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遁生平事迹及影响

东晋名僧支遁以对佛道理论研究精深,长于清谈而闻名一时。他与谢安、王羲之、孙绰、许询等名士,寄情山水,论道谈玄,极为相得,相关轶事广为流传。支遁的生平事迹及其高深的玄学思想、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对后人影响很大,这在他们作品中都有所体现。     

“掷地有声”会发出什么声

什么东西掷在地上会发出声音呢？很多很多。但文字掷在地上会发声吗？《晋书·孙绰传》记载。孙绰写了一篇文章,和朋友说：“卿试掷地,当作金石声。”“金石”,钟磬之类的乐器,声音清脆优美。比喻文章文辞优美,语言铿锵有力。     

读书与治学

《世说新语》里讲了这样一件事:孙绰作《列仙·商丘子赞》曰:“所牧何物,殆非真猪,倘遇风云,为我何摅。”时人多以为能。王述为了炫示自己的才思和博学,对别人说:“近见孙家儿作文,道何物真猪也。”(《轻诋》)王述本意瞧不起孙绰,却反而暴露了自己的无知,显得可笑。因为王述没有读过《列仙传》,所以不懂孙绰文中的用典,就信口开河,乱发议论。读书少,看不懂文义,在魏晋六朝时就被认为无能的一种表现。     

孙绰《论语》注中的孔子形象分析

孙绰《论语》注集先秦、汉晋孔子形象之大成。在其《论语》注中,孙绰一方面结合三玄及其魏晋玄学的学术成果,继续将孔子老庄化、易学化,体现了《论语》在东晋的进一步玄学化特征;另一方面又结合东晋玄学家注经的返儒特色和当时佛学的深入,大力挖掘、恢复《论语》文本中原有的孔子圣师形象,保留了汉注中孔子神学化的痕迹,更将其佛学化,深刻地展示出东晋儒家经传诠释的两大特征———儒玄双修与援佛注经。     

析山涛之"吏非吏,隐非隐"

东晋孙绰批评西晋山涛“吏非吏,隐非隐”。究其因:山涛两度隐居,一为养名,一为避祸,总在伺机出仕;晚年屡求引退也只为“功成身退”;出仕期间,既有吏能又为官清廉,但每每中立于朝,与时俯仰,为人处世过于圆滑,且“身入局中,未尝心存事外”。山涛可谓深受老子思想影响,在人生追求和精神境界上始终未臻至超尘脱俗、应物无累的境界,表现得颇有机心。而孙绰深受庄学影响,追求“萧条高寄,不与时务经怀”,他对山涛的批评实际上反映了玄风盛行时庄学影响下的士人与玄风初起时老学影响下士人仕隐观的不同。     

孙绰《游天台山赋》为实游考论

《游天台山赋》是东晋文人孙绰的辞赋作品,亦是赋史中的千古名篇。然而孙绰是否真正到访过天台山,学界对此一直存有争论,莫衷一是。通过考察孙绰的生平经历,深究《游天台山赋》的文本内容,分析《文选》的选录和分类情况,参考魏晋时期山水画的发展状况,可以证实孙绰确实亲临过天台山,《游天台山赋》是一篇实游之作。     

文山诗海拾零

诗歌何时称“首”:在古代,诗歌称“篇”或“章”,而不称“首”。例如,我国最早的诗歌《诗经》就称“三百篇”,屈原的诗就称“九章”等。诗歌称“首”,最早出现在东晋初年,有个叫孙绰的诗人,在其所作的诗歌《悲哀诗序》中写道:“不胜哀号,     

从《世说新语》看支遁清谈

《世说新语》是晋人清谈总汇,所载东晋名僧支遁出现次数最多。支遁是东晋名僧与名士交游的典型。与之交游的名士有谢安、王羲之、孙绰、王坦之等,思想复杂。名僧有竺法深、于法开等,学说各异。支遁的清谈活动,在庄学上立逍遥义,在般若学上创即色论,一方面使玄学佛学化,另一方面促进了般若学的争鸣、佛学的中国化。     

论《世说新语》的“语料体小说”性质

《世说新语》是中国古代“志人小说”的代表。相比于其他“志人小说”,《世说新语》具有独特的玄学文化特征。自东晋中期开始,世族阶层纯粹的思辨性的谈玄活动逐渐被其他形式的玄学活动取代,这个短暂的文化变迁时期和后来的文化追怀时期合称为“后玄学时代”。在“后玄学时代”,谢灵运的山水诗成为新的内容,而比谢灵运稍早,一种在世族中风靡的具有语料传播功能的作品应需而生,《语林》《郭子》正是这类作品的代表。这些“语料”迅速成为世族子弟领会玄学精神、学习名士风范的指南。《世说新语》正是对这种文化风尚的总结。结合现代文学意义的“小说”定义,《世说新语》可称为“语料体小说”。     

说“文秀而质赢”——关于钟嵘《诗品》王粲条疏证

钟嵘《诗品》评王粲“文秀而质赢，在曹、刘间别构一体”，历代注《诗品》者于此句，或略而不注，或注而不详。其实“曹刘体”是代表的一种古雅的文学风格，所谓王粲“在曹、刘间别构一体”，是说王粲在曹、刘古雅之体外“别构”秀美一体。以秀为美的审美情趣是在玄学“清通简要”的学术方法的浸润影响下形成的。是长期孕育并脱胎于玄学“言意之辨”的理论之中的。王粲虽未以玄学名世，但他与玄学的两个思想根源有密切关系，其行为方式亦与玄风大盛之后的虚诞之风颇为相似，所以，他应是早期玄学风气中人。王粲既与玄学有如此密切之关系，那末，他在曹、刘古雅之体外“别构”秀美一体，也是符合学理逻辑的。     

汉唐间儒学的“学”“术”变迁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 ,儒学由民间学说变为官方的意识形态 ,导致了儒学“学”与“术”的分离。统治者侧重于在“术”的层面上利用儒学 ,而压抑儒家在“学”的层面上的思想追求。面对汉唐间社会现实的种种变迁以及佛教、道教、玄学、胡文化的冲击 ,儒家的“术”仍然持续顽强地发挥作用 ,而“学”却慢慢地衰落了 ,于是才有了韩愈强烈要求对儒学进行改革和恢复儒学本原“道统”的呼吁 ,这成为宋代新儒学产生的先导。     

陶渊明的人生观和玄学人生观

本文对罗宗强先生关于陶渊明的人生观是一种玄学人生观的观点提出了商榷,陶渊明人生观的基础是“躬耕自守”,他以此达到理想和现实的合一,而玄学人生观的实质是理想和现实的内部分立。玄学人生观是陶渊明人生观的思想来源,二者在精神上有相道,但更有实质性的差别,陶渊明的人生观并非玄学人生观的一种。     

陶渊明思想三题

一陶渊明与玄学关于陶渊明与玄学的关系,目前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他是“服膺‘自然’的玄学信仰者”,他的世界观是“玄学自然观”;一种意见认为他的思想“与魏晋玄是截然不同的”,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持这两种针锋相对意见的人,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都认为魏晋玄学是当时门阀土族的官方哲学,是唯心主义的。因而,持后一种意见的人就将陶渊明思想和玄学严格地区别开来,并以此为基点来论证陶渊明思想的进步意义;持前一种意见的人就判定陶渊明的“《形影神》诗是消了佛道迷信的毒,     

论政治、社会环境对王戎玄学思想的影响

王戎是琅邪王氏家族信奉玄学思想的关键人物,关于王戎的玄学思想的变化,根据不同的政治、社会环境对其玄学思想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信奉“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思想的时期,信奉积极的“自然与名教相同”的玄学思想的时期,信奉消极的“自然与名教相同”的玄学思想的时期。     

论政治、社会环境对王戎玄学思想的影响

王戎是琅邪王氏家族信奉玄学思想的关键人物,关于王戎的玄学思想的变化,根据不同的政治、社会环境对其玄学思想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信奉“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思想的时期,信奉积极的“自然与名教相同”的玄学思想的时期,信奉消极的“自然与名教相同”的玄学思想的时期。     

从孙绰《难八贤论》析东晋出处回归现象

从有关线索可以推知,孙绰<难八贤论>中所谓"八贤"为四士四僧.在<道贤论>中,孙绰又将竺法护、于法竺与山涛、阮籍分别相比.名士与名僧的并论,说明其时二者关系的密切.其共同点在于体玄识远,这一现象也从一个方面印证了东晋时玄释合流的倾向.     

论郭象的教育哲学观

魏晋玄学集大成都郭象的教育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 “名教即自然”的道德本体论，“各安其性”的人性论与义利观、玄学化的理想人格及其修养方法的三个层面。     

东晋玄言诗与佛教关系略说

东晋玄言诗风盛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中佛教对当时文人浸染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由于佛教的影响 ,孙绰、许询等玄言诗人一方面继承了郭璞五言诗创作以玄理入诗的作法 ,另一方面又扬弃了其中与玄理相伴的神仙家言 ,使得郭璞诗中尚存的“坎咏怀”的内涵与“飘飘而凌云”的审美感受消失殆尽 ,导致《诗》、《骚》体尽、“淡乎寡味”的玄言诗创作成为一时风尚     

游,魏晋士人寻归之路

走出两汉经学牢笼的魏晋士人,一时间失去了人生追求的目标,游观中日趋强烈的失落感,激发出深情的回归歌咏。他们首先在哲学的层面上,通过玄学论辩,设计构建新的人生归宿,同时又在各种“游”的活动中,寻归全新而又陌生的家园。因此,“游”的自由与洒脱、风度与风流的另一面,是失落家园的凄怆与感伤。     

寄酒为迹——读陶渊明的诗

一饮酒的风气,汉、魏、晋相沿。生活于晋宋易代的陶渊明,“性乐酒德”(颜延之《陶徵士诔》序),嗜酒成癖。而古代文人学士的饮酒与写诗,往往是紧紧相连的。所谓觞咏,就是饮酒作诗。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就是写作者与谢安、孙绰等41位文人学士在兰亭集会,饮酒赋诗。渊明的20首《饮酒》组诗,则是同一年秋夜醉后所作。而古代文人每每在诗中提到酒。象“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古诗十九首其八)“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