过解读《二南》,识得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大步走上人生的坦途,向前努力,而不至于面墙了,表达了熊十力对人生理想的美好追求。     

诗歌《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语篇功能分析

分析《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的主位结构、信息结构和衔接功能,区分标记主位和无标记主位,找出诗中的新信息,并指出“指示”“省略”“重复”“搭配”在诗歌衔接方面所起的作用。     

“初心”与王阳明的成圣之道

“诗言志”是中国文学的典型特征,王阳明曾有与“茶陵派”“七子派”诗人群体砥砺词章的经历,既能继承中国古典诗学传统,又能接受当时优秀的诗学理论。诗歌创作中,他能广泛吸收唐宋诗的长处,情理并重,故其诗可作为窥探其精神情志的途径之一。阳明在其诗中多次写到“初心”,期望不要负了初心,“初心”就是其思想的真实表露。在诗歌中,“初心”时而指圣贤之志,时而又指归隐之情,看似矛盾而实则统一。他以圣贤自期,一方面积极进取,为道而仕;一方面又归隐讲学,复兴师道,追求内圣。在他身上,仕与隐、内圣与外王,看似对立而实则合一。通过结合其生平经历与交游等资料,解析阳明诗中“初心”的内涵,探讨其初心的矛盾又统一之特性,可揭示阳明之向往隐逸乃是表象,成圣才是目标,如此他方能内外兼修,最终达到无入而不自得之境界。     

生命觉醒后的忧叹与超越——《古诗十九首》及魏晋诗歌浅探(上篇)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 诗在具自身发展的悠悠长河中,几乎汇集了中国文人(当然不仅仅是文人)的所有智慧,闪射出思想与艺术的耀眼光芒,凸现着中国文化特有的“诗意气质”。这种诗意气质,源自“言必称诗”的《诗经》——春秋战国时代,成熟于魏晋——一个以人的自觉为因进而以文的自觉为果的辉煌时代:“为艺术而艺术”(鲁迅语)的时代。要观照这个时代(魏晋)的文学(以诗为主)特质,就得先从《古诗十几首》开始。     

《离骚》当作于顷襄王八九年间

本文指明汉人对《离骚》的创作年代,均有作于怀王和顷襄王时期的自相矛盾之说,并无“均在怀王之世,决无作于顷襄王时期”的“宏观”定论;《离骚》所透露的诗人年岁及“椒、兰”喻指,应在诗人将及“老”年且子兰当政时期,而不能在子兰尚未当政的屈原早年“初疏”时期;以诗中浪漫想象所显示的诗人所在地点及诗中出现的“南楚”、“湘潭”一带土语,证明诗人创作《离骚》时不在汉北或郢中,而是在“南楚”沅湘之间;并引秦汉之际律法证明,屈原时代,实行的是有爵者以“年五十六”为“老”的“告老”退休制度,由此推测诗人之作《离骚》大抵在将临五十六岁老年,且齐相韩夤尚未受命赴楚为相的子兰当政时期,即顷襄王八九年间。     

论唐诗体裁系统的优势

唐诗艺术特征之形成、唐诗之繁荣与其使用的近体、古诗、乐府体三足鼎立的体裁系统存在密切的关系。唐代诗人在运用古近体的体裁系统上,具有后世所没有的优势,这就是“唐诗体裁系统的优势”。它是我们认识和研究唐诗的另一种思路。唐诗体裁系统中的诗与歌之关系、古体与近体之关系,是唐诗体裁系统中存在的两大矛盾,同时又因矛盾之张力而成为两大优势。     

谈唐代女诗人薛涛的创作

薛涛“辩慧如诗”，“以诗名当时”。其诗歌创作向来被人所重，按内容大致可分两类，一类为酬唱赠答之作，这类诗作“逸而动，却不带媚气”，或者“有讽谕而不露，得诗人之妙”；另一类为抒情、咏物、写景之作，大都语浅而情深，调婉而神秀，别具一格。     

明代宋之问诗接受研究——以明代唐诗选本为考察中心

明前期100余年间,以温婉平和著称的宋之问诗受到各选家重视,重要选本录宋之问诗数量多居初唐诗人前列,远超陈子昂、王勃等大家。明中期,前后七子主张“诗必盛唐”“高古”等,宋之问诗因不合文坛主流选诗标准接受度降低,但仍高于杨炯等初唐大家。明后期社会审美渐趋多元,《唐诗归》《石仓唐诗选》等录宋之问诗远超明前、中期。宋之问诗在明代整体接受度较高,这与明代推崇“和而正”及“盛唐理想”等密切相关。     

李贺诗歌意象探析

李贺诗歌意象探析李军毛泽东同志曾说过：“诗要用形象思维”，“李贺诗很值得一读”①。确实，李贺诗歌意象精采纷呈，具有其鲜明特点，杜牧《李长吉歌诗叙》对此曾作过十分精当而形象的描述，可谓至论。但另一方面，李贺诗歌一直是我国古代诗歌史上的千古不解之谜，读者...     

诗魂论

诗,当有灵魂。 事实是,尽管写诗人比读诗人还要多,而我们却被那些没有灵魂的诗所围困。 我便常常想到康德的批评: “某些艺术作品,虽然从鉴赏力的角度来看,是无可指责的,然而却没有灵魂。一首诗,可以写得十分漂亮而又优雅,但却没有灵魂。一篇叙事作品,可以写得精确而又井然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