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批《史记》

未完成的金批《史记》的最大贡献,在于金圣叹看到这部作品的传人本质,抓住了中国文学发展中史传文学与小说、戏曲的关系这个重要链结,在三者的横向比较中,宏观地研究了三类文本在创作方法上的异同。这集中表现于在对《史记》与《水浒传》的比较批评中,他提出了“文”与“事”这一对概念,表达了对历史真实、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关系的认识。他认为,史家必须同时是文学家,述史必须与文学创作同步;修史者处理“文”与“事”的关系,应当以“文”为主,作为历史真实的“事”,不过是提供了创造艺术形象的材料－这就是《史记》已作出典范的“为文计,不为事计”。对于小说创作,上述原则更是题中之义。那么,可否轻视“事”呢？回答是否定的。但是,在史传与小说的创作中,情形并不一样：《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传》是“因文生事”。一“运”一“生”之间,史传文学在艺术创造上的局限性与小说的自在性已经了然,故从传承性看,小说之于史传,是青山于蓝而胜于蓝。在《史记》与《西厢记》的比较批评中,金圣叹认为其共同处是都纯熟地运用了戛然而止法和狮子滚球法。金批《史记》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在《才子必读古文》中以知人论世的态度,对九十余篇论赞进行评点。     

《史记》纪年的“我”

在非对话的语境中使用第一人称代词“我”字记载历史,是中国史学传统的一种特殊笔法。《史记》和《春秋》都有不少这样的“我”字。对《史记》这类“我”字作穷尽性检查,并与《春秋》的“我”字比较,可以了解《史记》这类“我”字的特点以及与《春秋》的“我”字用法的分别。     

《史记》揭示了周章的历史地位

《史记》采《世本》而勾勒出周章事迹,揭示周章在吴国和周王朝历史上的重要历史地位。《史记》较《世本》更细密,更具有历史价值。本文探讨《史记》与周章的关系。周章为何人？在江苏常熟市虞山仲雍墓南侧有一座墓,墓碑上刻有“古吴王周章陵墓”字样。     

《左传》与《史记》——《春秋左传义证》报告之二

司马迁撰《史记》，记录春秋一段历史，其史料的基本来源是《春秋》、《左传》，《国语》，《世本》及谱谍等先秦典籍。《史记·五帝本纪》说：“予观《春秋》、《国语》。”《汉书·司马迁传赞》：“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当然，先秦的各种史料对司马迁的影响是各不相同的，所起的作用大小也是有差异的。     

例析《汉书》部分继承《史记》“实录”精神

《汉书》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封建正史的又一部名著,“抒下情而通讽喻,宣上德而尽忠孝”、“润色鸿业”是班固创作《汉书》的指导精神,《汉书》成了帝王将相的家谱,“实录”精神远不及《史记》。虽然如此,但《汉书》对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还是作了一些较为客观的反映,对《史记》的实录精神还是有所继承的。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关于鲁迅论《史记》的一点思考

鲁迅评价《史记》的名言:“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前句后句之间是有联系的,“发愤著书”、“发于情、肆于心”是其核心所在。《离骚》之情对《史记》成为史家之绝唱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情感本是历史真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司马迁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能寓情于史,将历史的真情、历史的过程与自己的人生体验恰到好处地融汇为一部伟大的史著。     

司马迁编纂《史记》的史料来源考辨

《史记》是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贯穿古今、文史兼备的通史。本文旨在考辨《史记》编纂材料的来源及《史记》“其文直 ,其事核 ,不虚美 ,不隐恶”的可贵史德。进一步证明《史记》在我国历史上的贡献是巨大的 ,在文学上的影响是深远的。《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一生花费了大量心血搜集整理古代文献 ,保存了汉以前许多重要史籍 ,在中国和世界文化史上 ,都享有崇高的和不朽的地位     

《史记》文学性界说─—纪念司马迁诞辰2140周年

本文试图对《史记》文学性给予界定。它从前人对《史记》文学性的认识过程及今人对这一认识的分歧谈起，指出如今问题的症结和焦点已经不是《史记》是否使用了文学手法问题，而是《史记》是否具有文学创作的性质问题了。文章分别从道理上和实质上─—着重从所写内容对象（以人物为中心，对人物“为人”特别关注，使笔下人物具有了文学上“人学”的人的特点；写进了作者的人生体验、生活发现以及作者的理想、追求，是经过审美观照之后的审美创作）、作者的写作目的和动机（不但有历史家的强烈使命感，还有文学家的创作冲动；不但为中华民族述史，而且为中华民族写心，把自己作为民族的良心）、作品的表现方式和创作方法（重点从心理描写、人物语言、人物典型化考察分析）、以及将《史记》及《史记》据以为素材的那些先秦典籍中得到的实证几方面进行论证。同时，本文就《史记》文学性的概念、《史记》的文学创作性质与《史记》作为“实录”的关系作了简要界说。     

功业追尼父 千秋太史公——西汉史学家司马迁

汉武盛世，人才荟萃。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写的《史记》，既是一部伟大的史籍，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鲁迅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是对《史记》在史学和文学史上卓有成就的精辟评价。司马迁以人物为中心来记述历史，开创了纪传体的先河，成为历代史家编撰史书的范例。因此，他被称为“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     

《史记》的历史书写与司马迁的传播思想

《史记》的创作,既是一次大规模存史的努力,更是一次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实践。历史学是人类文化的重要载体,从这个角度看,司马迁的修史实践有着重要的传播学意义：《史记》的成书动机,体现着司马迁的人内传播思想;《史记》成书后“藏之名山”且沉寂多年的反传播现象,体现着司马迁作为史家的“史识”和人际传播思想;《史记》的历史书写,体现着司马迁在修史实践中的忧患意识,呈现出现代新闻人的历史身影,实现了作为承续道统之“士”的身份认同。     

论《史记》“快意恩仇“的基本类型

复仇与报恩是《史记》的重要内容之一。《史记》对“快意恩仇”的表达有其相对固定的模式,基本可归纳为以下五种类型:“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交友翻成仇”;“士为知己者死”;施恩非望报;父仇不共戴天,国仇无日或忘。《史记》对“快意恩仇”的着力描写与作者个人的遭遇以及社会理想有着密切关系。     

"史记学"史述略

以司马迁与《史记》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史记学”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总的来看，汉魏六朝是“史记学”的萌芽时期，唐宋是“史记学”的形成时期，元明是“史记学”的发展期，清代是“史记学”的高潮期。历代《史记》研究的丰富成果为当代“史记学”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史记》采《左传》材料类览

《史记》的创作受到《左传》的影响,《史记》的很多材料来源于《左传》,这在学术界已成定论。笔者运用文献资料法和归纳法,将《史记》采用《左传》之材料分为以下几类：《史记》对《左传》的材料剪辑摘要;《史记》对《左传》的材料归纳综合;基本引用《左传》原文或采用《左传》原意;《史记》在采用《左传》材料时,适当增加了文字以体现作者意图;《史记》与《左传》主要内容一致,但在细节上存在差异;《史记》中某些用词义项或某些说法可从《左传》中找到出处、原由。     

司马迁编纂《史记》的史料来源考辨

《史记》是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贯穿古今、史兼备的通史,本旨在考辨《史记》编纂材料的来源及《史记》“其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可贵史德,进一步证明《史记》在我国历史上的贡献是巨大的,在学上的影响是深远的。《史记》的作司马迁一生花费了大量心血搜集整理古代献,保存了汉以前许多重要史籍,在中国和世界化中外,都享有崇高的和不朽的地位。     

白寿彝先生和《史记》研究

白寿彝先生在《史记》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可以归纳为4个方面:以全面、贯通的史识,注重《史记》的思想性研究;从历史文献学和编纂学的角度,探讨《史记》在编纂体例上的创新和体裁上的综合运用;注重《史记》的表现手法及其在历史文学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善于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并发扬光大;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勇于突破僵化思想,运用科学的理论方法进行研究。白寿彝先生的《史记》研究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学术界占有突出地位,是建国后我国"史记学"发展所取得的重要成果,至今仍具有重大意义。     

视角新颖考论精湛--读《司马迁学术思想探源》

按照传统的分类方法,中国典籍可分为经、史、子、集四类。从表面上看,《史记》属于史部,但历代学者在谈论《史记》的文化品质时,又常常把《史记》归入子部。这是为什么呢?笔者以为,这与司马迁为《史记》树立起“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报任少卿书》)的标尺相关,与他借《史记》承担“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史记·太史公自序》)的思想相关。从这一意义上讲,深入研究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应该是《史记》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史上,《史记》堪称是雄视千古的杰作。它的出现不但打破了已有的史学秩序,而且为中国史学…     

《史记》采《左传》材料特点

《史记》的创作受到《左传》的影响,《史记》的很多材料来源于《左传》,这在学术界已成定论。笔者运用文献资料法与比较分析法,将《史记》与《左传》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史记》在采用《左传》的材料时,显现出以下特点:表现出司马迁独特的思想《史记》立场;兼顾到历史真实与艺术处理;显现出司马迁"爱奇"的审美观;语言更加通俗化。     

司马迁《史记》创作动因论 --从《太史公自序》说起

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动因是多方面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司马迁创作《史记》的终极目的，也是一个重要的创作动因。如果作进一步的考察，我们发现司马迁创作《史记》的直接动因是为了“事亲”、“事君”、“立身”而“以显父母”、扬名天下。本文试从司马迁“事亲”、“事君”、“立身”三方面来谈论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动因。     

《史记》人民性思想探微

学者多言《史记》中的人民性思想是司马迁主观思想的体现，这与事实不符。《史记》中的人民性思想，主要源出于三个因素：一是司马迁从维护刘家统治的立场出发，总结陈胜吴广起义的教训，要统治者切莫苛暴，以免造成官逼民反失天下的教训；二是司马迁自身的经历使其思想上产生强烈的反暴政精神；三是司马迁为使《史记》“成一家之言”，由是以不与圣人同是非的标准来总结历史经验。正是这些因素使《史记》在客观上有了人民性思想的特征。     

关于《史记》与《春秋》关系问题的几点思考

传统观点认为：《史记》继承了《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之精神,司马迁是以孔子第二自居的,故《史记》是第二部《春秋》。这种观点的偏差在于：既没有考虑到春秋与西汉两个时代社会政治形势的巨大差异,也没有顾及到司马迁与孔子千差万别的个人经历。孔子对春秋“乱世”无能为力而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通过“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来达到“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之目的,其着眼点在来世;而司马谈发凡起例的《史记》之创作目的一为“宣汉”,二为整合学术,为西汉统治者“献治安策”,以适应西汉大一统的政治需要,其着眼点在当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