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文字的得声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它和语音是分不开的。汉字虽然不是拼音文字,但声韵条理具在,后人可以由形求声,由声求义。清代学者段玉裁说过:“圣人之造字,有义以有音,有音以有形。学者之识字,必审形以知音,审音以知义。”(《说文解字叙》注)这话是很对的。汉字大部分是形声字。《说文解字》九千三百五十三文中,形声字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后来增加的字大都是形声字。形声字有声符,可以由形求声,由声求义。非形声字没有声符,就不易探求声义。而形声字因语音转变,声符失去代表性,后人也难于探求声义。这就     

方以智《通雅》"因声求义"的实践

通过分析方以智“因声求义”的实践,认为方氏不但在“因声求义”的范围上大大超过前代,而且在方法上亦有所突破。并且由于其对古音学的重视与研究,取得的成果也是显著的。称方氏是清代王氏父子之前较为科学地运用“因声求义”的第一人当不为过。     

论《说文段注》因声求义

在所有注释、研究《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的著作中,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以下简称《说文注》或《段注》)可以说是成就最大、影响最深的一部。当时以及后世的学术界一直给予极高的评价。段氏《说文注》的学术价值是多方面的,本文仅就其在词义训诂方面因声求义的问题进行讨论。主要内容是:一、考察段氏《说文注》为贯彻因声求义的原则所采取的一些具体作法;二、考察段氏《说文注》因声求义的局限性。     

《毛诗正义》“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探析

《毛诗正义》是孔颖达奉唐太宗诏命编撰的《五经正义》之一,“因声求义”是一种利用语音和语义的关系,通过声音来探求词义的传统训诂方法.《毛诗正义》中孔颖达“因声求义”的训诂实践,实际是对东汉郑玄“因声求义”训诂原则的继承和发展,又为清人“因声求义”的提出奠定了基础.孔颖达“因声求义”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了传统训诂学关于音义关系的研究,促进了传统训诂学的发展.     

试论方以智对戴侗“因声求义”的继承与发展

“因声求义”是通过考求古音以求古义的训诂方法。戴侗通过对语言文字产生原因和过程的考究推测,成为最早提出“因声求义”的人。方以智继承了戴氏的思想,并在自己古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欲通古义,先通古音”,在方言的运用、假借和通假等用字情况的处理、同源词研究等方面对戴侗的学说加以发展,为后世乾嘉学者运用这一方法并走向训诂高峰作出了贡献。     

章太炎《成均图》对戴震《转语》的继承和发展

戴震《转语》一书提出“疑于义者以声求之 ,疑于声者以义正之”的“因声求义”原则 ,建立了周秦古音阴阳入三足鼎立的系统 ;章太炎继承戴氏“转语之法”和“音转义通”的理论 ,创为表示韵部流转关系的《成均图》 ,用来说明文字转注、假借和孳乳之条例。其间之承继关系显而易见。     

王氏四种韵转考

1.0 古代汉语由于历史音变、方言音变以及文字通假等原因,导致语音产生流转,通称为音转。音转包括声转和韵转两个方面。清人言音转者,当首推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他们在其代表作《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经义述闻》、《经传释词》(简称“王氏四种”)四部著作中,不但提出了许多精湛的音转理论,而且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运用因声求义的方法,对先秦两汉文献进行了深入细致的     

试论方以智《通雅》的训诂学成就

方以智小学方面最突出的成就在于训诂学。他在训诂材料的运用上,广稽金石材料、征考方言俗语、参取笔记小说;在训诂方法上,方以智最大的成就是因声求义,提出了“欲通古义,先通古音”的原则,并以此在联绵字研究、破通假字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     

《通雅》与“考古”、“审音”

方以智的《通雅》已广泛运用“考古”、“审音”的方法研究古音。考古包括考析古书异、历代反切、声训、方言、韵脚字、金石古异体、谐声字等，审音包括审辨辅音的发音部位与发音方法、元音的舌位前后高低与唇形圆展等。     

小议《广雅疏证》的“因声求义”

因声求义作为传统训诂方法之一,虽早在汉代已出现,但缺少系统化、理论化。清代是训诂学的鼎盛时期,顾炎武、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等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为＂因声求义＂这一学说做出了重要贡献。《广雅疏证》借助＂因声求义＂的理论,在同源字、连绵字、通假字等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释 “佞”

《说文解字》大徐本、段注本对"佞"的六书分析不同,大徐本云"从女信省",段注本云"从女仁声"。本文运用据形索义、因声求义等方法,搜集相关文献材料,对"佞"字的音、形、义进行考辨,揭示了"佞"的词义演变过程,从而证明"佞"当依段注本作"从女仁声"。     

《说文段注》明假借论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是我国传统语言学的鼎盛时期,许多著名学者并世而起,音韵、训诂专著应时而生,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则是其中光彩夺目的一颗明珠。是时,随着古音研究的深入,训沽学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其中最突出的成就是因声求义,《说文段注》与其他注释《说文》的著作相比,其特色也就在此,所以王念孙誉之为“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矣”。《说文段注》的因声求义主要体现为明假借、求语源、系同源三方面。本文拟总结《说文段注》明假借的理论,以期有益于训诂学研究及古籍整理工作。段玉裁对于假借无专文论述,其观点主要散见于《说文段注》和《六书音均表》中,我     

因声求义之历史沿革及其推阐

因声求义是一项重要的训诂方法。前人和时贤在一些训诂学著作中都有相关的论述,但都局限于具体实践,没有从历史的角度去阐述其流变。这一方法经历了从声训到右文说再到因声求义这样一个发展演进的过程。因声求义在清代走向成熟,清代学者利用它在训诂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后世树立了典范。它存在的依据是由于汉语中存在通假字、同源词、联绵词和音转等语言现象。因此,因声求义的具体实践也就体现在破通假、系联同源词、释联绵词和考证方言四个方面。     

论声与诗的关系

为什么在人们读到李义山《无题》诗“芙蓉塘外有轻雷”这一名句的“外”字时,仿佛已有一种对雷声自远而近的感觉?除了修辞学上的所谓炼字之外,还因为它同字音本身所蕴含的意义有关。刘师培《字义起于字音说下》云：“古人制字,字义即寄于所从之声。就声求义,而隐谊毕呈。”清人王士祯在《倚声集序》也说：“善读诗者,由声以考义。”刘、王所说,双双道出其中奥秘。所以,在古典诗歌中,声的重要作用不可忽视。本文拟对声与诗的问题谈谈看法。先举一个浅近的实例。汉语的“飞”字,《说文解字》的解释是取意于鸟类的鼓翼、虫类的拍翅。如果从语音学的角度来分析,“飞”音Fei[Fei]。其中,发f时,是一种断断续续、颤动磨擦的声音,这就如同鸟类举翼、虫类振翅一样。e、i两音,前者音响较后者为低,读时会发现它们之间高低、前后     

因声求气 返璞归真

<正>《沁园春·长沙》是高一的起始篇目,这个时候的学生正充满好奇和热情,特级教师李仁甫正是借着这样一份激情因声求气带领学生完成对这首词的解读,可谓返璞归真,浑然天成。"因声求气"是清代桐城派作家刘大櫆提出的,"声"指节奏、音调平仄、押韵,"气"指情感、气势,"因声求气"就是通过感受诗文语言的节奏来把握     

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的"因文求义"

长期以来，对传统训诂方法的研究一般多注重“以形索义”、“因声求义”等训诂方法，而对“因求义”较少论及。其实，“因求义”是历代训诂家常用的一种重要训诂方法，它注重在具体语言环境中来区分与确定词义。段玉裁在《说解字注》中多次提到这种训诂方法，认为它在区别本义、引申义、假借义以及同义词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对段注中有关“因求义”的大量语言事实与以《说》释义与《诗经》毛传为代表的训诂材料进行对比研究，可以看出“因求义”有其特定的理论依据和判别方法。     

《释名》训释条例略说—兼谈与“ 声训”有关的几个问题

本文先探讨“声训”的内涵及性质问题,然后将《释名》的训释条例归纳为六个方面.认为《释名》是一部以声训为主而兼用了义训、形训的语源学专著.本文还对“声训”和“因声求义”的关系进行了辨析,认为“声训”是一种训释条例,其表现形式多为判断式,而“因声求义”则是一种训诂理论和方法,其实质是“就古音以求古义”,其运用主要是破假借以求本字,探寻连绵字的流变,确认字词的同源、同族关系.     

“合二而一”论的调和论实质

一、不能把吕大临、方以智的思想充作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在7月17日《人民日报》所载王中、郭佩衡同志的文章中,摘抄了一些杨献珍同志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见解。其中,杨献珍同志一再把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说成就是古人吕大临的“合有无谓之玄”(注)与方以智的“合二而一”论。我以为,这种做法是反历史主义的。其结果,必将马克思主义降低到吕大临、方以智的水平,从根本上曲解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重要原理。吕大临、方以智都是中国封建制末期的思想家。他们所处的时代以及他们自己的阶级地位、知识水平,都使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发现科学的对立统一规律。     

浅议《通雅》的训诂特色

《通雅》是方以智的一部训诂专著,丰富的编纂内容和完备的编纂体例,以及突出的声训方式和全面的考证材料,都显示出了《通雅》在训诂方面的独特价值。     

古音与训诂

语音是语言的物质载体,在约定俗成的基础上,音义之间建立了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古代学者提出“义存乎声”,因而可以“因声求义”,这是训诂学上的一个伟大发现。因声求义的目标,在于根据早期的语音关系,探求它的信息内容。就古音以求古义,是对“义存乎声”这一原理的具体运用。学习训诂学应该具备先秦古音知识。训沽所用古音知识,要求了解声韵系统,确定字的声韵类别,掌握声韵转化的具体条件,对音转义通现象作出合乎规律的解释。