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研究方法的直观性检讨

<正> 作家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式,同时又是文学研究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它虽不等同于文学研究,但又与文学研究密不可分。 作家之所以称为“作家”,是因为他写有作品,所以作家离不开作品。而作家要写作品,又总要表现一定的社会生活,因而作家又离不开现实。作家创作的目的是要让读者看,使读者得到教益,得到美的享受,因而作家离不开读者。因此,研究作家离不开研究作品、研究现实、研究读者。在这点上说,作家研究是与对文学生产的各个环节进行思考紧密相关的。但作家毕竟是整个文学     

论伍尔夫后期创作的匿名意念

弗吉尼亚·伍尔夫是女权主义运动的经典作家,在创作后期,她摆脱了女性作家的身份焦虑及社会荣誉、头衔、地位等对作家精神的束缚,奉行“匿名”哲学,坚持“局外人”立场。在创作上积极转向大众,关注原始的天然之声;鼓励普通读者介入文学,努力弥合作者与读者之间的鸿沟。     

“有意味的形式”——简析伍尔夫意识流手法在《海浪》中的创新

“意识流”小说是有影响的文学流派.本文以“意识流”文学的代表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为主题.探讨和总结其艺术手法,无论对于指导读者的鉴赏还是作家的创作,都具有重要意义.     

儿童文学纯真幸福童年的陪伴与守护

儿童为什么要阅读儿童文学?首先,它是“以儿童为本位的文学”。儿童文学是充分考虑到儿童的理解能力和审美需要而创作的文学。儿童文学独立于成人文学之外,从本质上是因为它将儿童当作首要的读者对象,对儿童文学的儿童中心、儿童本位立场,儿童文学作家们都有明确的认同并反映于     

走在时尚前面一点──试论汪曾祺小说的先锋性

汪曾祺小说的先锋性,体现在情节淡化、主题弱化与结构零散化;小说本体的自觉;传统文学、外国文学与民间文学三“打通”;作家、读者共同创作的“空白”论等四个方面。汪曾祺的创作具有重大的变革意义,正是王蒙与汪曾祺引领当代中国文学走出新时期,进入后新时期。     

“五四“及二十年代前半期的知识分子小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小说史论之一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小说,特别是其中的经典之作,已成为当代知识分子文学的源头和先导,是当今作家创作知识分子题材作品和当今读者解读知识分子题材作品的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和参照系统。“五四”及二十年代前半期,是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高峰,鲁迅是第一个、也是最伟大的开拓者,叶绍钧是中坚,张闻天的《路途》有其特殊意义,其他“三派四种”中的作品是其“平均分数”,多写感受,少写性格是其特点,也是其弱点。     

古代文论中的"气象"观

“气象”是古代文论的独特范畴,其内涵是指某时代文学或具体作家、作品的总体风貌。它具有宏观整体性、不可分割性、模糊朦胧性、形象可感性等特征。文学“气象”的根源在于作家的生命精神。“气象”不同于风格,又与风格有相同重合处。     

东方现代“流散文学”与索因卡研究——从《索因卡戏剧研究》说起

东方现代“流散文学”是20世纪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现象,体现了现代化、全球化过程中东方社会文化多元发展和艰难选择的一个侧面。东方现代“流散文学”表现出不同于古代“流散文学”的特点：规模和影响远胜于古代;不再对异质文化充满新奇感和紧张感。将索因卡当作“后殖民主义作家”的代表,已是学界的共识,但从东方现代“流散文学”的谱系中来考察索因卡,我们认为他是现代非洲典型的流散作家,既有穿梭于本土与西方的生命体验和文化感受,也有非洲作家“本土流散”的深刻体悟,更有创作中文化身份问题的思考。不同于一般流散作家具有的身份困惑和焦虑,索因卡更多地认同异质文化的融合和人类的进步与自由,从东方现代“流散文学”的视角能更好地揭示索因卡文学世界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文学虚构和想象的品质问题

现代关于文学的虚构本质说十分流行,这无形中纵容了作家们在虚构与想象上的冒险甚至是胡编乱造,导致文学虚构与想象的品质有下滑之虞。对此,本文主张文学虚构和想象应该有一定的限度,有其方向和目标。因为作家创作会有意向性,读者接受也会有“可能”和“可信”原则。严肃文学有其深度目标,不同的文学类型或创作方法也有各自的规则或惯例。为了进一步提升虚构与想象之品质,作家们应该有更高的标准或努力方向,比如审美性和独创性。     

铁凝文艺观念初理

铁凝的文艺观念涉及生活与创作、小说和散文、作家与读者的关系等问题。其中，挖掘生活中“属于文学的东西”；“散文的不可制作性”；创作要表现“人类心灵能够共同感受到的东西”等，是铁凝文艺观念中的闪光点。     

当代文学批评中的“张恨水现象”

张恨水是自古洎今罕见的高产通俗文学大家。他特立独行于现代文坛,却被冷落于现代文学批评。真正学术性的张恨水研究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大体经历了辩诬、定位、深化三个阶段。这一历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文学批评前进的轨迹与精神风貌。     

“英雄无父”母题在中国叙事中的运用

＂英雄无父＂母题是古代民间叙事史诗中的一个共享性的母题。它在中国叙事文学中被大量运用。从远古时期的历史记载到当代的电视剧创作中,都能看到它的身影。而且它不只是叙述着故事,同时也对塑造中国文化经验起着重要作用。文章试图从＂英雄无父＂母题在中国叙事文学的发生与演变中,找出中国民间文本被规约的过程与结果。     

生命意识的颂扬与群族意识的重建——“仰阿莎”电视文学剧本改编的文化解读

《仰阿莎》是流传在贵州黔东南地区一部苗族古歌,21世纪初被改编为电视文学剧本,从苗族地区的民间传唱成为流向全国的文学剧本。改编者将祖先传承的具有独特民族语言与文化的口传文学通过文学的手段进行改编、重组,不仅对本民族的生命意识进行热情的颂扬,同时通过对很多苗族文化“碎片”进行重新整合,重建自己的群族意识,并在现代社会构建起自己的族群文化体系．     

剑门蜀道古诗情怀解读

剑门蜀道集险、雄、幽、秀于一体,名震中外。古往今来,无数墨客骚人纷至沓来,他们寄身于瀚墨、见意于篇章,成就了汪汪洋洋的剑门蜀道诗歌。剑门蜀道诗歌按时间可以划分为古典诗歌和现代诗歌,在一千四百余篇古典诗歌中,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表达建功立业难于上青天的人生感慨;二、抒写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三、抒发对剑门蜀道景致、历史、古迹的感怀。     

《汉语大词典》疑误五则

“介介”条下所引书证无文献依据,而释为“细微”,亦有可商。“漏”字所列书证1、3,其义为“罅隙”,不能理解为“补充”。“胡子”一词指的是胡人,泛指古代北方边地及西域各族之人,非谓“多须的人”。《论语》“发愤”,谓深入探究郁结于胸而未得其解的知识或学问。“鱼米之乡”非谓“盛产鱼类和稻米等的富庶地方”,而是特指盛产鱼类的地方,即“鱼为米之乡”。“鱼米”是主谓词组,作“乡”的定语。     

中西文学中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神话溯源

文学以其博大精深的智慧在世界文化宝库中熠熠生辉，并折射出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在探索东西方文学中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根源时，古代神话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作为古代人类精神活动的智慧之果，神话最早地表现了原始先民的思想感情和精神世界。研究古代神话所体现的精神内涵与文学作品的价值取向，对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各民族的伟大精神有着重要的意义。     

论“文宗”的内涵演变和文学史意义

＂文宗＂是一个尊称,也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文学史现象。它是作家批评用语,文学史叙述与评价的术语。＂文宗＂有当代评价和异代评价之别,其文学史意义为：当代评价受社会学因素影响,本身就是一个文学史景观;异代评价,是历史的评价,是文学史认识过程。     

《基督山伯爵》和《赵氏孤儿》复仇主题的异同比较

复仇是古今中外文学的一个恒常主题,广泛地存在于文学作品中,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各自所代表的文学、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其中《基督山伯爵》和《赵氏孤儿》是中西方表现复仇主题的经典作品。两部作品都是写复仇故事,但二者在复仇动因、复仇者心理及性格等方面所表现的复仇主题存在很多差异,二者在复仇主题方面的差异与各自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民族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有很大的关系。     

浅析“品”字形结构汉字的文化意蕴

在《说文解字》中,“品”字形结构的汉字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类文字一般都是表意的。考察它们的组成结构对于令人理解古代文化社会有很大帮助。“品”字形结构的汉字具有很强的文化意蕴。体现了汉民族的文化特点,它反映了我国古代人们数的概念、哲学思想以及人们的物质、精神生活和平衡美的审美感受。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

“典型作为他者,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为文本”过程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人物的非中心化“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解构的表现;典型事件向他者视角的演变,在于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消解;典型环境演变成为“平面化的‘他者’在场”,源于后现代主义对深度的消解．与此同时,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也出现了“泛精英、大众、反精英”形式,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拆解,能够发现嘴英——大众——反精英”的过程也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文”的不同层次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