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当得利制度之理论研究

我国涉及不当得利制度的现行规定仅有两个条文 (《民法通则》第 92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第 131条 ) ,其规定过于原则和概括 ,而且无立法上的解释和说明 ,这就给不当得利在法律上的适用造成了困难。文章从不当得利的制度沿革、理论基础、构成要件、请求权竞合等角度 ,作一些探讨 ,以期能将这一制度更加明确 ,使之更充分地发挥调整社会生活的法律功能。     

《民法典》必留份适用范围和资格精确化的体系进路

《民法典》第1159条第2分句将必留份制度扩张至法定继承和民事执行法,同时《民法典》第1131条遗产酌给请求权降低了《继承法》第14条的实质标准,在法定继承范围内,必留份制度扩张的法律效果是引起了法典体系的不协调,实际上架空了第1131条。因此,有必要放弃第1159条第2分句,让遗产酌给请求权只适用于法定继承,让必留份制度回归遗嘱继承、遗赠领域,在遗产处理时将必留份制度中“必要的遗产”与《民事诉讼法》第251条之“生活必需品”作统一解释。为防止必留份制度重新被改造成特留份制度,应建立《民法典》第1141条必留份制度与婚姻家庭法上法定扶养义务的体系关联,必留份权利人的资格应结合法定扶养义务进行次序安排。     

无效施工合同折价补偿规则研究——以请求权基础为视角

无效施工合同折价补偿制度自《民法典》第七百九十三条确立了“可以参照合同”折价补偿之后,研究重点逐渐从如何折价补偿的技术性问题向折价补偿的请求权基础方面转移。以不当得利请求权为折价补偿的研究进路,通过分析无效施工合同折价补偿的请求权行使规则,发现我国在规则设置与司法实践中存在请求权基础判定不明、折价补偿计价方式存在争议、参照合同约定缺陷突出等问题。结合债之种类的发展,从折价补偿应明确适用不当得利之债规范的角度,提出参照合同约定与市场客观价值两种方式的适用情形,同时提出应逐步构建我国的清算之债制度,避免价款性质争议与计算冲突。     

论我国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制度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了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概念,同时也创建了我国民诉法的元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制度。针对实践中乱列、错列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行为,明确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确定标准甚为必要。此外,我国现行民事程序法和实体法中很多条文都明确规定了可以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情形,进一步完善了该制度。     

自动化决策权利对抗体系的完善——《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4条的解释论进路

《个人信息保护法》在第24条规定了包括免于自动化决策约束权在内的诸多对抗算法的请求权类型。但本规范存在法律性质不清、概念内涵模糊、利益关系失衡以及程序性救济手段缺失等问题。第24条兼具禁止性规定和权利性规定的性质;就具体规范内涵而言,其中“重大影响”限于对信息主体之权利义务存在实质性负面影响;“用户画像”不仅限于基于个人信息的个体用户画像,而且也包括基于相同或者相似群体的用户画像;“决策公平合理”要求数据处理者在数据处理过程中承担合理分析义务;另外,个性化推送也应当纳入广义自动化决策的概念之中。在此基础上,从实体层面和程序层面继续完善自动化决策请求权对抗体系。     

受援人对法律援助承办者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基础体系——基于对《法律援助法》第63条的考察

《法律援助法》第63条列举了法律援助人员损害受援人利益的主要情形并规定相应的行政处罚,但是,行政处罚不能直接弥补受援人的损失。对于已经造成的受援人损失问题,可以通过法律援助人员及其所在机构承担民事责任得到解决。不同情形下民事责任的请求权基础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法律援助人员怠于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请求权基础是《民法典》第929条第1款规定;法律援助人员擅自终止提供法律援助的请求权基础是《民法典》第933条规定;法律援助人员收取受援人财物的请求权基础是《民法典》第985条规定;法律援助人员泄露个人隐私的请求权基础是《民法典》1165条第1款和第1167条之规定。     

论公司对违反竞业禁止义务董事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兼评我国《公司法》第61条第1款

我国《公司法》第61条第1款只规定了归入权,未规定损害赔偿请求权,使得公司因董事违反竞业禁止义务而遭受的损害难以充分地弥补,因此,通过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主体、诉讼时效、与归入权的关系及其处理以及损害赔偿的范围的明确界定,使权利主体能充分、有效、及时地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是构建现代公司制度、完善公司法律制度的必然选择,同时,也可为完善我国《公司法》第61条第1款的规定做出必要的准备.     

我国刑法对累犯适用主体规定的不足及其立法完善

刑法修正案（八）对未成年人累犯制度所作的修改体现的是我国刑事政策宽与严的对接。根据第六条规定,未成年人犯罪一律不构成累犯,体现了我国对未成年人“德主刑辅”的政策,但一味地轻判会过分纵容犯罪,因此这一规定仍存在值得商榷之处。对于未成年人是否适用累犯规定,应当根据实际情况而论,笼统地规定适用或不适用,都会带来较明显的不利后果。第七条规定的条文中并未明确未成年人犯罪与特别累犯的关系,应当通过目的和体系解释予以明确。     

论对他人不动产进行物之增添的法律效果

我国实证法中并没有添附制度的规定,对他人不动产进行增添的法律调整主要存在于民法通则司法解释第86条.通过对该条的分析,发现它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达到和添附制度相似的结果,只不过需要对其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修正,并添加合理的裁判标准.     

附条件法律行为中的“条件”及其规制

在在法律行为中,动机一般不是行为构成要素,通常也不能在法律层面对其予以规范和调整。但附条件法律行为则是将行为人的动机附加于法律行为之中,从而使动机受到法律的规范与调整。然而,法律如何对其规范与调整,在我国目前的立法中无明确条文规定,在学术研究中同样未受到应有的注意。本文通过对附条件法律行为中“条件”的梳理与检视,以期为立法层面上对附条件法律行为的规制提供建议。     

关于教育考试制度编入教育法典的若干思考

教育考试制度是国家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该制度在治理层面存在法律规范体系不健全、价值理念单一、某些具体制度可能违背法律保留原则等问题。在教育法典编纂的背景下,需要对包括教育考试制度在内的教育法制进行体系化重构。在教育法典总则中,应通过提取教育考试的“公因式”,规定教育考试的原则性、通行性、一般性规范;在教育法典分则中,应根据不同教育考试类型规定相应的考试主体及其权利义务、考试实施流程、考试监督及争议解决机制。     

论《民法典》第九百九十六条中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性质

《民法典》第九百九十六条的立法意旨在于解决因纯粹违约行为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场合,受损害人无法得到完全救济的法律问题。第九百九十六条中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性质为侵权请求权,在法条适用中受损害人可以同时请求违约人承担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因为该法条是为充分保护边缘案例的受损害人而排除责任竞合的特殊规定。     

析《瑞士债法典》中有关收益和风险转让的相关规定

根据《瑞士债法典》第185条的规定：“合同标的物之收益与风险于合同成立时转移至买受人”。那么，如合同成立时出卖人和买受人并非同时履行各自的义务，法律对于收益和风险及所有权的转移又是如何规定的呢?本文将对这一问题做一介绍。     

论教育法典的生成路径

我国刑法、民法典的制定能够为教育法典的生成路径提供有益借鉴。教育法典制定应遵循宪法和党的教育方针、照应其他部门法、构建协调的体系、条文具有可操作性等指导理念,吸收、借鉴教育法律的规定,转化教育法规、规章的内容,关注校规校纪的共性问题,借鉴国外立法的经验等,创设填补空白的条文的。教育法典编纂的客观需求意味着汇编式的教育法典制定方式“此路不通”。教育法典草案应经过充分竞争,吸收各种版本的长处,融合专业思维和大众智慧,努力提升教育法典的立法质量。     

论最高额抵押的债权特点及其范围

《物权法》第203条之规定即对最高额抵押概念予以了法律的界定。但此法条中未有明确界定最高额抵押所担保的债权特点和范围，仅以“最高额限度内”“一定期间内”“将要连续发生的债权”等概念作为定语，使得理解和适用该条法律存在着不确定性，因此本文的目的就在于明确最高额抵押债权的特点及其范围，并同时厘定“最高额限度内”“一定期间内”“将要连续发生的债权”等概念的内涵。     

论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司法适用及完善

《民法典》规定，离婚经济补偿范围包括夫妻法定财产制和约定财产制，体现了对负担较多家事义务一方的救济。但仅通过一个条文规定家事义务负担较多一方有离婚经济补偿请求权，从司法视角审视，该制度存在司法适用率低及司法适用规则不完善方面的不足。文章以实现法律功能性价值为目标，运用法解释学研究方法，根据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理论依据与司法适用现状，提出完善其司法适用规则，增强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性。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刍议

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是一种基于法律直接规定的请求权。在责任认定上必须把握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构成要件。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在目前仍然存在不少缺陷,因此,在程序上,应明确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是一项实体权利;对因婚外同居造成当事人损害的赔偿性质、标准、幅度、责任主体范围等尽快做出明确规定;从法律上对无过错方的举证责任适当放宽条件,或者在特定的情况下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应当制定相应的法律措施预防逃避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发生。     

两年普通诉讼时效的反思

我国《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适用所有可适用诉讼时效的请求权。目前这两年普通诉讼时效的规定无论在立法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均存在诸多不完善的地方,不适应我国的具体国情。本文拟从两年的普通诉讼时效制度的弊端出发,分析其本身的法律价值,并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重新确定普通诉讼时效的期间。     

论票据抗辩制度的修订与完善——从一件票据返还请求权纠纷案件引起的思考

票据抗辩可以表述为：债务人为免除票据载明的支付义务而针对票据的客观真实性、出票行为、背书行为、票据关系人等实体问题以及持票人主张权利的程序问题提出的一切异议的总称。票据抗辩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可以分为主动抗辩和被动抗辩、程序抗辩和实体抗辩、对人抗辩和对票抗辩、绝对抗辩和相对抗辩。票据的无因性是相对的,即票据基础关系仅限在出票人转让票据时与收票人之间有要求,以及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票据当事人之间有要求。建议对《票据法》第10条作相应的修改。关于票据返还请求权纠纷的管辖问题,存在法律和司法解释的冲突,建议将《规定》中关于票据纠纷管辖问题修改为与《民事诉讼法》第27条一致的规定,或将《规定》第7条修改为：“因票据返还请求权纠纷提起的诉讼,由票据支付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其他非票据权利纠纷提起的诉讼,依法由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     

论“善意”在“恶意”在民法上的适用

“善意”与“恶意”在民法学中虽没有明确的定义，但在民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常被运用，如在善意取得制度、表见代理制度、添附财产的归属以及非法占有人返还占有物等问题上，行为人的善意与恶意对其行为的法律后果存在着极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